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台北，89岁的张学良被关了半个多世纪，头一回正式接受电视采访，来的是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

老人谈兴很浓。皇姑屯、九一八、不抵抗、兵谏，几十年没人敢当面问的事，他一件一件接，答得痛快。可记者追问西安事变里最敏感的几处——蒋介石和周恩来谈了什么、宋美龄和宋子文在谈判桌上到底说了些什么——张学良两次把话挡了回去：

“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

记者不依不饶。老人又说了一段，算是交底：“我不是为了受赞扬才发动事变，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第二，我不愿意说出来，伤害他人——如果我全部都说出来，会伤害很多人。”

有些话，他到死都守着。可也有一些话，他偏偏反着讲了——晚年的张学良，亲手推翻了自己当年白纸黑字写下的“口供”，为一个已经死去四十多年的人正名。

这个人，就是杨虎城。

一个连软禁54年都挺过来的人，为什么有的话宁死不吐，有的话却非要推翻自己不可？

要讲清这件事，得从他和杨虎城相识、相知说起。

一、一个是少帅，一个是刀客出身的老陕

先说这两个人有多么不一样。

张学良是什么出身？大帅府里长大的，19岁进讲武堂，20岁当旅长，28岁接班执掌整个东北，人称少帅。他从小受的是中西合璧的教育，开汽车、开飞机、讲英文，一辈子没吃过寄人篱下的苦。

他对蒋介石，是真信。1928年东北易帜，他顶着日本人的压力归附南京；中原大战，他带兵进关帮蒋打赢，据说蒋介石亲笔给他写过八个字：“得友如兄，死无憾矣。”他常跟人说，他跟蒋的关系“特殊”，情同父子。

1929 年 1 月，张学良与蒋介石合影。东北易帜后张学良首次到访南京，此时二人处于政治关系的蜜月期

杨虎城是什么出身？陕西蒲城的贫苦农民，爹被官府逼死，他自己“官逼民反”，拉杆子上山当过刀客，一刀一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成了雄霸一方的十七路军首领。他跟蒋介石之间，从来只有算计，没有交情。蒋利用他守陕西，又处处削他、防他——1933年，蒋先让报纸放风，再一纸命令，免了他的陕西省主席，连个当面招呼都懒得打。这在国民党里是破例的羞辱。

杨虎城从那时候起就认准一条：蒋这个人，信不得。他大儿子杨拯民后来说得直白：“父亲对蒋介石的看法和张学良不一样。父亲信不过他。”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左）、张学良（中）陪同蒋介石（右）视察

一个把蒋介石当父辈敬着，一个把蒋介石看透了。

这样的两个人，为什么后来会走到一条船上？

二、从互相提防，到把命交给对方

1935年秋，张学良率十几万东北军开进西北，驻西安。杨虎城心里打鼓：东北军丢了老家，正没处去，会不会“失之东北，收之西北”，把陕西吞了？他暗中成立陕西省保卫委员会，组训民团——防的不是别人，就是张学良。

张学良察觉了，怎么办的？他反复教育部下：要团结十七路军，不许抢人家地盘，“有志气应打回东北老家去”。他还主动把东北军摆在西安外围，城里照样交给十七路军控制，自己身边只留一个卫队营。

杨虎城是江湖上闯出来的人，最懂这个分量。一来二去，戒心化了。两人商定了一套相处规矩：暗里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下层尽可以闹点小摩擦——做给蒋介石的特务看。

1935年秋，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驻陕甘。图为张学良(前右)入陕时杨虎城(前左)前往机场迎候，一起步出候机室。

真正交心，是1936年11月里那一晚。这一段，张学良晚年在《西安事变忏悔录》里记得很细。

张学良从洛阳碰了一鼻子灰回来，找杨虎城吐苦水，问他有什么办法能停止内战、敦促蒋领导抗日。

杨虎城不急着答，先反问了一句：“是否真有抗日决心？”

张学良指天发誓。杨虎城这才把话放出来：“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张学良听完，“愕然，沉默未语”。半晌，他说：容我思考商讨。

话一出口，杨虎城回过神来，脸都白了——这种话是要杀头的，万一对方去告密呢？张学良看出他的惶恐，安抚他：“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

有意思的是，杨虎城事后还反过来劝了张学良一句：“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你这人，太重私人感情，会误了公事。

这句劝告，后来一语成谶。

三、劝到绝望：三小时哭谏，换来一句“拿枪打死我”

张学良还是想走“正道”，他认定的路数是“劝”，劝到蒋回心转意为止。

12月7日，他到临潼华清池，最后劝了蒋介石一次，一谈三个小时。说到痛处，这个统帅几十万大军的少帅流下眼泪，嗓音嘶哑——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哭谏”。蒋介石怎么接的？勃然大怒，厉声回他：“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

张学良回到住处，“沮丧万分，不禁抱头自伤饮泣”。

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学生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游行要去临潼向蒋请愿，军警开了枪。张学良闻讯驱车拦在半路，劝学生回去。说到激动处，他当着上万学生的面掩面而泣，立下一个字据般的承诺：

“一星期之内，我准备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答复你们。”

三天后，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枪响。

那天夜里还有个细节。深夜快12点了，张学良还没到设在新城大楼的联合指挥部，杨虎城心里直犯嘀咕：他是不是临阵变卦了？

12点整，张学良推门进来，开口是句玩笑话：“把我们都交给你了，你看怎么办？”

杨虎城的部将孙蔚如在旁边笑着接了一句：“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

你看，到动手的最后一刻，这两人之间还留着最后一丝试探。可枪声一响，这一丝也没了。

西安事变枪战弹痕遗迹

扣蒋之前，张学良对执行捉蒋的部队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要活的。”扣蒋之后，他给孔祥熙、宋美龄发电报：“决不妄加伤害。”“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

四、放不放蒋：两个把命交给对方的人，吵到“几乎决裂”

人扣下了，接下来怎么办？真正的分歧，这才开始。

杨虎城的底线清清楚楚：放，可以；但蒋介石必须在协议上亲笔签字，白纸黑字，最好再向全国发个文告。光有宋子文、宋美龄口头担保不行——他太知道蒋了，“蒋的人格是不可靠的”。

张学良的想法恰恰相反。他的道理是：得给蒋撑住面子，让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办事。

西安事变和平谈判蜡像复原场景

谈判桌上还有个少有人知的细节。杨拯民后来回忆，那几轮会谈，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学良基本用英语交谈——宋美龄的中文不太好，宋子文说的是广东话，周恩来倒会英语，席上又没有翻译。杨虎城一个陕西刀客出身的军人，坐在那里插不上话。

杨拯民回忆：“父亲说，进行到中途自己感到很痛苦”，父亲让蒋介石留下文件，蒋介石不听。张学良说：“以人格保证还不成吗？”杨虎城不接这话。他不信的，恰恰就是蒋的“人格”。

12月24日，争执白热化。张学良急得“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这是他后来在《忏悔录》里自己记下的，同一场争吵，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里也记了一笔：“惟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最后周恩来居中劝解，两人才平静下来。

多年后张学良对日本记者复盘，还是那句话：“假如我们继续把蒋总统扣下，南京政府将同我们发生新的内战。我们是反对内战才发动事变的，可再发生内战岂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所以我和杨虎城俩闹翻了，就为这个事。”

12月25日，摊牌的一天。

上午，东北军、十七路军一批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蒋介石不在协议上签字，就算张、杨答应放人，我们也绝不答应。中午，宋子文来做杨虎城的工作，杨还是那句话：没有文告保证，人不能走。

下午3点多，张学良打电话，叫杨虎城到自己公馆来。杨赶到时，蒋介石已经收拾停当，准备上车了。张学良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走。”

杨虎城心里清楚，这一瞬间他只剩两个选择：当场跟张学良决裂，把张和蒋一起扣下；或者咽下这口气，保全两个人的团结。他选了后者。

到了机场，张学良又当众人的面宣布：亲自送蒋回南京，三五天就回来。杨虎城惊得发呆——这件事，张学良事先一个字都没跟他透过。但木已成舟，他只能不作声。

登机前，张学良塞给杨虎城一张手令：“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指挥。”

下午4点，飞机起飞。张学良这一走，就再没能回来。

事后杨虎城对亲信说过一句带刺的大实话：“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先没有征得我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

1936 年 12 月 26 日，南京明故宫机场。大批新闻记者等候在专机旁拍摄蒋介石、宋美龄从西安回南京

五、杨虎城的预感，一条一条全成了真

蒋介石12月26日回到南京，第二天就发表《对张杨的训词》，把西安事变说成是自己“伟大人格”感化的结果。12月31日，军法会审开庭，判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随后蒋假惺惺“特赦”，附带四个字：严加管束。这一管，就是54年。

《大公报》1937 年 1 月 5 日刊载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仍交军委会严加管束的明令

杨虎城气炸了。1937年1月5日，他领衔东北军、十七路军八名高级将领通电全国，声讨蒋介石背信弃义。通电里有八个字，掷地有声：“举世自有公评，青史自有直笔。”

身陷囹圄的张学良托人带信给杨虎城：“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又悄悄捎话：“只要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他到这时候还信蒋介石会放他回来。

后面的事，正像杨虎城最怕的那样上演：东北军少壮派刺杀主和将领，“三位一体”散了架，十七路军被调出陕西。1937年4月，杨虎城被迫辞职；6月，“奉命”出洋考察。临走前，他给部下撂下一句话：“被蒋压迫太甚，就断然倒向共产党。”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奉命”出洋考察。图为杨虎城、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摄于归国轮船上

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杨虎城在国外坐不住了，一次次打电报要求回国参战。1937年11月，他回到香港——迎接他的不是前线，是戴笠的特务。这一关，12年。

同一个抗战，张学良也没摸着边。1938年1月，他被囚禁在湖南郴州苏仙岭的两间小屋里，墙上留下他亲笔题的一行大字：“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

两只大鹏都被蒋介石折断了翅膀，最想打日本的两个人，此后抗战八年，谁都没能放一枪。

1949年9月6日，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夜，重庆松林坡，军统特务动了手——用匕首，不用枪，怕惊动人。遇害的共6人：杨虎城，他的儿子杨拯中、小女儿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夫妇，还有宋绮云的小儿子宋振中。杨虎城的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被另行关押，11月下旬也遭杀害。

宋振中，就是课本里的“小萝卜头”，被害时才8岁。

这是宋振中（小萝卜头）8 个月时，入狱之前的照片，也是留存世间唯一一张照片

蒋介石为什么容不下杨虎城？他自己透过一句底：“我没斗过杨虎城这个‘土匪’，到西安上了他的当。”——他记仇记了13年，离开大陆时，连8岁的孩子都没放过。

六、谁是主角：几十年后，张学良“改了口”

西安事变谁是主角？这个问题，张学良一生给过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

1956年，蒋介石命他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被关到第20个年头的张学良提笔写道：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

其实这话得放回当时的背景里看。那是什么年头？在国民党的眼中，西安事变是“兵谏叛乱”，张、杨是犯上作乱的“罪人”——在那个叙事里，“主角”两个字不是荣誉，是“罪首”。张学良说杨虎城是“陪衬”、是“受我牵累”，等于把事变的罪责整个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这跟他在军法会审上的第一句话一脉相承：“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

罪，他一个人背。这是当年张学良的想法。

1953 年，张学良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幽禁处，这台收音机是他了解外界为数不多的渠道

1987年，台湾解严。从这以后，台湾史学界和教科书陆续承认：西安事变促成停止内战、开启全民族抗战，是近代史的转折点。

从1990年开始，张学良改口了。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里，他主动把话翻过来，说了一遍又一遍：

“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是杨虎城不平啊！”

“可以说他是主角啊，不过名义上是我。我是主角，当然是我负责任。”

在已经不需承担政治责任的环境下，张学良还原了事实：西安事变的发动，第一推动力是杨虎城。

张学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影像

七、他没说出口的话

现在，再回到开头那场采访。

他能讲的都讲了——兵谏谁提议的、放蒋谁坚持的、争吵吵到哪一步，全讲了，该自己扛的一句没躲。唯独最深处的那几处，他两次挡回去：“我不能再往下讲。”“如果我全部都说出来，会伤害很多人。”

他守的是谁呢？

先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1990年坐在镜头前的张学良，是恢复了自由，不是恢复了清白。1936年国民党军法会那纸判决，从来没人给他撤销；西安事变这桩“兵谏”的罪名，台湾那边到死都没给他平反。

所以他话说一半，是有所顾忌的。

可对杨虎城后人，他不是“不能讲”，是“没法讲”。

1999年6月，夏威夷，一座教堂门口。杨虎城的孙子杨瀚走到98岁的张学良面前，弯下腰问好。老人握住他的手，说了四个字：“你好，你好。”然后，再没有下文。第二年再次相见，还是沉默无语。

1999年，杨虎城的后人与张学良合影

说对不起？太轻了。当年他要“一抓一送”做千古美谈，杨虎城由着他去了——结果一个被关54年，好歹活着；一个夫妻父子死在松林坡，连秘书家8岁的孩子都没放过。这笔账怎么算，都算不到头。说什么都轻，说什么都像给自己开脱。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虚岁101。从1930年秋天离开沈阳，到死，他再没回过东北。

杨虎城看透了蒋介石，赔上了全家；张学良看浅了蒋介石，苟活后半生。可他们俩联手做成的那件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了。

两位个人输家，赢了一个国家。

晚年的张学良，把“主角”两个字还给了杨虎城；而“对不起”三个字，他到底没能说出口。能还的，他用嘴还清了；还不清的，他带进了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