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持生：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杰出领袖周恩来

【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

【引言】2024年“央视CCTV4” ＜国家记忆＞栏目，热播了《周恩来和中共隐蔽战线》的记录片，我全神贯注地看完了1-10集。观后信息热议，赞该片是，近些年诸多的密战史和谍战片中首创，也是唯一全面、系统地以丰富、生动、鲜活的中共隐蔽战线史料、场景为体裁，用高超的艺术合成手法和配上铿锵有力、清晰明了的高度概括评述，充分彰显出中共密战统帅周恩来与隐蔽战线的众多先烈和无名英雄们，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的巨大作用，创造的丰功伟业及立下的不朽功勋！因片中史无前例的首次提到“神秘人物吴德峰”、中共“中央交通局”和“西安情报”等话语，引起一些知情和不知情朋友的关注，向我询问具体详情内容，并向我提出不少问题。恰好向我询问和提出的问题，基本在我2013年3月25日，参加的“纪念周总理诞辰115周年——隐蔽线专题讨论会”及2016年10月10日，参加的“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隐蔽战线专题研讨会”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杰出领袖周恩来》发言中已讲述。该文稿大部分摘选自我父母和他们的战友生前的往来信件、回忆文章、记录素材等及父母留下的相关文件、文史、文献资料。今年3月5号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诞辰128周年之际，我再将该文略加调整補充修改后，重发诸位朋友参考、共同研讨。毕竟我的资历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请诸位长辈、师友和党史、密战研究的专家们予以指正提高。

【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在艰苦而漫长的革命战斗历程中，相对与敌人面对面作战的公开战场，还有一条为夺取革命胜利起过重要作用的隐蔽战线。这条秘密战线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们革命斗争的胜负。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我们不但要有地上军，而且还要有地下军，使两支军队配合起来才能把敌人打垮。

党的隐蔽战线地下军主要包括党的“情报保卫”和“机要交通”两个独立的组织机构，而中共创始并长期指挥、领导这一战场的统帅就是被该系统属员尊称为，“豪公总座”的周恩来同志。

【李沛群同志1976年1月19日给吴德峰信中写道，﹕“豪公”逝世，他当即写一挽词：“豪公总座千古 巨星陨坠普天悼四海涕零恸地哀”以表哀思。】

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中的“情报保卫”、“机要交通”工作，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评价堪称一流、独具特色。外国的间谍是色情、杀人、越货；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是祸国殃民、相互倾轧、无恶不作；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组织机构纪律严明、严格、严谨，对外严格保密、统一指挥、垂直领导、上下级单线联线、不准擅自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不准搞色情间谍和无政府主义的暗杀等活动。

隐蔽战线人员的组成都是对党、对革命事业坚贞无二、无私无畏、勇于奉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党内精英。

周恩来同志作为隐蔽秘密战线的杰出统帅，高瞻远嘱、深谋远虑、运筹帷幄地引领隐蔽秘密战线的无数英烈英勇奋战，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丰功伟业，功高盖世是永恒、不可磨灭的。

【红军联络处人员西安合影（左起后排）：1939年南方局领导人在重庆（右起）曾广梅、XX、叶剑英、孔石泉、张经武、云广英、周恩来（曾广梅是吴德峰长征时警卫员，时任周恩来与吴德峰直接联络员）】

一、周恩来同志在创建秘密战线初，就确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正确的工作原则、方法和严谨、严格的组织机构、纪律规定。

1、指导思想始终是遵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关注调研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思想状态情况，不放过社会存在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深入敌后虎穴，获取情报、肃清内奸，有效地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确保党中央、苏区和解放区的安危，配合大部队战役、取得胜利，保证了革命事业的成功。

【1938年吴德峰在西安曹家巷】

1936年，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我父亲吴德峰长征到陕北保安后，担任中共中央外交部对外联络局局长，仍在周副主席领导下工作。

“双十二”西安事变发生后，我父亲跟随周副主席应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邀请，同机赴西安参加善后处理协调工作。

蒋介石返南京后背信弃义，局势又骤然恶化，我父母遵从周副主席的指示留在西安，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守护延安大门，再度转入地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组建领导西安情报组织。

【1938年戚元德携女儿岷生在西安曹家巷】

父亲任职期间一直是接受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挥和垂直领导（时周恩来副主席还兼任“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按周恩来同志对情报组织机构绝对隐蔽、严格对外保秘的要求，情报组织当时没有机构名称和人员职位任命，后人为了区分我党诸多的情报机构，才内部标示称为“吴德峰情报系统”。

我父亲依据周副主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组织了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在陕西省委欧阳钦和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等同志的密切配合、大力协同支持下，组织派遣了各类精干情报人员深入虎穴，当时在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宪等心脏要害部门和学校、交通、邮政、银行、报社等重要行业，几乎都安插有我们的党员或革命的同路、同情、支持者，掌握了敌人核心机密和行动命脉及社会动态，实施统战，加强扩大抗战力量。

西安情报骨干成员有：时任胡宗南副官的熊向辉、任胡宗南机要通讯室副主任的戴中溶、任胡宗南侍卫队分队长的王应慈、任西安戒严司令部参谋处长的成子慎、任38军办公室主任的姚警尘、任38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的杨晓初、任三青团负责人的陈忠经、任三青团书记打入军统中统特务组织的申健、打入国民党陕西省特务侦缉队分队长的肖德等，都是我们的同志，甚至敌特派来监视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特务霍建台等也是我们的同志，他表面上摆个烟摊是监视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特务，实际上是保卫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眼线、岗哨……，可以说敌人当时的一举一动都掌控在我们的视线中，弄清了敌人的政治阴谋、军事计划、部队行动调防等情况，多次揭露国民党耍阴谋、闹摩擦和反共高潮的行径，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重大决策和我军大部队的行动作战。

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指挥、领导下，“西安情报系统”在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和战胜胡宗南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9年夏，邓颖超怀抱伍绍祖和吴持生】

下摘我母亲戚元德同志回忆文稿《忆往事浮想联翩》中的二、三事为例：

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胡宗南，积极部署对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进攻，妄图一举歼灭我陕北中央首脑机关，时正值周副主席由渝返回延安途经西安，我父亲将截获的胡宗南战斗序列部署，各部队的驻地、番号、长官姓名等详细材料交给周副主席带回延安，我党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及时揭露了蒋介石反共挑起内战的阴谋，捍卫了党中央，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通过对西安伪政府人员的调研，为我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我党在当时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等政策提供了决策性的参考；

1938年至1940年，我“西安情报系统”借助国党内部党阀朱家骅与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争权夺利，朱家骅取信于蒋介石先后担任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中央组织部长、调统局长等要职，主管掌控了党务、特务大权。时朱家骅为自立门户、力排二陈，清洗各省市党部的CC分子，为发展壮大自己势力急骤招兵买马，周副主席指示我父亲乘此机会组织领导、启动各种社会关系，大力派遣我方各类特工人员深入敌后、敌穴、打入敌要害部门，在国民党戴笠、二陈所领导的特务机关内部我们都安排了不少我们的特工同志，杜希健等一行人就是当时派遣的最后一批，于1940年2月左右乘卡车到达西安时，形势发生变化，二陈用美人计使朱家骅失势，免去了中执委秘书长等要职，二陈卷土重来。杜希健等同志因此未能安插派出，杜希健留在我们情报机关任报务员，后与罗青长结为革命伴侣。

【1940年罗青长与杜希健在西安喜结连理】

“中央军官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有个特务班，毕业后要派到西安，人还没走我们就把名单、照片发送到延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相继出台，这些文件详细地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策略及实施办法，内容极其毒辣、卑鄙、反动无所不及，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及时向中央（延安）汇报，中央根据这些情况编写了《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了敌人的阴谋。

我们的情报人员都是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信仰、信念弥真，不怕牺牲、机智勇敢的精英：

熊向辉是在胡宗南身边潜伏极深的冷棋子，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千军万马的高度作用，与潜伏在国民党三青和军统中统特务组织的陈忠经、申健，被荣誉为我党情报系统的“后三杰”；

戴中溶，胡宗南的嫡系亲信，机要通讯室副主任（主任王维驻北平不在，戴全权主持日常工作），掌握机要室的电台密码、机要通讯、文书秘件，他可随时信手拈来先后交罗青长、王金平转呈中央，在打败胡宗南的斗争中起到关键作用，可称之谓“无名英雄”；

师应三、王昭贤打入敌特机构获取“戴笠来西安对许守素(西安军统站的特务头子) 等布置过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任务的命令”情报，及时通报中央“西安八办”撤退了相关领导，宣侠父因临时任务留下，遭暗杀后又是师、王等从特机构探明的宣侠父烈士牺牲经过；

西安事变后，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乘机发动所谓的“全面军事行动营救蒋介石” 绝密件，军办公室主任的姚警尘经手传递孙蔚如截获，然后由时任西安戒严司令部参谋处长的成子慎通告我父亲，及时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察觉、防止了何应钦阴谋活动，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情报作用……。

当时因保密很多极密情报和情报工作人员的战绩、情况不能对外公开宣传，至今很多仍鲜为人知，甚至有些情报人员要继续潜伏或涉及高端绝密的特殊任务，永远不能公开真实身份，甚至牺牲了也不能公开烈士身份。

毛主席当时曾表扬西安秘密情报工作，对父亲和罗青长等同志当面讲过，“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的情报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要发勋章首先发给你们……。”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与吴德峰同志握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1939年周恩来领导的“中特委”对“吴德峰情报系统”评价是：“除延安外，西安是情报工作最有成绩的地方”。

1940年4月25日和28日，吴德峰回延安报告工作时，“中社部部务会议”的评语是：“西安情报工作有很大成绩”“情报价值要以西安为最好” 。

我父亲1940年5月从西安调回延安工作，接任领导西安情报工作的，除罗青长外，先后还有曾三、王中、程之平、王石坚等。

2、正确的工作方法和严格、严谨的组织机构和纪律。

周恩来同志领导隐蔽战线对敌斗争工作经验丰富、处事严谨严格、慎之又慎，在组建党的秘密组织机构之初，就安排、设置、考虑地很周到，他亲自将负责领导的隐蔽战线直接对敌斗争的组织机构分为：“情报保卫”和“机要交通”两大独立操作、对敌作战系统。“情报保卫”机构的组织任务是，专门负责侦查、搜寻、索取情报信息和党的保卫工作。

据我父亲讲，1927年周恩来同志在党的第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7至12月又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代理中央常委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工作，并参与担负组织部门工作。当时中央军事机构在武汉期间，是依托湖北省军委基础上组建的，我父亲当时任湖北省军委常委、军事部长等职，同时党组织派遣他打入国民党组织，先后任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武汉市国民政府常委、兼武汉市公安局长，因此工作上直接受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双重领导，参与了中央军事部门工作。

【前排：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后排：周恩来、博 古、叶剑英】

此间，周恩来同志在武汉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具体工作任务交由顾顺章负责，组建成了具体实施、完成特务工作任务的专门组织机构——“特务科”。“特务科”下设特务、情报、保卫、匪运，四个股，以情报为主。

“特务股”又称“打狗队”，以消灭危害革命、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叛徒特务为己任；情报股负责收集敌特、社会情报信息；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领导与机关安危；匪运股负责收编、瓦解、利用土匪和帮派武装势力。

【1927年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成员名录：中共湖南省委（湘赣边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中共湖北省委军事部部长吴德峰，书记关学参。】

在“四•一二”蒋介石和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中央根据“八•七”会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制定《秋收暴动斗争计划决议案》指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特务股”也随之迁往上海改建成为中央“打狗隊”時称谓中央“红隊”负责人仍为顾顺章。

【1928年7月-1929年12月、1930年4月至1 2月、1931年1至1 0月，中共中央军事部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1927年11月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同志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领导组织局工作。1928年7月至1929年12月，周恩来同志又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任，陈赓任“特务科”科长，欧阳钦任“组织科”科长，我父亲任“交通科”科长（此间河南特务叛徒云集，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完全瘫痪，周恩来同志派我父亲赶赴河南任军委书记，组织“打狗队”消灭罪大恶极叛徒，协助省委书记张景曾恢复了河南党组织工作）；

【景增德峰关于《河南通信》的意见给中央的信】

1930年4月至1 2月周恩来同志任中央军委书记、1931年1至10月周恩来同志任中央军事部长。在周恩来同志领导组织局和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特务科”升为中央政治局领导，与中央“红隊”合并，成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为顾顺章，由周恩来、向中发、顾顺章组成“中央特别任务（执行）委员会” (顾顺章叛变后更换增补了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康生) ，仍由周恩来同志直接统帅、垂直领导。

“特科”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信息，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联络”。

特科下设情报科，科长陈赓，负责情报反谍等工作；行动科，又称红队，科长谭忠余（时为顾顺章的左右膀、亲信，正与顾顺章的妻妹热恋，顾顺章叛变后，康生向我父亲要他身边的交通员周惠年同志调特科做谭忠余的工作，阻止了叛变连锁反应，后谭忠余派往苏联在回延安途中，在黄河边洗脸时暴露腰中枪支，被捕后壮烈牺牲，其女儿谭小余，是改革开放后民航总局副局长李昭的同母异父姐姐，可询问李昭证实），负责营救同志、除奸(叛徒、特务）等工作；电讯科，科长李强，负责电讯联络、无线电专业人员培训等工作；总务科，科长洪杨生，负责后勤总务等工作；“特科”还配有完成内交任务的专职交通员，先后有被陈云誉为“特科”第一女交通的周惠年等同志，“特科”的内交人员也是“中央交通局”派出的专职交通员担任，这是周恩来同志严格规定的铁的组织纪律。

在顾顺章叛变时，周恩来同志紧急召集“交通局”和“特科”联合办公，紧急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研究应急措施。周恩来同志首当其充的指示我父亲，紧急布置“交通局”全员出动，竭尽全力抢在敌人行动前通知相关危险机关部门人员紧急撒离转移（包括“特科”的大部分人员撤离转移），并立即将还未离上海进苏区的大批中央领导和干部火速安排，安全护送到了苏区。同时对“特科”进行了重组，重组后的“特科”主要任务是消灭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叛徒。另顾顺章负责“特科”时，亲自主持过问中央机关和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派出中央机关的门房、门卫，几乎全是顾顺章选派安插的自己亲友关系，周恩来同志也首当其冲地指示我父亲立即派出交通员火速通知相关部门撤退转移，及时地消除了这一严重的隐患和危害。

顾顺章叛变后，继任的特科负责人，按先后排序为：陈云（任书记）、康生（兩人均为顾顺章叛变后调入特科的），潘汉年（向中发叛变后调入特科的）。党中央迁往苏区后，上海成立中央分局，先后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有武胡景、欧阳忻、刘仲华等同志。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并由周恩来同志任主任直接领导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9年初，中共中央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和“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对外公开名称“中央社会部”，简称“中社部”。“中社部”和“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中社部”康生任部长，李克农等任副部长，“边保”由周兴等负责。“中社部”、“边保”机构前身实际上延续了“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组成基本沿袭了原政治保卫局的班底。

【邓发同志】

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于1931年底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首任国家保卫局局长是邓发，该局由原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中共中央交通局”的部分骨干成员和中央苏区红军干部组成。

邓发工人血统出身，政治立场坚定，长期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一职，其副手有曾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的我父亲（吴德峰）、李克农、李一氓等情报保卫、机要交通的资深干部。

国家政治保卫局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反革命、保卫苏区、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党中央，承负肃反、保卫、情报、交通等重要任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严谨严格的工作条例及政令规定(详见上“中社部”印发的《内战时期肃反文件》)。

在中央从上海迁移至江西苏区时期，周恩来同志仍直接参与领导中共的机要情报等重要部门工作。邓颖超曾具体承办过当时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秘密联络的核心机密工作，我父亲吴德峰曾先后担任江西和湘赣两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我母亲戚元德也曾在江西苏区担任过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

【内战时期肃反文件上册国局文件123-124页吴德峰签发的江西省政治保卫局第一号通告和邓发153-155页签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号训令】

【内战时期肃反文件上册国局文件164- 177页《间谍须知》】

【内战时期肃反文件上册国局文件：1178- 180页《水陸交通检查需知》】

上海时期，“中央特科”、“中央交通局”两个组织机构仍同为周恩来同志直接统帅指挥、垂直领导、指挥协调，为并驾齐驱的两个独立操作隐蔽战线系统机构。两系统机构对外均绝对保密、组织纪律严谨严格，成员间相互均为单线联系，未经组织允许绝不允许私自发生任何横向交错关系，……。

将这两个组织分开，等于设置了一道防火墙，起到了安全保证，相互制约，保密隔断、隔绝的作用。一旦任何一组织或某环节出现问题，就可做到立即防范、及时切断，中止漫延祸及全党和相关机构人员，这个关键作用在营救关向应等同志和处理顾顺章、向中发叛变等重大事件中均得已实施、体现和印证。

对于“情报保卫”，特别是“特科”工作情况，薛钰（书面发言）、罗援、郝在今、徐焰等老师发言都讲的很多很透彻了，在此，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一一重复了。下面我就着重叙述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另一支显为人知的“机要交通”工作情况，进一步突现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秘密战线领袖的英明伟大和丰功伟业。

【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

二、周恩来同志长期直接领导下的另一支中共中央秘密交通工作系统。

我党1921年成立以后，党组织完全处于地下活动，地区分割，机关设置分散，基本以住家、店铺等多种形式为掩护。由于白色恐怖，当时的各种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系统都掌控在反动派手里，各级组织、机关工作往来联系，都自然配有完成党内传递各类情报信息、交流物资等项工作的人员。随着革命斗争政治形势发展，逐步形成了“党内秘密交通”组织机构，肩负起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相互往来的信息文件传递，干部、人员调配往来护送，重要物资输送和经费流转等特别任务。随着革命事业的急骤发展，党内秘密交通逐步扩大、完善，成为我党地下军奋勇作战，对敌斗争，执行特殊使命缺一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1924年5月在党的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中提出：“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第三人管理工农部(如遇有特别情形，各委员兼职得互换之)。地方委员会对于在当地国民党中工作的同志负指导的责任——凡在国民党工作之同志都应由地委指派。为增进某一部的工作成效起见，地方委员会得组织各种委员会。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

1925年1月31日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中又明确提出：“使本党宣传品广布全国，也是中央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因此，中央组织部须设一交通干事，其任务：(1)指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2)筹划向各地秘密的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3)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之交通”。

1925年4月30日中央总书记和中央组织部签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关于建立和建全党内交通问题，强调了交通专门机构建立的重要性、必要性，提出了从速办理的具体要求，至此中央设置了交通专门机构，负责中央内部各部门和对外联络任务。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中央决定在党内建立全国性的交通网，设置了交通处机构——中央交通处。当时中央的交通处分为市内交通及长途交通两部分，分工协作及时完成党中央交待的各项任务，后为适应对敌斗争的残酷新形势，又设立必要的武装交通。

【中央交通处交通网示意图】

1927年8月21日以吴世荣（吴士祟谐音）名义发给南方局、北方局、各省委临委的第三号中央通告明确指示：“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交通网，此交通网的职任有二：(1)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运送党的一切宣传品。(2)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此间分工负责军委和参与组织等重要部门领导工作。

【1926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吴德峰任联合政府首府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

【1926年在湖北省立四小当教员的戚元德】

我的父母亲吴德峰（原名吴士崇、化名吴铁铮）、戚元德，上世纪二十年代参加革命工作后，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隐蔽战线秘密工作。

我父亲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暴发，曾任学生军班长；1914-1918年湖北省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参加并组织发动学潮；1924年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曾担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中共湖北地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军委常委，八七会议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等职，后又调江西先后任赣西南、赣北特委书记等职，1927年，参加组织领导了两省三地秋收起义组建队伍，亲上前线指挥组织鄂南等地秋暴。

【1921年武汉地区革命同志合影（吴德峰同志坐第二排左起15位）】

1925年2月，我父亲依党组织指示，自筹资金、校舍，在武昌黄土坡（现首义路）开办了崇实中学，在北伐胜利以前，该校就担负了湖北地区对中央、对省内外城市和农村等地以及工、农、商、学、兵之间的秘密文件和宣传资料的传递和发送的任务；同年，我父亲按党组织指示，以家世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当选为湖北省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先后任商民部长、工人部长、军事部长、武汉特别市国民政府常委和公安局局长等要职，同样肩负着利用特殊渠道为党搜索、获取情报，护送、保证往来领导干部安全及物资经费、情报信息、文件资料的秘密输送、传递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参与过当时秘密交通的筹建、策划及文件起草、实施运作等工作。

在“四·一二”蒋介石和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以及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和“八·七”会议期间，我父亲在护送中央领导干部和大会代表以及传递重要秘密文件、情报信息等方面做了许多组织实施、应急措施等工作。

时中央军委机构是依托在湖北省地方军委基础上组建的，因此我父亲当时工作受中央军委和湖北省委双重领导，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同志。这期间我党曾先后组织选派了不少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和进步青年去苏联学习军事、政治、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业务，具体组织操作多是由身兼双重身份的我父亲去实施进行的。

【摘自1940年《吴铁铮（吴德峰）自传》，原载于《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上册】

1928年夏，我父亲到上海再次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任“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1929年4 月，调任负责“中央外交科”工作；1930年7月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指定我父亲负责；11月，军委“交通总站”改为隶属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交通局”，将“中央外交科”归并，由周恩来、向中发、李立三、余泽鸿和我父亲组成“中央交通委员会”，仍指定我父亲负责并首任“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交通局”与“特科”，是同在周恩来同志垂直领导下，独立操纵的两个平行机构，按规定不允许任何成员私自发生横向交错的非组织工作关系。当时“交通局”的重点任务是，打通苏区、湘鄂西、赣北与鄂豫皖等往来的交通线，统一布置严密的全国及国际间交通网。此间，父亲还参加了向中发叛变和营救关向应同志等重大事件的处理全过程。

当时上海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区，设有军委、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妇委、兵委、工委、青年团、互济会、党报、江苏省委等十几个机关、团体和办事机构。机关、团体和办事机构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都由内交完成，交通员按规定都是垂直领导、单线联系，每个交通员按规定不超过三个联系点。为了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方便工作、便于隐蔽，中央内部往来交通大部分由女同志担任，且女交通员多是单位负责人的妻子，但纪律严格规定单位领导不知道、也不许过问任交通员妻子的上、下单线联系关系人是谁及联系方法。例如：

中央文库是保管党诞生以来的各种机密文件的重要地方，负责人是陈为人同志，其对外关系联络中央的交通员就是其妻子韩惠英同志，韩惠英同志因去联络的机关被叛徒出卖破坏而被捕，陈为人同志见妻子未按约定时间回来，知出问题了，迅速按保密规定转移文档、搬了家，从此与党组织中断了联系。他与在文库机关工作的李沬英同志，克服千难万险、坚守保护了文库，直到韩慧英同志释放出狱后，陈为人同志才又和组织接上关系，胜利完成保护文库任务。

我们担任这项工作的女同志在分散情况下，均受过不同程度、方式的培养和训练，有一套专门适应各种环境，应付敌人“抄靶子”（突然封锁区域、要道、路口，搜查过往行人）抓捕、审讯、酷刑拷打和地痞流氓滋事骚扰及藏匿传递文件，护送干部人员，物资运送、资金流转等的办法。她们工作魄力不让须眉，和男同志一样出生入死、随机应变、忘我地为党工作，像“沙家浜”剧中的阿庆嫂一样，机智、多谋、勇敢的女交通员举不胜举。如被誉为“三剑客”的女交通员夏子栩、陶桓馥、葛琴，“福兴”商号的“老板娘”朱端绶，被陈云称为“特科第一女交通”的周惠年及上述守护“中央文库”的坚强、坚定的女交通员韩惠英、李沫英等同志。

当时负责中央所在地从上海到外地及国际的秘密交通的叫“长途交通”，亦称“外埠交通”。完成这类任务的交通员多是男同志，多以商贾、跑单帮等面目出现，常年在秘密交通线上奔波，风里来、雨里去，生活十分艰苦，有著称“四大交通”的肖桂昌、李沛群、曾昌明、熊志华同志，华南交通总站站长饶卫华同志，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同志，“中央交通局”直属汕头绝密交通站长陈彭年（陈松年）同志，香港交通站的李少石、廖梦醒夫妇，还有不怕牺牲、坐牢，安全护送瞿秋白、何叔衡、刘伯承等同志的女交通员蔡纫湘同志（欧阳钦夫人）、刘莜圃同志（傅钟夫人）及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张宝全、孙世阶、邹作仁、邹端仁、余均平、余川生、余枳邦等烈士……。

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中，秘密交通工作的条件非常艰难困苦、险象环生，每个秘密交通员随时都有被捕或牺牲的可能，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家的遭遇就是我们秘密情报、交通工作的一个真实写照，李玉和的原型之一就有东北密山交通站的负责人宋志远同志。我们那时的秘密交通工作人员确实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

1930年，党的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抽调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到苏区去，将白区工作中心转到苏区，中央领导机关也由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上海成立中央分局。此间中央交通局重点抓了由上海至中央苏区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线工作，在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指示下，交通局以最大决心先后从各地区调来大量强有力的干部，在三个月中打通了中央苏区交通线，随后又打通湘鄂西、赣北与鄂豫皖的交通。

1930年秋冬又新建了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陶坑，至苏区等数条秘密交通线。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和保证路线安全畅通无阻，中央交通局先后在青溪、香港等地区设立了华南、瑞金等交通总站来管理领导这些红色交通线，交通总站下又设大站、中站、小站分级单线管理，不允许发生横向联系。

为了解决物资供应困难，交通局还开办了不少相应店铺，在汕头就先后开设了“中法大药店”、“华富电料公司”等商铺，主要为中央和苏区等购买供销急需物资，只批发不零售，去买货的采购人员必须到上级指定的商铺去购买货物，买、卖双方人员互不认识，更不知谁是自己人，只要正常贸易交钱付货就行！紧缺物资我们商铺就囤积居奇有意抬高物价，不使外人买走，自己人急需的货物则按上级规定随行就市，价钱再贵也必须在指定商铺购买（实际上都是一个口袋里的钱，羊毛出在羊身上）。后来交通局商铺开设不过来，就由“特科”也组织开设了一些商铺，同样不发生任何横向关系，仍由交通局通告相关部门定点进货商铺名称就行。

【红军时代的周恩来】

1931年9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中央决定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同志先后分批转移至苏区。我父亲亲自分地区、分段，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专门研究行进路线，抽调一批忠实、可靠、最有经验的交通员护送，启用了他直接控制的绝密交通站，必要的地方还组织了武装交通护送。

【欧阳欽自港来信（文档打印件）】

1931年10月，我父亲打前站并携带捐款20万元，同欧阳钦同志一道经香港到中央苏区，由原交通局副局长陈刚同志接任交通局长。

周恩来同志是1931年11月底左右启程去苏区的，安全护送周恩来同志进苏区的交通员，我父亲安排选派的是，中央交通局著称的“四大交通”中的肖桂昌(绰号“小广东”，解放后曾任化工部副部长)、李沛群（闽西交通站站长）、曾昌明和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及精干英勇的交通员黄华（原名丘延林，长征途中在川西北战斗中英勇牺牲），途中启用了由父亲垂直领导，直接掌控的绝对秘密汕头交通中站（站长陈彭年，后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交通科科长，长征过草地时，身背重金不幸陷入泥沼牺牲）。

据李沛群、肖贵昌等同志回忆，陪周恩来同志到汀州时间是1931年12月21或22日（只记差一天，依此推算周恩来同志到永定的时间是12月14或15日）。周恩来同志抵达苏区后，为便于交通线工作，命时任闽西交通大站站长的李沛群同志把大站搬到接近边界的永定，并决定为了安全、保密，交通站对外公开名称为“工农通讯社”第一分社，从此中央苏区的交通系统对外公开名称统称“工农通讯社”，后附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辖管。“工农通讯社”组织机构按规定设有交通大队和大、中、小交通站，武装交通外，还增设了边防水陆交通检查站等机构。武装交通员都是由从红军中调来的班长或彭杨军事学校(红军大学前身)的毕业生骨干来担任。

中央交通局从1930年11月成立至1933年，我父亲、陈刚和交通局及各站的全体交通员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在中央各级组织和苏区、白区各省市地区的协同配合下，在极其艰苦危难环境下，历经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秘密交通任务，安全护送(按姓氏笔划排)毛泽民、王盛荣、叶剑英、左权、邓小平、邓颖超、刘少奇、刘伯承、刘伯坚夫妇、伍修权、朱瑞、冯文彬、何叔衡、李富春、李克农、李六如、李卓然(李俊杰)、肖劲光、吴芝圃、吴亮平、阮啸山、周恩来、林伯渠、陈彭年、欧阳钦、杨尚昆、胡耀邦、陆定一、张闻天、张爱萍、聂荣臻、谢觉哉、祝志坚、徐特立、钱之光、郑重、顾作霖夫妇、贾拓夫、黄火青、黄志竞、傅钟、董必武、曾三、蔡畅、蔡树藩、瞿秋白……等同志，兵工厂、制弹厂、造币厂、印刷厂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等数百人先后抵达苏区，胜利地完成党中央从上海迁苏区转移的里程碑使命，保证了交通信息传递的无误和物资运输通畅。据中央秘书处1929年的统计，不包括报刊宣传品的传送数量，一年内仅中央秘书处一家由外交科送往各地的文件就有5523件，各省经交通员送到中央的文件达4687件；传送给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文件仅7个月统计达到570余件。

1934年4月后，相继由李大章、聂洪钧、王子清等同志负责管理上海中央分局交通工作。1935年7月，由于上海中央分局屡遭破坏，上海中央分局撤销，交通局工作也随国内外新形势转化，依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调整，以公开、半公开、秘密等多途径，继续采用秘密和利用合法地位等方式，灵活便通地继续完成党交付的各项交通任务。1938年至1942年上海秘密交通的负责人是龚饮冰等同志。

1938年周恩来同志坐镇南方局，高瞻远瞩、料事如神的主抓重组了南方局交通。1940年，香港在日军的炮火下沦陷，周恩来同志给南方局主管秘密交通兼管秘密资金的秘书袁超俊一张亟待营救的羁港的进步文化人士的200 人名单，袁超俊和香港八办主任廖承志同志，在我党当时资金极端乏力的情况下，千方百计运作，筹措了百数拾万元，成功地将港九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 300 多人，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共 800 多人（其中有，被日军关押的英军军官、国民党驻港代表及我方滞留香港等人员) ，安全由香港营救到大陆后方。

1940年，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从苏联回延安，依国际、国内形势，战争需要和共产国际、斯大林要求，进一步加强、调整、理顺国际、国内机要交通管理，中央再度启用我父亲吴德峰任局长，将中组部二科即交通科归并过来，重组中央交通局，对外公开名称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 （简称“中央农委”）。直属党中央周恩来同志领导，周恩来同志常驻重庆南方局时，交任弼时同志主管。交通局重组后，依中央指示，加强调整、扩充新建了香港、上海、河南、新疆、内蒙、外蒙、苏联与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及周总理领导的南方局所在地等全国各地区的秘密交通工作。南方局秘密交通是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主持领导南方局工作时，于1939年至1940年亲自过问指示下在重庆成立的，辖属南方局组织部领导，负责人廖似光。1941年“皖南事变后”，工作由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袁超俊同志负责具体工作，南方局交通工作情况袁超俊同志的儿子袁明、袁冬林同志在“纪念周总理诞辰115周年——隐蔽线专题讨论会”上，也分别做过专题发言与论述，在此我就不再赘述。

延安时期中央交通局的局机关先后驻轧在枣园候家沟的后沟，及杨家岭的后沟山上，下设国内交通处(处长王琳)、国际(外)交通处(处长唐彬即李唐彬)、电台(中央对外，对苏联及第三国际等联络专用电台，台长段玉明即段子俊)、秘书处（处长王吉仁、王福、李沫英等）、办公室（帅孟奇又名帅光等，帅兼任过党支部书记）、组织审干（戚元德等）、特派员（先后有李春田、宋志远、王凯 、林凯、林亭等同志）、后勤总务(李荣华等)、警卫队等机构、部门，还下设一个运输队(以骆驼、骡、马、大车运输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党来自多渠道获取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等情报信息，就是中央交我父亲多次组织分析核证，由交通局的电台译文直接电传达苏联等统帅部的。

在白色恐怖、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机要交通和情报保卫工作一样，条件艰苦、险象环生，随时都可能危及到工作人员生命。参加这类工作的人员都是从党内选择的无私无畏、机智勇敢、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愿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其中有不少同志默默一生，为革命，为党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家庭、孩子、婚姻、直至生命。我党秘密交通线在白色恐怖的战争年代真可谓“青山处处有忠骨，大地彼彼皆英魂。”当时秘密交通遍及全国各地，由于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相互往来都是单线联系，很多可歌可泣无名英雄的事迹鲜为人知。

张宝全是早期从事秘密交通的工作人员，被捕后在法庭上威武不屈，最后押赴刑场上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蔡纫湘阿姨为护送掩护瞿秋白、何叔衡叔叔不顾个人安危入狱，残遭酷刑、非人迫害，患恶疾病逝；龚增祥烈士是我父亲的表弟，随我父亲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参加南通暴动时被捕，敌人极刑拷打，用剃刀将其头皮一块块割下，鲜血直流，他连眉毛都不皱，宁死不屈，敌人得不到任何口供，无奈设计放他出狱做钓饵，妄图跟踪诱捕其他同志，他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毅然留宿街头讨饭，我们的同志看到他的状况目不忍睹、想营救他，他示意同志走开甚至装疯卖傻用打狗棍将我们不知情的同志打走，敌人的阴谋再度落空，又将其抓回在南京雨花台枪决，牺牲时未婚年仅二十几岁；我表姨章文彩烈士，因家庭变故，经我母亲介绍到上海参加革命任机要交通员，后派方志敏部队工作，发报时被叛徒出卖，夫妻双双奋起砸烂电台、销毁密码、吞食电稿，被敌人当场刀劈砍死，他们留在摇篮中的一对双胞婴孩至今不知下落；

【李沛群同志1976年元月19日给吴德峰同志信】

1976年1月19日，曾任交通局闽西交通站负责人的李沛群在回我父亲询问的信中写道：“有关青溪交通站的那一家人被国民党杀害的事，据涂瑞添同志说，晋伯及家人确曾被捕，后来保出来，不久夫妇俩都病死了，其余的好几家亦有被捕、被杀及病死的，其中最壮烈牺牲的是大埔城里开小食店的老板孙世阶（党员），他被捕关押了三年多后才被杀害，临上刑场时还大声疾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死得壮烈，死得英勇！……。”

我父亲生前曾经常教育我们兄妹说：从事隐蔽战线，搞情报保卫、机要交通工作的同志，必须具备坚定的革命信仰、信念，淡薄名利、奉献一切，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冲锋陷阵，具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对于牺牲了的同志我们是幸存者！对于始终不能公开暴露身份的同志我们是幸运者！父亲讲的话我后来确实得到应证、难以忘怀、深刻体会和理解。

刘亚佛烈士是黄浦学生，早年参加革命的中共秘密党员，长期潜伏打入敌人军界为蒋介石重用升为中将，在江西任职时，为营救方志敏同志牺牲(以泄密罪被蒋介石军法处置枪毙的)，依秘密工作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的保密规定，其家人老小均不知其真实的身份，被捕牺牲前他只要妻儿藏匿、远逃，不能回老家，解放后遗属因家庭成分和刘亚佛是国民党反动派中将等原因，一直被视为反属。文化大革命后，家人偶从报上看到原与刘亚佛同僚关系甚密的原任蒋介石中将等职的莫雄，现担任我广西省政协副主席，想到刘亚佛生前的行径，怀疑他也与共产党有关系，便找莫雄寻问，莫告知刘亚佛生前与严希纯(原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国家计量局副局长)关系更密，严老的政治面目文革中被造反派公开他是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要他们到北京找严老询问，而严老已于1965年病逝，其养女陶亢(陶訚烈士的遗孤，我的同事、好友)找到我，问我是否听到我父亲(吴德峰)生前提起过刘亚佛之事，我答没听到过。但忽然想起我母亲(戚元德)生前曾在文革时对我讲过，在延安审干时她亲自整理记录过很多同志的材料有档可查，我就去问罗青长表叔（京剧《红灯记》式的表叔），罗表叔非常认真地去查，结果在严老档案中查到，他生前确实留有文字报告，证实刘亚佛烈士共产党员真实面目，并称其牺牲后，妻儿下落不明，请党组织寻找到后以烈士遗属厚待。至此，烈士牺牲四、五十年后，其不为人知的真实身份、牺牲经过才得以证明，其遗属反属帽子才随之摘除。（注﹕严老也是在周恩来同志长期领导下的情报元老之一，他领导的情报组织，在党内也通称之为严希纯情报系统，为取得革命事业成功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前阶段网上媒体疯传的获取蒋介石一举消灭我红军的“铁桶计划”和实施援救方志敏同志的安排，就是严希纯同志领导的情报组织系统一手操作完成的，刘亚佛烈士就是在执行任务中，被蒋介石处死，至致死未暴露其共产党员身分，甚致对妻儿……）。

【1946年春执行停战协议军事三人小组，张治中(左)马歇尔(中) 周恩来(右) 】

三、1945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参加主持的“军调工作”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出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以“公正”的面目“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在重庆成立了以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即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共同组成。

【1946年吴德峰任军调处执部秘书兼武汉执行部特别顾问时机场照及配带军调证章】

周恩来同志当即决定调遣我父亲参加军调工作(穿中将衔服其隨身副官孟宪如授中尉军衔)，执行特别任务。他从张家口准备出发时，突然慢性盲肠炎急性发作，改派李克农同志。当周恩来同志得知父亲急性盲肠炎已用药物控制住后，又立即通知他赶赴北平叶帅处充任军调处执行部秘书，穿便装，以武汉执行小组特别顾问身份赴武汉执行任务，当时武汉执行小组代表为薛子正同志(挂上校军衔)，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是郑绍文同志(挂少将军衔)，党内由我父亲负责，与郑、薛组成三人领导班子，协调武汉军调执行组和新四军办事处筹建及中原军区的军费供给、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联络及情报搜集等特殊任务。

【吴德峰的中尉士卫副官孟宪如照片（第一张左立者）和孟宪如配带的袖标及军用差假、军官证】

此期间董老（必武）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同志一起主持南方局和参加军调工作。我父亲军调时，第二次去宣化店是同董老一起去的。期间我父亲向张体学旅等部传达党的“七大”会议精神，为中原军区提供物资、经费及重要情报。据我父亲当时随行中尉副官孟宪如同志讲，第一次他坐飞机我父亲交给他一箱子贵重金银珠宝，要他寸步不离保管带到中原军区，第二次又带了一亿法币交中原军区。

【参加军调工作时的董老】

此后又从多渠道截获蒋介石调兵遣将图谋围歼中原军区（即我军五师等部）再次发动内战、破坏和谈的重要情报，并获知国民党特务预谋在动手消灭中原军区李先念部队时乘机逮捕我父亲的信息，立即请示报告周恩来同志(他当时驻南京)，我父亲在国民党特务动手软禁执行小组和办事处我方人员前一天，按周恩来同志指示离开武汉赴南京，安全回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得到合法保护。

事后据薛子正讲，当国民党由刘峙指挥发动对中原军区宣化店战争后，反动派到德明饭店对我工作人员软禁，指名要抓吴德峰时，发现我父亲已走，气得特务顿足大骂：“又让这个老狐狸跑掉了！”我军由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分三部，依据中央命令和我们的情报信息，分头成功突围。

我父亲军调撤回张家口，由于聂荣臻同志向中央要求，将我父亲挽留任晋察冀中央局联络部长，将原部长刘仁调离，我父亲从工作大局考虑，建议联部工作一分为二，自兼任敌工部部长（又称白军工作部），主管情报、敌军策反等工作。刘仁留任城市工作主管城市地下党工人、学生运动等工作。

在中国革命的近代史中，周恩来同志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还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主要创始、奠基人与卓越领导者和统帅。由于隐蔽战线的秘密特殊性，长期以来，这条战线上无数共产党的优秀战士及英烈，经艰苦卓绝地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换取的惊心动魄战绩、功勋鲜为人知。周恩来同志对党的隐蔽战线领导的特殊贡献，也少见广泛研究评述。他一生全心全意为党、为国、为人民、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是活活累死在总理岗位上的，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青史，永远留在我们后辈人的记忆中。

【人民群众自发的长夜守候迎送敬爱的周总理灵车泪酒十里长街】

【1976年清明天安门广场祭奠周总理场景（后图为北影邢培修特技摄影师拍摄的长照截选）】

1976年总理逝世全国、全民皆哀，泪洒十里长街迎送总理灵柩；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百万民众自发祭奠周恩来总理，人如潮、花如海，这就是历史原貌的最有力证明。

敬爱的周总理及隐蔽战线上将士们的英魂雄魄、丰功伟绩将与日月同辉！永垂不朽！！！

2026年3月4日

【2016年10月10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隐蔽战线专题研讨会专辑】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