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59旅主任刘亚生被俘，胡宗南叫来女部下：今晚拿下他！

1947年，国共内战打得正激烈。胡宗南那会儿在西北横着走，手里攥着几十万大军，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把共产党连根拔起。可偏偏有个被关在他牢房里的人，让他折腾了好几个月都没辙。

这个人叫刘亚生，359旅的政治部主任。不是什么孔武有力的猛将，而是一个高度近视、瘦弱苍白的读书人。胡宗南大概觉得，这种知识分子应该最好对付。

刘亚生的底子够硬。河北穷人家出身，六岁没了父亲，连学都上不起。别的孩子坐在教室里，他就扒着窗户往里听。这种执拗劲儿，从小就刻进了骨头里。

亲戚邻里东拼西凑帮他交学费，一个老师看他实在刻苦，干脆资助他念下去。就这么磕磕绊绊的，1932年他居然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个穷到要卖手稿换饭钱的学生，愣是靠打零工读完了大学。

1935年北平学潮，他冲在了队伍里。国民党警察把他抓进监狱，打了一通。第二年共产党把他救了出来，他当年就入了党。这段经历很关键——他对国民党的本质，有切肤之痛。

抗战爆发后，王震到处找文化人充实部队。那个年代，念过大学的在军队里是稀缺品。刘亚生就这么被调进了359旅，既当教员又做秘书，一干就是将近十年。

部队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刘瞎子＂。他为了省灯油，摸黑看书写材料，眼睛越来越差，五米开外人畜不分。战友们拿这事当笑话讲，他自己也不在意，笑嘻嘻地认了这个绰号。

1946年中原突围，359旅在胡宗南和刘峙两路大军夹击下拼死往外冲。翻秦岭的时候，山路全是泥，天上还下着雨，正常人走都费劲，刘亚生这种近视到几乎半盲的人，全靠一口气撑着。

有一回夜行军，大家靠前面的人拍后面的人传信号。刘亚生看不清，一巴掌拍到了一头毛驴屁股上，还跟毛驴说了半天话。驴不理他，他还急了。要不是旁边的同志拽住他，他能跟那头驴吵到天亮。

这种人你会觉得他有点迂、有点可笑。但恰恰是这种迂气，到了生死关头变成了最硬的骨头。

他跟不上大部队行军速度，只能和妻子何薇单独走大路，乔装混过国民党控制区。经过陕南黑山镇的时候，两个人灰头土脸像逃荒的。偏偏碰上一个以前认识他的人，一声喊就暴露了身份。

胡宗南听说抓了个359旅的高级干部，兴奋得很。他下了死命令：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把这个人拉过来。在他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嘛，给够好处就行。

于是刘亚生被安排进了一间体面的房间，好吃好喝招待着。先是送钱，他不要。再派人去谈条件，他不接话。胡宗南的人使尽了常规手段，这个书生愣是油盐不进。

胡宗南手下有个叫柳眉的女特务，在国民党情报系统里小有名气，专门对付这种＂死硬分子＂。那天柳眉推门进去，看到一个戴着厚瓶底眼镜的瘦弱男人坐在那里，心想这也太好对付了。

柳眉使出了全套本事，嘴上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甚至把自己也当成了筹码，直接告诉刘亚生：你点个头，荣华富贵和我，都归你。换成一般人，心里多少得晃一晃。

刘亚生连晃都没晃，一声怒吼就把柳眉轰出了门。柳眉在国民党那个圈子里没吃过这种亏，灰着脸去找胡宗南汇报：这个人软硬不吃。

胡宗南还不死心，又打了一张牌——把刘亚生的妻子何薇推了进去。何薇已经叛变投敌了，被安排来劝降自己的丈夫。这一手够狠，打的是感情牌。

刘亚生看到妻子出现在敌人安排的房间里，一切都明白了。他没有犹豫，没有伤感，只甩出一句话：滚出去，你不再是我的妻子。能对枕边人说出这种话，不是绝情，是把信仰看得比一切都重。

策反彻底失败后，胡宗南撕下伪善的面具。老虎凳、辣椒水，能上的刑具全上了。刘亚生每次都被打得半死不活扔回牢房，但一个字的情报也没吐。

1947年9月他被转押到南京的监狱。在那里关着不少被俘的共产党员，刘亚生凑到每个人跟前仔细辨认，笑着说：叫我刘瞎子就行。在那种暗无天日的环境里，他居然还能笑得出来。

他在狱中坚持锻炼，做操，和狱友们互相打气。他跟人说，他觉得胜利不远了，他能感觉到。他说等出去了，想当一名教员，给党培养下一代人。

1949年初，淮海战役的硝烟散尽，百万解放军兵锋直指长江。南京城里的国民党高层慌了，开始对狱中的共产党人下毒手。一个黑夜里，刘亚生被拖到燕子矶江边。

敌人给了他所谓的＂最后机会＂，问他有没有转变的念头。远处隐隐传来炮声，那是解放军逼近的声音。刘亚生望向炮声的方向，只回了一句：大炮声就是我的答案。

他们在他身上绑了一块大石头，把他推进了长江。那年他38岁。再过不到两个月，南京就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