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2万。这是2025年全国的出生人口。
同一份数据里,还有几个数字同样醒目:年末全国人口140489万人,比2024年底减少339万人,已连续4年净减少;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338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22365万人。
8月底,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年度统计公报又给出一组数字:0—15岁人口占比16.4%,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5.9%。“一老一小”的占比已经相差不多。

每到这种时候,总有人把话题拉回1957年,也就是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的那一年。很多人只记住了“少生”两个字。
其实他更看重“匹配”:人口增长要跟上生产能力,人口底数要摸清,增速要调节,人口素质要提高。七八十年代,粮食、资金、学位都很紧张,生育数量管控在这种处境下一步步收紧,这和他的主张不是一回事。
把后来的具体措施都算到一位学者名下,并不公平。那如果当年走的是另一条路呢?人口肯定更多。

劳动力更充足,市场也更大。可在起步阶段,每一分钱都要在建厂修路和办学看病之间分着用,摊到每个人头上的那一份只会更少。
还有一点常被忽略:少生本身也是现代化带来的结果。城镇化往前推,受教育的年限变长,孩子夭折的风险降低,家庭自然会少生。
政策能让拐点来得早一些或晚一些,却挡不住拐点本身。所以,今天真正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当年该多生还是少生,而是怎样应对一个规模依然很大、结构正在变老的人口。

9月14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的判断是:最近4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但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新出生人口虽有下降,仍维持在800万左右的数量级。
支持资金也在跟上: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月9日财政部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也写明要落实好育儿补贴、免费学前教育、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等政策。一头支持养育孩子,一头保障老人养老。
这本账到底有多重?时间回到2021年春天,七普数据发布前夕,一场关于人口的大讨论正在升温。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原本预计在4月上旬公布,这一时间由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于2021年3月的一次发布会上提出。
到了4月16日,刘爱华回应称,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料,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准备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信息的基础上,增加发布更多更细的信息,同时大量增加普查公报,所以公布时间会晚一些。当时,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具体发布时间仍不确定。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之所以举世瞩目、受到高度关注,是因为中国当时正处于老龄化和少子化大趋势的拐点。人口问题在此前两年也一直是热门话题,无论是携程董事长、人口学家梁建章,还是恒大研究院原院长任泽平,都曾多次撰文谈到人口问题。
比较日本、韩国与中国的老龄化差异,总体上来讲,日本当时的老龄化状况就是中国20年以后的样子,韩国则是中国10年以后的样子。央行撰写的一篇关于人口问题的重磅论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堪称一流,发布后反响很大,颇有倒逼人口政策改革的意味。
该论文把人口模型分为低增长、加速增长、增长减缓和低速增长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阶段,主要是在工业革命以前。

当时生产力不发达,加上医疗水平落后,所以人口死亡率很高,出生率也高。除极少数极度贫困的国家外,大部分国家都已走出第一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但出生率下降不明显。这是因为随着工业革命的普及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提高了,但由于还处于工业革命的早中期阶段,人们依然保持着高生育率的惯性。
1949年到1979年之间的中国,以及巴西、印度和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国家一般担心人口过快增长给环境、资源、社会带来巨大压力;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担心养活不了那么多人,所以有很多国家在这个阶段实行了计划生育。

第三个阶段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的阶段,出生率快速下降,死亡率缓慢下降,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阶段。生育率的下降使少儿抚养负担大大减轻,更多的妇女和家庭成员可以参与工作;第二阶段高生育率下出生的人陆续成年,劳动人口占比也不断扩大。
这个时候老年人虽然也在增加,但比例极低,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最典型的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或者说1992年以后的中国。
中国经历了两波人口红利期:第一波是1962年到1976年这15年间,年平均出生人口2421万;第二波是1982年到1991年这10年,年平均出生人口2284万。这两波人口红利期有一部分重叠,所以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达40年的高度繁荣。

所谓重叠,就是两波之间形成了接力,一波还没老,另一波就上来了。这个阶段也是一个窗口期,有些国家能把握住,有些国家把握不住。
把握住了就是巨大的人口红利,把握不住就是人口负担乃至人口炸弹。比如此前几十年的印度,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如果就业机会很少,人口就会成为人口负担和人口炸弹。
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以及后来加入WTO的中国,大体上都把握住了人口红利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其实并不长,也就二三十年。

但拉丁美洲整体上就很差,多数国家最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就跟人一样,年轻的时候多抓住几次机会,一跃而上,就完成了事业的积淀和财富的积累;如果进入中老年,那就困难一些,容易陷入所谓的中年危机。
第四阶段是出生率和死亡率都进入低位,而且长期保持低位。这时,第三阶段人口红利期的劳动力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成为一种负担。
过去的低生育率导致找不到足够的劳动力来支撑经济发展,同时还要照看不断膨胀的老年人口,所以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停滞。这个阶段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

当时日本的老龄化程度是全球最高的,平均年龄48岁,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停滞,被称为“失去的30年”。其他发达国家也是一样,像欧盟的意大利、德国等很多国家,平均年龄也在40多岁,也处于比较老龄化的状态。
整体来讲,第四阶段对于整个人类,包括发达国家,都是一个新课题,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也就两百来年,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长期保持低位也就是几十年的事,所以很多发达国家也在跌跌撞撞中探索如何应对。
发达国家也出台了很多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最终效果都不太理想。

央行论文认为,人口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给世界带来了人口大爆炸、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转型之后,人口、经济、社会将如何发展,世界格局究竟如何演变,发达国家看不清楚,中国也看不清楚。
从这一四阶段模型来看,中国即将从第三阶段的人口红利期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第四阶段。在第三阶段,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还叠加了一个加杠杆的红利。
在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好、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时候,也最有能力加最多的杠杆,这属于双重红利。当然,如果进入老龄化少子化阶段后再叠加去杠杆,就会比较难受。

所以说,加杠杆阶段都是红利,去杠杆阶段都是灰犀牛。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
房地产行业加杠杆,这二十多年来可以说是一直加、一直爽,背后有六七十年代和80后这两波婴儿潮人口红利的支撑,加上经济高速发展,人们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扩展了居民加杠杆的空间,所以在人口红利最好的时候,房地产确实也上了最大的杠杆,以至于银保监会主席都直呼,房地产是金融系统最大的灰犀牛。
但客观地说,在房地产上加杠杆,确实也可以极大地促进当期经济增长。房地产产业链非常长,可以带动上下游方方面面的企业受益,包括上游的建筑材料、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下游的装修、家具、家电等,给政府带来的税收收入也非常高,还有卖地收入。

央行论文中有一张反映中国GDP增速和劳动人口占比的图,图中在2019年处画有一条虚线。从图中可以看到,到2023年左右,劳动人口占比将进入迅速下降阶段,而GDP增速已经下滑了好多年。
论文指出,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给经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转型更快,过渡期更短,老龄化和少子化更严重,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极有可能面临比发达国家更严峻的挑战。
在养老负担方面,论文测算了老年抚养比和政府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2019年老年抚养比为17.8%,预计2035、2050年分别为32.0%和43.6%,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抚养的人数变多了。

如果按60岁退休需抚养算,这一比例分别升至49.8%和67.6%,这意味着届时一个劳动力需抚养0.5个和0.7个老人。政府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会从2019年的5.3%一路增加。
老年抚养比从2025年以后有一个快速上升阶段,政府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样有一个快速上升阶段,这与常识理解也是一致的。

养老金涨幅也在下调,从2006年最高的23.7%一路下降,2018年起养老金上调比例维持在5%,2021年的4.5%涨幅首次低于5%,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今后养老金的涨幅可能会越来越小,或许只与通胀持平。
社会热议的延迟退休,也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沉重的养老负担。此外,央行这篇论文还比较了中国、美国、印度几个人口大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以及对经济的一些影响。
更新时间:202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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