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不到第一，努力学习还有什么意义？|广州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

2026高考刚刚落下帷幕，其中数学命题风格全面转向“反套路、重思维”，考生体感两级分化，“前面1+1，后面造飞机“成为最热吐槽。靠刷题套模板的中等生普遍“翻车”。结合强基计划、竞赛保送等通道，高考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国家需要筛选出具有真正深度思维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

但这套筛选逻辑意味着，在高考分数这条正态分布曲线上，能站在最右端的，永远是极少数。而剩下的90%，是那些每天也认真听课、熬夜刷题，却始终徘徊在中游甚至下游的普通孩子。

咨询室里，好些十几岁的初中生问我：

“老师，我既然做不到第一，那努力还有什么意义？中间的那些努力，根本就没有用啊”；

“我觉得活着挺没意思的，也不知道长大能干什么”。

这些孩子没有叛逆，也不是消极，他们只是在这套筛选机制里，诚实地推导出了自己的结论。

他们看到的规则是：只有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才配拥有掌声，而中间的人，只能被称为平庸。

如果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都够不到那个最好，而只有最好才被社会被认可，他自然就会问：那我这个人，到底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01、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试图讨论算法对人类个体的影响。在高考筛选之外，今天的数字环境正在从另一个方向削弱孩子建构意义的能力。

短视频、社交媒体、手游，这些平台构成了孩子日常的第二环境。

它们的底层逻辑高度一致：输入→即时结果。用户发出一个信号，就会立刻得到反馈；做一个动作，马上获得奖励。

这套机制不训练等待，不要求承受模糊，不鼓励那种暂时看不到结果却依然愿意投入的耐心。

试想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被训练成“只有排名才有价值”，在学校外又被算法训练成“一切反馈都应该立刻到来”；长期在这样的双重逻辑训练下，孩子必然会失去承受过程的能力、以及从过程本身获得意义的能力。

如果孩子感受到的意义被压缩成十几秒钟的刺激，一切努力都被要求立竿见影，他们自然会问：如果做一件事不能立刻被看见、被点赞、被认证，那做它还有什么用呢？

02、面对这些困惑，我个人认为，西方心理学能提供的答案太抽象了，什么找到你的热爱、实现你自己等等，这些话在一个被排名和流量填满的世界里，轻飘飘得像一张纸。

因为这些答案仍然在告诉孩子：你需要向外寻找，你需要被认证，你需要成为某种人。

但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

第一，学会修身，把价值的标尺收回到自己手里。

《大学》开篇讲：“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治国平天下是少数人做的事，但修身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修身不是道德表演，不是做给别人看。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下功夫——守信、尽责、有始有终、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这些品质，不需要任何人打分。一个孩子每天认真完成作业，不抄袭、不敷衍，哪怕成绩平平，他也在修身。答应同学的事就做到，哪怕自己吃亏，他也在修身。

这是一种完全由自己掌控的价值来源。当外部评价不可控时，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成了谁也拿不走的锚。

第二，被需要，是比被认可更重要的自我价值。

最近火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人公阿嬷叶淑柔，从青丝到白发，独自抚养三个孩子，把所有孤独与艰难化作一日三餐和日常生活。

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她的孩子们需要她，她的家庭需要她，这份被需要本身就是她人生的重量。

而这正是今天许多孩子最匮乏的感受。在高度聚焦于分数的家庭里，孩子唯一扮演的角色是考生，他不需要为家庭做任何事，因此也感受不到自己对家庭有任何价值。

学习成绩才是他唯一的价值来源，但一旦成绩下降了或者失控的波动，孩子的整个精神世界便随之动摇甚至崩溃。

所以，我们需要让孩子参与到真实的生活中来，比如照顾长辈，分担家务，在与学习无关的具体的小事中被真诚的依赖。

这些被需要的价值，是不会被任何考试分数动摇的。一个人可以不是学霸，但他可以是家里那个最可靠的哥哥；一个人可以攻克不了压轴题，但他可以是朋友最信任的倾诉对象。

而且这些角色，不需要任何排名来认证。

第三，素位而行，承认普通，但不否定价值。

《中庸》里有一句话：“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君子安于自己所处的位置，做好分内的事，不羡慕本分之外的东西。

这不等于甘于平庸，而是把人生价值的重心从不可控的结果转移到可控的过程。攻克压轴题是一种天赋，但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样是一种修养。

前者或许能为人类拓展知识的边界，后者则构成了社会最坚实的道德根基。这两种价值，只有方向之别，不应该有高低之分。

03、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告诉我们，情义，是另一种被尊重的理由。

电影里最令人动容的台词是：“信是假的，可那五十年的柴米油盐、儿女的学费、老屋的修缮，都是真的。”

谢南枝这个人，没有任何榜单把她列为值得尊敬的人。她不是英雄，不是模范，名字在半个世纪后才被揭开。

但没有人能否认，这个人的一生，生活得有重量。这种重量，完全来自于她自己，她对自己有要求，她对别人有情义，她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

这就是中国文化里最根本的价值：情义。

情义不是爱情，也不是功利的人脉交换；它是守信，是知恩图报，是对身边人的担当。

这些品质，不需要外部排名来认证。高考可以筛选智商，但筛选不了情义。算法可以计算注意力，但计算不了一个人的担当。

《给阿嬷的情书》以16亿票房和豆瓣高分证明：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最朴素的情义依然拥有最强大的穿透力。那些被算法淹没的、被排名忽视的普通人，他们内心对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的追问，从未消失。

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你不是非要成为那个攻克压轴题的人，你只需要成为一个对自己有要求、对身边人有担当、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有交代的人。

就像谢南枝，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但她写下的每一封信、寄出的每一笔钱，都是真实的人生。这种人生，不需要被任何外部标准认证，它本身就是有尊严的。

让普通孩子也拥有被看见的理由。这份看见，与他们站在正态分布的哪一点无关，而来自他们在自己生命中所展现出的，那份认真、有情义、挺立的模样。

文/广州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 张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