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12个领导人，后来情况如何了？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八万六千余人的队伍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必须留下一批人留守中央苏区，为战略转移争取时间。

博古、李德在撤离前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宣布成立苏区中央分局，负责领导中央苏区和其他各苏区的游击战争。

表面上看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留守苏区的领导机关肩负着保卫根据地的重大使命。

可在主力红军即将战略转移的前夜，留在苏区打游击无异于把自己暴露在数十万国民党"清剿"大军的刀口之下，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据瑞金市党史专家刘良介绍，党中央、中央政府干部的去留由张闻天、李维汉分管，军队干部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具体安排，最终由"三人团"审定。

不过，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是博古和李德。

凡出身不好、犯过错误、起义过来的，全部留下；

凡反对过博古、李德，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人员，全部留下；

江西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直言不讳：

"确定走留人员名单，存在明显的宗派倾向。"

博古、李德尽量将他们认为犯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留在中央苏区，除了项英。

起初，长征名单中甚至没有毛泽东的名字。

曾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在生前所著《我的历程》中写道：

"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

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的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长征前夕，中央决定设立苏区中央分局，最初由项英、陈毅、瞿秋白、贺昌、陈潭秋五人组成，项英任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政委，后来又增补了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毛泽覃、李才莲、梁柏台和汪金祥七人，一共十二人。

当时，中央红军虽然离开，但留守部队仍然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蒋介石除了派薛岳、周浑元十万人马配合其他部队"追剿"主力红军，其余各纵队二十万人仍留在中央苏区，由陈诚指挥组成"清剿"军。留守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是红二十四师，加上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等武装共一万六千余人，此外还有三万余名伤病员。

国民党军为了彻底消灭红军，调集大军从从北、东、南向内收缩，用堡垒封锁的办法将苏区分割成若干小块，把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方后再彻底消灭。

以当时情况来看，最好的办法是趁敌人还未合围之际，主力分散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有生力量。

可项英却固执己见，认为中央红军既然已经离开，蒋介石的大部队必然会尾随主力而去，从而推行正面硬抗的战略。

图|项英

图|陈毅

陈毅坚决反对项英的办法，当初中央红军数万大军尚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现在中央苏区仅剩下一个主力师，面对国民党军二十多万大军以及飞机大炮，怎么可能打退敌人的进攻。

他提出把部队分散开打游击，却遭到项英拒绝。

1934年10月26日至11月23日，陈诚的部队相继占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等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县城。到1935年元月，红军只剩下数千人，分散在狭小的山区里。

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项英仍拘泥于中央指示，企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正规战，以重大胜利迎接主力红军返回。

随着洋陂圩战役、牛岭战役接连失利，留守红军损失惨重，项英这时才看清局势。

1935年2月5日，项英接到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分散突围的电示，中央分局在于都禾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分九路分散向闽赣、闽西、东江、赣南、湘南、湘赣等地突围。因为时机仓促，九路突围大军中只有三路顺利突围出去。

不少人都在突围中牺牲。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三人化妆成客商向闽西转移，结果在福建长汀水口小迳村遭敌人围堵。

何叔衡是三人中年龄最大者，当时已经五十九岁，身体虚弱，行动迟缓。

眼看敌人就要追上来了，他对邓子恢说：

"子恢同志，我不能连累你，你赶快突围。"

图|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九路突围

在危急时刻，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中最为年长的革命者，为了不拖累同志，高呼"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纵身跳下了悬崖。

邓子恢和瞿秋白继续突围，不久后队伍被打散，邓子恢幸运脱险，后来突围到了闽西。

瞿秋白被国民党军俘虏，由于被叛徒指认，身份暴露，敌人随后将他押解到福建长汀。国民党当局对他进行了反复劝降，都被他严词拒绝。同年6月18日上午，瞿秋白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6岁

1935年3月3日，苏区中央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在突围中负伤被俘。根据资料记载，他是第一部红色宪法的起草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红色政权第一个检察长。

梁柏台被关在大庾县监狱，与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关在一起，遭受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屈服。

不久之后，梁柏台遭到敌"铲共团"杀害，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

同年3月21日，刘伯坚被敌人杀害在大庾县金莲山，时年四十岁。

过去有关梁柏台的事迹很少被提及，这位红色法制事业的开拓者，实在值得后人深入挖掘和铭记。

1935年3月9日，国民党军对红军留守的利村上坪山区加紧包围，项英、陈毅于3月10日、11日两次组织突围，均告失败。

3月10日，时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贺昌在向粤赣边突围时，在江西会昌遭到国民党军伏击受伤。为了不连累战友，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图|贺昌

陈毅后来得知他牺牲的消息，写下《哭阮啸仙、贺昌同志》一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注：阮啸仙是中共赣南省委书记、赣南军区政委，1935年3月6日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

1935年3月11日一大早，项英、陈毅指示李才莲奉命率领独立第七团离开，准备经会昌穿越敌人封锁线至汀瑞边，再转至闽赣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临走时陈毅郑重嘱咐李才莲说：

"才莲同志，你是中央分局最年轻有为的委员，我相信你能率领同志们一起胜利突围。如果有可能，你们再折回头，西进宁都以北地区，去领导和恢复那个区域的游击战争。"

李才莲向陈毅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坚定地回答：

"陈军长，你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李才莲率领的独立第七团一路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经过八天日夜兼程、翻山越岭，到达汀州、瑞金交界处的白竹寨。侦察发现该处已被敌军重兵把守、严密封锁，无法通过。为避免后面追兵与前面敌军的两面夹击，李才莲审时度势，带领队伍几经周折，于1935年4月折回瑞金铜钵山区。

李才莲率部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钟德胜会合，决定以铜钵山区为依托展开游击斗争。敌人得知游击队与红军会集于安治前，以两个师的兵力加上全县地主武装围攻过来。

众人经过紧急协商，决定部队作第二次大转移，编成两个大队分途向瑞金东部转移。

1935年5月的一天，敌粤军第一军两个团突然发动"清剿"，李才莲率小部分红军战士吸引、钳制进攻之敌以掩护战友突围。在与敌军争夺主阵地的激战中，子弹越打越少，伤亡越来越大，最后弹尽粮绝。

李才莲鼓励大家"血战到底，决不投降"，指挥战士们用石头砸，与冲上前的敌军殊死肉搏。

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警卫班副班长贪生怕死，他向李才莲背后打了一枪。

图|李才莲

李才莲中弹后咬紧牙关，用最后的气力将叛徒击毙，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二岁。

掩护突围的战士全部战死。

因为李才莲的衣着与普通红军战士没有区别，他牺牲后，就连敌人也没分辨出他是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

一名当年参加过该次战斗的原国民党士兵回忆道：

"我们当时不知道，战死人员中有一位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

李才莲的牺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一个谜，他的妻子池煜华一直在老家痴痴地等待。

建国后她还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询问丈夫的下落，一直到1983年，民政部才调查清楚李才莲牺牲的情况，给她发去了一张烈士证。

可即便如此，池煜华一直坚信丈夫仍然活着。

2000年以后，池煜华回了三十年都没回过的老家江西兴国县，在重修的纪念碑牺牲红军名单中这样写着：

“李才莲，红军高级将领，1935年2月下旬，苏区留守红军分九路突围后，在瑞金铜钵山区被敌人包围，被叛徒所害，壮烈牺牲，年方21岁。”

一生执念就此崩塌，此后池煜华重病缠身，于2005年病逝。

当然，还不能忘记一个人。

毛泽覃，毛泽东的三弟。

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英勇牺牲。时年二十九岁。他牺牲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红林”，所在的安治乡改名为泽覃乡。

二十多年后，毛主席回韶山老家，望着墙上毛泽覃的照片，还十分感慨：

“这是我的泽覃六弟。他很聪明，他的胆量比我还大哩！”

至此，十二位中央分局委员在九路突围中损失了近一半。

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梁柏台、毛泽覃、李才莲、刘伯坚、阮啸仙，这些名字永远镌刻在了苏区的山岭之间。

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三人突围成功，在闽西南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项英、陈毅、汪金祥等人转移到赣南油山地区，同样经受住了生死考验。

抗战爆发后，项英担任新四军副军长，走上了抗日战场。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人在突围时与大部队失散，在濂坑石牛塢村后山腰的一个石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陈潭秋于1935年突围至闽西后辗转赴苏联，1939年受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2年，伪装"亲苏亲共"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倒向国民党。陈潭秋安排同志分批转移，连夜焚毁全部党内文件，但撤离尚未完成，盛世才便展开大规模抓捕。

1943年2月，陈潭秋被关押至监狱，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其写下"脱党声明"。

盛世才传来口信，只要陈潭秋写下"脱党声明"，就能放他与家人团聚。

面对威逼利诱，陈潭秋始终坚贞不屈。

1943年9月27日凌晨，陈潭秋惨遭杀害，年仅四十七岁。

由于消息一直被封锁，直到1946年中共在新疆人员被释放回延安时，中共中央才得知陈潭秋等同志已经牺牲。

原来苏区中央分局的十二个人中，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就只有五个人。

陈毅后来成为开国元帅，担任过上海市市长、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

邓子恢历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病逝。

谭震林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张鼎丞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1981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

汪金祥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重要职务，1983年1月16日逝世，享年七十六岁。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

"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这十二个人的命运，用鲜血和生命证明了那条真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用无数烈士的牺牲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