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榜，嘉祐天选——史上录取率最高的一次“高考”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首《鹤冲天》词，是北宋时期山西籍词人柳永所作。北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柳永首次参加科举落地，年仅二十五岁。原本对科举满腔热情，不料崇尚雅俗共荣文风的他，与欣赏太学体的主考官格格不入被果断罢黜。心有不甘的柳永于是一挥而就了这篇既藐视皇权又抒发自己卓尔不群的文人风骨的《鹤冲天》。这首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抱怨之词，但通篇都是对朝廷开科取士标准不公的无情抨击，是因爱生恨的直接表现，哪怕直接触犯了皇帝逆鳞。

当年这首词的广为传唱，被同样喜爱诗词的宋仁宗赵祯看到后，因厌恶其文风“浮靡淫冶”，一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的评语，直接断送了柳永考取功名之路。当时柳永名为柳三变，于是文坛中有了“奉旨填词柳三变”的传说。

太学体是流行于北宋初期太学及科场的一种文风，以险怪艰涩、堆砌古字、刻意拗折、故作深奥为主要特征，多用生僻古义、诘屈句式，反对平易浅近。如祖父一词，在太学体中非要写成“吾父之王父”这般拗折、盘曲方可。本来，太学体是反对唐朝后期、五代乃至北宋初年的追求声律骈俪、而内容空洞的西昆体应运而生的。不料却走向了“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的另一个极端”。

激湍之下，必有深潭。‌此等文风终于在真宗六子仁宗赵祯继位后迎来了转机。欧阳修，这位尽管仕途曲折艰难，仍抱有满腔热血的文坛巨匠，毅然决然地联合了梅尧臣、王珪、范镇等大臣，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春闱礼部试中，将12名太学体举子全部淘汰，其余388名坚持务实文风者全部录取，进入殿试环节——殿试由仁宗亲自出题，而参试考生不再面临出局风险。

一石激起千层浪。太学体的追随者们开始走向街头抗议，甚至有人作《祭欧阳修文》送至欧阳府上来表达不满情绪。然而“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太学体从此成为历史，以重实用、切时事，选取先秦、两汉期间质朴风骨的古文运动取得了全面胜利，“文从字顺”从此成为汉语言主流。于是一千年后苏轼、曾巩、张载、程颢等人的文字依然耳熟能详。而在当朝388名同榜进士中，史书中称“一科三十三宰执”，其中至少出现9位宰相，3位文学大家，1名威震边关的帅才，261人正史留名为北宋续命，直接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

这九位宰相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 王韶是“文臣主边、拓地千里” 的典范，在熙河之役中挂帅出征，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拓边两千余里，生擒吐蕃首领木征，奠定了北宋开国八十年来最大军事胜利。吕惠卿早年追随王安石变法，是新法的实际执行者，后任延州、太原知府时，整顿军备巩固边防，数次大败西夏军队。林希文辞犀利、笔锋狠辣、是变法时代 “刀笔”之人，传说其能“掌制可鼓动四方”。章惇在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哲宗亲政后，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首相），独掌大权七年之久，恢复青苗、免役、市易等王安石新法，甚至敢在徽宗赵佶登基前夜，直言 “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表现出大无畏的文人铁血风骨。

郑雍、梁焘等人为官后归顺于元祐党人，作为旧党旧法的守护者，成为王安石改革新法以及庆历新政的鲜明对立，以绿叶之姿衬出红花的绚烂。无论新党旧党，在北宋仁宗朝积贫积弱，寻求变革的关键时期，党争两派互相辩驳，诱发了朝野官员、文人士大夫纷纷参与政见讨论，从朝堂延伸到乡野，打破了单一的执政话语体系，让治国思路更加多元。政见之争又延伸为学术思想辩论：旧党多推崇传统儒学，助推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以史论治；新党重经世致用，注解经典服务改革，各学派借着党争背景交流碰撞，推动宋代理学走向成熟，更让苏轼等文人卷入党争，贬谪生涯与政见思考融入诗文，题材拓展、思想深度提升，造就了宋代文学的高峰。

当然，嘉祐二年的科考成就并不局限于朝堂之上，而是由家而国，走向了广袤的山河故土，在天地之间开枝散叶。这288人中，有林家四兄弟林希、林旦、林邵、林颜共进士出身，有曾家曾巩、曾牟、曾宰、曾布、曾肇即南丰五曾，加上同族兄弟曾阜、曾纡、曾惇的“曾家八进士”，更有父亲苏洵领着长子苏轼、次子苏辙同登皇榜的佳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作“横渠四句”的时候，正在开封等待放榜。闲暇之余，并没有欣赏京都繁华盛景，而是寻求一隅清净之地讲学。他的崇拜者中，就有同来参加考试的表侄程颢、程颐两兄弟。程颢、程颐并不喜欢在官场混迹，更多的是志在求学。这次考试中，程颢及第，程颐落榜后，两人却共同求学周敦颐，并开创了宋明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洛学。旗下弟子杨时回到老家福建讲学，培养出培养罗从彦、李侗儒学大师，继而传给闽学设立者朱熹。杨时，便是后世认为尊师重长程门立雪的那位。

张载的弟子中还有同榜进士吕大钧，十九年后他回到家乡陕西蓝田，同他的胞弟吕大忠、吕大防、吕大临即名声赫赫的蓝田四吕，兄弟们共同编制了《蓝田乡约》。《蓝田乡约》又称《吕氏乡约》通过“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德业相劝的乡村教化，尝试完成“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大同世界的建设。蓝田公约首次把道德要求落地为乡村日常规则，填补了古代基层官府治理的空白，成为后世元、明、清三代官方认可的乡约、族规、村规范本，深刻塑造和改变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秩序。

嘉祐二年的千古一榜，自然离不开主考官欧阳修。在礼部试中，首场为诗赋，二场为论，三场为策，最后一场为经义。在最重要的策试中，为了挖掘人才，欧阳修亲自出题，取《尚书·大禹谟》之“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之意，出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此次考试中，有着严格执行弥封和誊录制度，监考官呈送上来的试卷连何人笔体都无法确认。副主考梅尧臣看到一名举子试卷分中写着“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后如获至宝，立刻举荐给欧阳修。

文章旁征博引，大气磅礴，有些典故欧阳修都不知出处。梅尧臣认为此卷可获榜首，可欧阳修认定作者定是自己得意弟子曾巩佳作。为了避嫌，欧阳修让此卷屈居第二。谁知开榜时，作者居然是苏轼。后来欧阳修问苏轼，文中“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出自何方时，苏轼当庭大笑，古书中并无原句，此乃是据《尚书》意义演绎而来。欧阳修闻后汗颜，大赞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从此，世间又增加了“出人头地”这一成语。

上榜的人中，当年程颢23岁，吕惠卿26岁，王韶28岁，林希23岁，苏轼22岁，年龄最小的苏辙仅有18岁，正是风华正茂青春自信的年龄。而他们的恩师欧阳修已经过了天命之年，梅尧臣也年近六旬，他们能与青年人走在一起，不趋炎附势不结党营私坚决执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意图，以文取士，可以说慧眼识珠，一网天下英才。

让欧阳修没有想到的是，此次科举无意中竟然使“唐宋八大家”中宋朝人士全部集齐，风云际会。唐宋八大家中，除唐朝韩愈、柳宗元和宋朝欧阳修和王安石外，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在同一榜单，不是巧合定是天意。宋代的六大家主张恢复和发展先秦两汉时期散体文，坚持文道合一，抛弃佶屈聱牙的太学体、西昆体等华而不实的诗文、骈文体裁，承接唐诗的洒脱，不经意间竟为宋词、元曲的兴起，明清小说的文字大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语言基础。

当然，嘉祐二年开科取士离不开皇帝仁宗赵祯的开明，尽管此刻他正遭遇病痛折磨，在正月就明智地把权力全权下放给翰林学士欧阳修，命其任此届科举的权知贡举，即主考官，也是知人善任的明智之举。在四方夷狄虎视眈眈的北宋，能够较为安稳的坐朝42年，不仅使边界保持了相对和平，还对百姓轻徭薄修养生息，不仅使仁宗朝呈现人才井喷的壮观景象，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等群贤毕至，更是让理学、史学、文学全面繁荣，竭力促成了宋代文化最鼎盛阶段。

仁宗朝工业、商业、经济都空前发达，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天文、医药等科技成果涌现，可谓人才济济，国富民殷。赵祯仁宗谥号，名至实归。在他薨逝后，全国百姓自发哀悼，开封焚烧纸钱的烟雾让“天日无光”，甚至敌国辽朝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哀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辽国建赵祯衣冠冢，辽朝历代君主“奉其御容如祖宗”。

如此仁德的赵祯自然不会忘掉“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早在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柳三变改名柳永参加了当年科举，并考中进士，结束了多年的落地生涯。或许柳永遗憾自己是早生几年，倘若再过十余年，到了嘉祐二年，有幸结识欧阳修，与苏轼等人共登“黄金榜”，人生可能将是又一种轨迹。（王清茗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