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成都、天津出现3大怪象，正在蔓延，需深思

今年春天，我在成都和天津之间来回跑了两趟。头一趟是去成都看一个做餐饮的老同学，他开了七八年的串串店最近说要“换个活法”，我过去帮他参谋参谋。第二趟是天津那边的表弟结婚，顺道在和平区、南开区转了转，见了几个做外贸和物流的老朋友。

两座城市，一座在内陆，一座在沿海；一座以“慢生活”出名，一座以“市井气”著称。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探亲访友，结果几趟走下来，我发现一些事情跟去年不太一样了。不是新闻里说的那些大词儿，而是街头巷尾、菜市场、写字楼、小区门口这些地方，悄悄冒出了几个以前没怎么注意过的怪象。有些让人意外，有些让人心里不是滋味，还有些让人忍不住琢磨：这到底是暂时的，还是回不去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我在成都和天津看到的三个正在蔓延的怪象。

一、成都的“老字号”苍蝇馆子接连关张，天津的“社区大食堂”一座难求

先说成都。

成都人爱下馆子，全国人民都知道。以前成都有个说法——随便找条巷子走进去，闭着眼点三个菜，味道都不会差。那些开了十几二十年的苍蝇馆子，老板脾气大、环境不讲究、服务全靠吼，但一到饭点照样排队。回锅肉、麻婆豆腐、水煮鱼、宫保鸡丁，这些家常菜在老师傅手里炒出来，就是比商场里的连锁店有锅气。

这次我在成都待了五天，特意去吃了以前常去的几家苍蝇馆子。玉林路附近那家开了十五年的豆花饭店，门关着，卷帘门上贴着“转让”；望平街那家以水煮鱼出名的老店，还在营业，但午饭时间只坐了一半的桌子。我进去点了个水煮鱼、一个回锅肉、一碗米饭，老板老黄端菜上来的时候叹了口气：“要是去年你来，这个点排号都排到二十开外了。”

老黄说，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又差了一截。“以前一中午能翻三台，现在能坐满一轮就不错了。客人来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以前一桌四五个人点七八个菜、喝几瓶啤酒；现在两个人点三个菜，可乐都自己带的。”

我问老黄，这条街上关了多少店了。他指了指对面：“那家肥肠粉，做了十二年，上个月关了；隔壁的钵钵鸡，去年底就没撑住；巷口那家宜宾燃面，以前半夜两点还有人吃，现在晚上八点就收摊了。”老黄自己的店也在硬撑，他说房租去年涨了一回，食材价格也没降，但菜价不敢涨，“涨了更没人来了。一碗回锅肉卖三十五人家嫌贵，卖二十八我连成本都裹不住。”

老黄不是个例。我在成都高新区碰到一个做餐饮供应链的朋友，他说今年成都餐饮市场有个明显的变化：那些以前靠口碑、靠老客、不搞营销的老店，关得快。“反倒是商场里的连锁店还能撑一撑，好歹有品牌背书、有标准化出品。老店呢？菜做得再好，客人不进门，白搭。”

如果说成都的苍蝇馆子在接连关张，那天津的一个怪象就更值得琢磨了——“社区大食堂”开始一座难求。

天津的社区食堂跟上海那批不太一样。上海是政府补贴、第三方运营，天津这批社区大食堂更像是“平价自助餐”的形式——花十几二十块钱，拿个餐盘，热菜凉菜主食汤随便打，吃饱为止。我在天津南开区一个社区食堂吃饭，中午十二点不到，门口已经排了二十来号人。排队的大部分是老年人，但也有不少穿着工服的年轻人和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在附近物流公司干活的师傅，姓张。他跟我说，这个食堂开了不到半年，但已经成了他的“定点食堂”。“以前中午在路边买个煎饼果子、来碗拉面，十五六块钱打不住，还吃不饱。这里十五块钱随便吃，红烧肉炖土豆、西红柿炒鸡蛋、炒豆芽、米饭馒头随便拿，还有一碗免费粥。干我们这行的，饭量大，这里最划算。”

食堂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每天中午供应两百多份餐食，周末人更多。“老年人来吃是因为便宜、方便，不用自己做饭；年轻人来吃是因为比外卖划算，干净；还有不少是附近工地的工人，饭量大，这里管饱。”

成都的苍蝇馆子在接连关张，天津的社区大食堂一座难求。这两个怪象合在一起，透露出三个层面的变化：

第一，餐饮业“人情味+高溢价”的模式在失效。以前成都的苍蝇馆子靠老客、靠口碑、靠“老板脾气大但菜好吃”这种调性生存，价格其实不便宜——一份水煮鱼六七十，比连锁店还贵。但大家冲着“锅气”“老味道”去的，愿意多花点钱。现在呢？消费者开始算账了：这顿饭值不值？同样的钱，我去社区食堂能吃三顿，味道没那么惊艳但也不难吃。当人们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的时候，那些靠“情怀”溢价的老店，生意自然就撑不住了。

第二，消费频次在下降，但刚需还在。成都人不是不吃川菜了，是不像以前那样隔三差五下馆子了。以前朋友聚会、家庭聚餐、周末改善伙食，一周出去吃三四次很正常；现在能在家做就在家做，实在不想做了才出去吃一顿。吃还是吃的，但“出去的次数”少了、“每次点的菜”少了、“花的钱”也少了。苍蝇馆子的利润模型是建立在“高频+高客单”基础上的，两个同时往下走，老黄这样的老板就难受了。

第三，政府补贴型餐饮和市场化餐饮正在正面竞争。天津社区大食堂的走红说明，当价格低到一定程度，消费者根本不在乎“环境”“调性”“服务”，要的就是“便宜、干净、管饱”。这种模式对传统餐饮的冲击是结构性的——苍蝇馆子再怎么降价，也降不过有政府补贴的社区食堂。这不是短期竞争，这是两种商业逻辑的碰撞。

二、成都的“二房东”批量退租，天津的“外贸仓库”改成“直播基地”

第二个怪象，跟空间有关。

成都的住房租赁市场，前几年比较火爆。长租公寓品牌扎堆进来，很多本地人把自己手里的闲置房源交给二房东打理，签个五年的托管合同，每个月坐收租金。但这次我在成都，听一个做长租公寓的朋友老蒋说，今年情况完全变了。

老蒋以前手上有五十多套房源，分散在成华区和金牛区。以前他的模式很简单——低价从房东手里整租过来，简单装修、配上宜家风格的家具家电，然后分租或整租给在成都上班的年轻人，吃差价。但现在呢？他说自己手上的房源退了一半还多。

“房子租不出去了。以前一套套二挂出来，一周内必租掉，租金还能比房东给的高两成。现在挂一个月都租不掉，还得降租金。我手上五十多套房，空置了二十几套，每个月倒贴钱付房东租金。扛不住了，把一半的房子提前解约退回去了，赔了违约金。”

老蒋说，他身边做长租公寓的同行，今年至少倒了三成。“不是不想做，是算不过账来了。租客少了、租金跌了，但房东不乐意降租金，我们夹在中间根本赚不到差价。有些同行把房源改成了民宿短租，但成都的旅游也没以前火爆了，民宿的入住率和价格都在往下掉。”

老蒋说，以前觉得“收租”是最稳当的生意，现在发现没有任何生意是稳当的。“房子还是那些房子，街上还是那么多人，但愿意掏钱租房的人少了，掏得起的人更少了。剩下的那些租客，对价格特别敏感——以前一间主卧租一千六，现在降到一千二还要犹豫半个月。我们做二房东的，以前赚的是‘需求大于供给’的差价，现在需求没了，差价自然也没了。”

如果说成都的二房东在批量退租，那天津的一个怪象就更让人意外了——外贸仓库改成直播基地。

天津是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外贸物流是传统支柱产业。以前滨海新区、东疆港附近有大片的外贸仓库，堆满了出口的家具、五金、机械设备。但这次我在天津，听一个做外贸物流的老朋友老张说，他做了二十年的仓库生意，今年把一半的仓库改成了“直播基地”。

老张带我去看了他改造后的仓库——原来堆满货柜的大空间，现在隔成了几十个小隔间，每个隔间二十到五十平不等，里面摆着补光灯、手机支架、背景布，年轻人在里面对着镜头卖东西。老张说，原来租他仓库做出口的客户，订单少了一大半，好多都退租了。“仓库空着也是空着，后来有个做直播电商的老板来找我，说想租几个隔间做直播间。我一开始觉得扯淡——这地方以前堆的都是集装箱，现在能搞直播？结果人家还真做起来了。”

老张算了笔账：以前仓库租给外贸公司，一平米一个月收二十块，一年能收几十万。现在隔成直播间租给主播，一平米一个月收四十块，翻了一倍。“而且外贸客户说退就退，一退就是几百平；主播们虽然单间小，但稳定，签合同也痛快。”

老张说，他周围不少做仓库生意的朋友都在转型。“有的改成羽毛球馆了，有的改成室内卡丁车场了，还有的干脆租给做仓储式超市的。反正谁给得起租金就租给谁，管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成都的二房东批量退租，天津的外贸仓库改成直播基地。这两个怪象放在一起，能读出三条线索：

第一，“坐收租金”的模式正在失效。成都的二房东退租，是因为租客少了、租金跌了，吃差价的空间没了。天津的仓库转型，是因为传统外贸客户在萎缩，仓库的功能必须跟着换。以前靠“持有资产”就能赚钱的日子，正在被现实清算。不管是住宅还是仓库，如果装进去的生意活不下去了，资产本身的价值就会崩塌。

第二，新旧业态的转换正在加速。天津的仓库从“堆货”变成“直播”，表面上是用途变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在换挡——出口加工在减速，内需消费在寻找新的出口。直播电商不需要港口、不需要集装箱，只需要一个能支起手机的空间。这种从“跨境贸易”到“内循环”的切换，在外贸城市天津显得尤为明显。

第三，租金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去泡沫”。成都的二房东以前能赚差价，是因为租金一直在涨、租客一直在来。现在这两个前提都没了，租金就从“投资品”变回了“成本项”。老蒋退租、老张转型，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把“租不出去的资产”换成“能产生现金流的业态”。这个转换过程，还没走完。

三、成都的“代驾”司机从等酒局变成等地铁末班，天津的“海河游船”导游开始兼卖煎饼果子

第三个怪象，跟出行和旅游有关。

先说成都。成都的代驾行业，前几年跟着夜经济一起火过。太古里的酒吧、九眼桥的烧烤摊、玉林路的小酒馆——晚上喝高兴了叫个代驾，五六十块钱回到家，是很多成都人周末的常态。但这次我在成都，晚上十一点多在春熙路附近一个地铁口，看到了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场景。

代驾司机小周，骑着小轮折叠电动车在路口等着。他身边还有四五个同样穿着代驾马甲的司机，都在刷手机等单。我跟小周聊了十来分钟，他说现在的代驾行情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以前我们主要等的是酒局散场的人——太古里那边的酒吧、九眼桥的烧烤摊，周末晚上能接到十二点以后。现在呢？喝酒的人少了，打车的人少了，代驾单子少了不少。但我们还得跑啊，怎么办？等地铁末班车的人。”

小周说，他现在的单子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开车代驾，但比以前少了；另一种是“短途代驾”——帮人骑电动车从地铁口送到小区门口。“晚上十一点之后，地铁末班车到了，有人住得离地铁站还有一两公里，走路嫌远、打车嫌贵，就找我们。三公里以内收个十五二十块，比打车便宜。地铁几块钱加上我们十几块，总共二十来块，比动辄四五十的网约车便宜一半。”

小周说，做短途代驾的，大部分都是原来跑汽车代驾的同行。“汽车代驾的单子少了，大家就换个方式，帮人骑电动车，挣一点是一点。折叠电动车是我们自己买的，一两千块钱一辆，锂电池跑个几十公里，成本不算高。”

如果说成都的代驾司机从等酒局变成了等地铁末班，那天津的一个怪象就更让人意外了——海河游船的导游开始兼卖煎饼果子了。

天津的海河游船，以前是游客必打卡的项目。坐船沿河走一圈，看解放桥、看津湾广场、看天津之眼，导游在船上讲解两岸的历史和建筑。这次我陪表弟一家坐了一趟，发现船上的导游姑娘讲完景点之后，开始掏出一个二维码：“各位游客，我们船上现在有天津特色煎饼果子供应，现点现做，有需要的可以扫码下单。”

我有点好奇，下船后跟这位导游姑娘聊了几句。她姓林，做游船导游三年了。“以前我们就是纯讲解，一趟半小时，讲完结束。现在船上的游客比以前少了一些，以前一趟能坐满，现在能坐一半就不错了。公司为了增加收入，让我们顺便卖卖煎饼果子和麻花特产。煎饼果子是我们跟岸上的一家老字号合作的，游客坐船的时候下单，靠岸的时候直接取，还能带回家。”

小林说，以前旺季的时候一天要跑七八趟，嗓子都讲哑了。现在一天能跑四五趟就不错了。“游客少了，收入也少了。公司让我们卖特产拿提成，虽然不多，但总比没有强。我们有些同事还开始做直播，在船上一边讲解一边直播带货，卖麻花、卖果仁、卖天津特产。”

成都的代驾司机从等酒局变成等地铁末班，天津的海河游船导游开始兼卖煎饼果子。这两个怪象背后，同样有三层意思：

第一，传统“夜经济”的流量在萎缩。成都的代驾以前依赖的是“喝酒的人多、打车的人多”，现在这两个都在减少。不是因为大家不爱喝酒了，是喝完之后算了一笔账——叫个代驾五六十，加酒钱加饭钱，一顿下来三四百，不如在家喝。当“出门消费”的性价比开始被质疑的时候，整条产业链上的就业都会被波及。

第二，就业形态在发生变化。从汽车代驾到电动车短途代驾，从讲解导游到卖煎饼果子的销售——这是在同一行业里往下走。这些人不是不努力，是他们原来服务的那些需求在萎缩，只能去服务更低单价、更低门槛的需求。这种“向下找活干”的趋势，值得关注。

第三，服务行业正在被迫“一人多能”。导游要会直播带货，代驾要会跑短途，服务员要会拍短视频——以前这些是增值技能，现在变成了生存技能。不是行业进步了，是单靠原来的工作内容已经养不活自己了，必须把能赚的每一块钱都赚到。

日子还得过

走的那天，成都苍蝇馆子的老板老黄跟我说了一句话：“只要还有人愿意坐下来吃我炒的回锅肉，我就还开着。一天哪怕只卖十份，我也不关门。这灶台我站了二十年，不能说丢就丢。”

天津的社区食堂张师傅跟我说，每天中午忙完那一个多小时，下午就能歇口气，日子不算轻松，但踏实。“来吃饭的都是熟面孔，看着他们吃得干净，我心里也高兴。”

成都的代驾小周在地铁口等到晚上十一点半，接了一单短途，挣了十五块。他骑着小轮折叠电动车跟在客人后面，锂电池的指示灯在夜色里亮着绿光。

天津的导游小林送走最后一班船的游客，收好二维码，在岸边摊上给自己买了个煎饼果子当晚饭。她说：“日子就这样吧，能干一天是一天。”

三个怪象还在蔓延，但走在街上的人没有停下来感叹的时间。成都人还在摆龙门阵，天津人还在吃煎饼果子。老黄的灶台还热着，社区食堂的张师傅还在颠勺，代驾小周还在路口等单，导游小林还在船上举着二维码。日子紧了，但人还在动，事情还在做，这就还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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