见之不但厌而且恨！从上海滩打虎到台北争位，蒋经国与孔令侃恩怨

1948年10月，上海永嘉路孔家宅院的中秋饭桌上只有三个人：宋美龄坐在中间，左边是蒋经国，右边是孔令侃。

桌上月饼没动，话已经说到刀刀见血的地步。宋美龄说“你们是手足，没有理由互斗”，蒋经国要孔令侃顾全大局，孔令侃当场翻脸——“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蒋经国甩下一句“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说完头也不回走了出去。孔令侃冲着表兄的背影怒喊：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墙，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

这场冲突，不仅意味着蒋经国在上海两个月苦心搭建的整肃权威，在孔家表弟面前轰然倒塌，更象征着国民党政权已经腐烂透底，无可救药。

这并非危言耸听，亦或历史的夸张。

在蒋孔发生冲突的1948年，法币发行额达到六百六十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六百余万倍。上海六月份的米价涨到每石一千八百万元，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

蒋介石下决心发行金圆券，派蒋经国以经济管制督导员身份坐镇上海，口号喊得震天响——“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蒋经国到上海后确实下了狠手。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因泄密牟利被枪决，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被公审枪毙，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以金融投机罪判了八个月。那阵子上海的物价确实稳住了，市民排队把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真有人相信“小蒋”能动真格。

但杜月笙不是吃素的。儿子被抓之后，他在蒋经国召集的工商巨头会议上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一致要求，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

杜月笙把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推到了台面上，其中的逻辑很朴素：你蒋经国打了我儿子，可以，但你不能只打杜家的老虎，放过孔家的老虎。

蒋经国当众宣称：“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扬子公司是什么来头？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46年1月，以民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登记，出资人除孔氏家族外还包括杜月笙、范绍增等人，总部设在上海，在汉口、福州、南京、香港、天津等地有分公司，在纽约设有扬子贸易公司，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

孔令侃这个人，家里有个外号叫“小霸王”。宋霭龄自己就这么叫他，对他的调皮捣蛋也无计可施。1933年他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学校规定学生不得晚归、必须住校，他经常邀请同学去舞场跳舞，回来太晚校门关了就越墙而入，有时索性通宵不返校。

他在校期间单独住一个房间，别的学生三四个人一间。1936年大学毕业后任财政部特务秘书，后来到香港主持中央信托局驻港业务，在那里私设了一部秘密电台，搜集香港金银外汇证券行情及港澳各界名流言行，随时向重庆孔祥熙官邸汇报，1939年被港英当局查获，将其逐出香港。

去美国的途中，他在马尼拉与盛升颐的前妻、年近四十的白兰花结了婚，当时他只有二十三岁。

1943年宋美龄访美，孔令侃是随行秘书。抗战胜利后他办起扬子公司，通过特权倒卖联合国援华物资，大规模非法套汇，肆无忌惮地破坏进出口限额政策。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进口贸易暂行办法，在进口许可证批准被搁置的那段时间里，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和宋子良的孚中公司获批一百一十二张之多。傅斯年接连撰发《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文章，抨击孔宋结党营私、祸害国家。

蒋经国心里很清楚查处扬子公司意味着什么。宋美龄没有生育子女，对孔令侃宠爱有加，视如己出。孔令侃自认为后台硬，根本不把蒋经国的经济管制法令放在眼里。

蒋经国到上海后规定午夜十二点以后宵禁，不许通行，可孔令侃偏偏于宵禁时开车闯关而过；明令不准囤积居奇，可孔令侃偏偏顶风大量囤积物资，弄得上海滩路人皆知。

在这样的背景下，杜月笙把话摆到了台面上，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派了监察委员熊在渭和金越光到上海调查。蒋经国没有退路，在全社会的关注下，10月7日，蒋经国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扬子公司，但孔令侃并没有像荣鸿元、杜维屏那样锒铛入狱。

贾亦斌是蒋经国的亲信，他专程到逸村二号去找蒋经国，开门见山就问：孔令侃案你到底办不办？此案若不办理，岂不真如报纸所说，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骗局？蒋经国被逼急了，用沙哑的喉咙喊出来：“孔令侃又没有犯法，叫我如何办他？”

贾亦斌一拍桌子站起来：“孔令侃没犯法谁犯法？你这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连我都骗不过！”

贾亦斌回到寓所，掌灯伏案，给蒋经国写了十四页的长信，叙述他的失望：“我原本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但仍寄希望在君身上……但是这件事点醒我，君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蒋经国事后告诉贾亦斌一句话：“我无法忠孝两全。”

贾亦斌离开上海，当年年底之前就与中共取得联系，开始秘密合作。

一个人的失望，变成了一群人的离心。

蒋介石当时正在北平部署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宋美龄急电北平，说上海出了大事，要他火速返回处理。蒋介石只好将一切托付给傅作义，坐着“美龄号”专机飞赴上海。

10月8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宋美龄屏挡了一切人，连蒋经国都没见成，她独自对蒋介石反复陈述扬子公司案的利害关系。

10月18日，蒋介石又就监察委员调查扬子公司的举动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电报里说得很直接：“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业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雇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

蒋介石在国事和家事的天平上，最终选择了偏向家事，扬子公司案从此烟消云散。

监察院后来发布纠举书，指出孔令侃有仗势逃税、囤积居奇、非法牟利之嫌，扬子建业公司应受停业处分，涉及司法部分应移送法院办理，但最终也不了了之。大肆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被勒令停刊。

经济管制从8月20日到11月1日，寿命仅维持了七十天。

蒋经国向上海市民发表声明道歉，承认“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但他的口气里带着不甘：“我绝不愿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任何人身上去，我坚决相信，自己所指出的《上海何处去》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

话说得很硬，但是局面已经塌了。

市场信心瞬崩溃，金圆券从此一路贬值。此后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二十多倍，米价从一石二十元直涨至两千元。十一个月后，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

这场失败对蒋经国个人的打击，远不止经济管制本身。他在上海的两个月，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真正尝试以铁腕方式解决国民党政权的痼疾，但刀落到孔令侃头上的时候，他发现刀柄不在自己手里。

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在整理蒋经国日记时注意到，蒋介石日记里“都是谈国事，家事谈的很少”，蒋经国则谈很多家事，1975年的日记里写下了“处理家事比处理公务难”这句话。

1975年年初，蒋介石病危，孔令侃从纽约飞到台北探病。蒋经国在3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见之不但厌，而且恨，此人对公对私，皆害了不少。”

到了1978年他当上“总统”之后，日记里对孔令侃的怒气依然没有消散，写下了“孔家之阴魂一日不消灭，我蒋家就没有一天安宁了”这样的话。他在日记里还形容孔令伟为“妖怪”，对孔宋兄妹毫不掩饰极度厌恶。

蒋经国对孔家二代，心态如此恶劣，很显然，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私人恩怨。

1949年之后孔令侃移居美国，表面上是经商，实际上他的角色远不止商人。他在美国经营企业，同时协助台湾当局对美军购。在很长一个时期，不论台湾三军首脑是谁，驻美“首席武官”是空军少将还是海军少将，遇对美军购要事，都自华盛顿赴纽约见孔令侃讨教机宜。

蒋经国对此心知肚明，也极为忌惮。早在韩战爆发后，蒋经国与郑介民原本争取到与“西方公司”的合作主导权，后来被毛人凤透过蒋宋美龄、孔令侃向美方游说，把蒋、郑两人排除在外。蒋经国对孔令侃的反感，从来不只是家族内部的嫌隙。

两人之间，或者说孔宋与两蒋，真正摊牌是在1972年。

这一年蒋介石要寻求第五任“总统”连任，按照惯例要改组“内阁”。1972年元旦过后，孔令侃奉宋美龄之召来到台湾，目的就是这年“内阁”布局。宋美龄向蒋介石推荐孔令侃担任“行政院长”。她的理由是：假如孔家最能干的孔令侃在这次竞逐中缺席，以后孔宋家族在政治上将毫无着力点。

蒋介石明确告诉她，不能让孔令侃做“院长”。宋美龄退而求其次说：就算你决意让经国做院长，也该安排令侃当个副院长。

蒋介石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不给孔令侃再安排任何一官半职。宋美龄仍一再坚持，蒋介石愤怒至极，告诉宋美龄如果她再强行引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人选，他宁可不再寻求连任。宋美龄只好说：“好！院长不行，副院长也不成，那么‘财政部部长’行不行？大姐夫孔祥熙也做过‘财政部长’，孔家是财政世家，你这总没有话说了吧？”

蒋介石仍坚决不允。

二人不欢而散，从此进入“冷战”，持续了三四个月。

蒋介石甚至放出空气说因为体力不济，他考虑不继续连任。一个八十六岁的老头，为了不让妻子的外甥坐上“行政院长”的位子，宁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最终1972年5月26日，蒋经国以三百八十一票高票当选“行政院长”。蒋介石特聘孔令侃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名义上给了体面，实际上什么实权都没有。

蒋经国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很有意思。他当时已经是“行政院副院长”，是蒋介石内定的接班人。宋美龄推荐孔令侃当“行政院长”，等于是在蒋经国的路上横插一道。蒋经国没有公开反对，但他心里怎么想，日记里写得很清楚。

他后来在台湾执政期间，延续蒋介石的做法，继续给孔令侃一个“国策顾问”的头衔，一直挂到孔令侃1992年在纽约去世。

他这么做，跟蒋介石的心理是一样的，既是对宋美龄的交代，也是对孔令侃的安置。

宋美龄晚年住在曼哈顿格雷西街10号的公寓里，那套房子是孔令侃生前为她购买的，共有十八个房间，俯瞰东河，孔令侃在世时就多次对小姨妈表示这是为她准备的。

蒋经国用一个虚衔把表弟锁在了权力核心之外，孔令侃用一套公寓把宋美龄的晚年安顿在了自己身边。

两个人谁都没有真正赢过谁。

审视蒋经国和孔令侃的这段恩怨，私人层面的东西当然很多，但真正值得看的是这场恩怨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1948年上海打虎的失败，不是因为蒋经国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孔令侃特别狡猾，而是因为蒋介石派蒋经国去整顿的那个经济秩序，本身就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赖以生存的基础。

蒋经国要动的是一张桌子，但那张桌子的四条腿里，有一条就是他自己家的。

贾亦斌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说得直接，但还不够准确。真相是，蒋经国在上海确实打了几只老虎，但打到自家老虎的时候，他发现老虎的笼子是他父亲亲手焊的。

扬子公司从成立那天起就是靠进口配额活着的。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那段进口许可证搁置期里，扬子公司和孚中公司拿到的配额是一百一十二张。这个数字本身就是答案。蒋经国查得了仓库里的存货，查不了那些配额是怎么批出来的。因为批配额的人，和他是同一个姓。

孔令侃这个人，一辈子靠特权活着。从圣约翰大学的单间宿舍，到香港的秘密电台，到扬子公司的进口配额，到驻美期间的外交护照，他从来没有真正靠自己做成过一件事。

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症结。蒋介石需要孔宋两家来维系对美关系、维持财政体系、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结构，但恰恰是这种需要，让任何真正的改革都不可能发生。

蒋经国1948年在上海做的所有努力，在父亲一句“和为贵”面前化为乌有。他后来在台湾的日记里骂孔令侃“对公对私皆害了不少”，但真正害了公的，不是孔令侃一个人。

孔令侃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是整个蒋家政权在关键时刻的选择——选择家族利益，选择内部平衡，选择把问题往后拖，直到拖不下去了为止。

1992年8月1日，孔令侃在纽约去世，七十六岁，没有后嗣。那一年蒋经国已经死了四年。两个表兄弟，一个死在台北，一个死在纽约，生前彼此厌恶了大半辈子。

宋美龄那时还住在孔令侃为她买的那套曼哈顿公寓里，又活了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