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章士钊说共产党不能学宋太祖杀功臣，毛主席：他没有恶意

1957年，北京，77岁的章士钊面对政协会议上的激烈讨论，想到的不是一时得失，而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治教训。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知识分子面对的是一套全新的政治秩序。过去的身份、经历和学术成就，并不能自动换来稳定的位置；但这些经历又确实构成了他们与新政权之间的复杂联系。

章士钊便是其中极特殊的一位。

他早年参加反袁活动，后来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曾担任李大钊的辩护律师。这样的人，既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旧官僚，也不能简单归入革命队伍。他熟悉传统政治的运作方式，也亲历过民国时期的党争与社会动荡。

更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筹办文化教育事业时，曾得到章士钊的经济资助。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后来那样的政治地位，章士钊也未必能够预料，这个年轻人日后会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多年以后，两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一个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和全国政协委员。身份悬殊，却保留着早年交往留下的特殊信任。

这种关系，在1957年显出了分量。

当时，整风运动转入反右运动，政治气氛迅速收紧。此前，知识分子曾被鼓励提出意见；而随着运动方向变化，一部分言论被重新审视，许多批评者受到公开批判，甚至被划为右派。

章士钊看见的，正是这种转折中可能出现的另一种危险：在清理问题时，是否会把有毛病的少数与大多数人混在一起处理？

一、一个“苹果”比喻背后的历史意识

在政协会议上，章士钊谈到党内和社会上的问题时，使用了“烂苹果”的比喻。他的意思并不复杂：一筐苹果里出现了几个坏的，应当把坏苹果挑出来，不能因为其中有几个腐烂，就把整筐苹果一齐扔掉。

这个比喻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为它触及了运动方式问题。章士钊并非替所有受到批评的人辩护，而是在提醒，政治清理必须有边界，不能把必要的甄别变成普遍性的怀疑。

他又提到了宋太祖赵匡胤。

北宋建立后，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削弱功臣宿将的军权。后世谈论这段历史时，常把它概括为皇帝担心功臣坐大，转而限制乃至清除功臣。章士钊借这个历史例子，实际上是在提醒共产党不能走封建王朝那种“天下已定，便猜忌功臣”的旧路。

据相关回忆，章士钊的讲话很快受到批评。有人认为，他把共产党同封建帝王相提并论，是对现实政治的误解；也有人认为，他的说法容易造成不良影响。

对于当时的会议而言，这种表达风险很高。

章士钊并不是没有政治经验。他很清楚，在运动持续推进的情况下，公开提出不同意见，可能会被解释成拒绝接受改造，甚至被视为替“右派”说话。可是，他仍然选择把历史教训摆到台面上。

有人劝他少说几句，他回答：“历史上的事情，不能只看胜负，也要看后来留下的教训。”

这句话是否为逐字记录，尚需结合原始文献核对，但它符合章士钊一贯的思考方式：以古论今，借制度和人事的兴亡来提醒现实中的掌权者。

二、毛泽东为何说“他没有恶意”

章士钊受到批评后，是否会被划为右派，成为外界关注的问题。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年龄并不能成为绝对保护，个人过去的资历也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置身运动之外。

毛泽东最终对章士钊的情况作出了干预。据相关材料记载，毛泽东认为章士钊的讲话虽然有意见，但出发点并无恶意，不应把他当作敌对分子处理。

“他没有恶意”，分量并不轻。

这不是说章士钊的观点全部正确，也不是说他的讲话没有政治影响，而是对其动机和身份作了区分。政治运动中，观点、立场、动机往往容易被捆在一起；毛泽东对章士钊的判断，则保留了某种区别对待。

章士钊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处理，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同毛泽东早年的交往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和政治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见证意义。

他经历过清末民初，见过北洋政府内部的权力起伏，接触过革命者，也做过法律工作者。这样一位老人，对共产党提出历史警示，未必意味着要同共产党对抗。毛泽东理解这一层，所以没有把他的发言直接归入恶意攻击。

但这种保护也有边界。

章士钊没有因此获得对所有政治运动的否定权，其他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因为他的例子而免受运动影响。特殊人物得到特殊处理，恰恰说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宽松，个人命运往往取决于身份、关系、历史贡献以及最高层的判断。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政治现实。

章士钊的经历不能简单解释为“有老交情就能化险为夷”，也不能说成个人勇气可以战胜一切压力。更准确地说，他的历史身份使毛泽东愿意为他保留解释空间，而这种解释空间，在运动年代十分珍贵。

三、一本书为何迟迟不能出版

1957年的风波过去后，章士钊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辩论上。他真正放不下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学术。

他长期研究唐代文学，尤其重视柳宗元的文章。柳宗元的作品涉及政治、哲学、山水和社会观察，文字背后又有复杂的思想传统。章士钊晚年投入大量精力，撰写《柳文指要》。

1965年，章士钊完成这部书稿时，已经85岁。按常理说，这样的年纪完成一部大型学术著作，接下来应当是整理、出版和修订。然而当时的文化环境并不允许学术完全按照自身规律运行。

传统文学研究是否需要加入明确的政治判断，古代作家的思想能否用当时流行的标准进行重新裁剪，成为审查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

章士钊的处理方式比较直接。他认为，《柳文指要》是古典文学研究著作，重点在于疏通文意、考订材料、分析文章结构和思想背景，不应为了迎合某种要求而改变学术本来面目。

出版审查并不认可所有内容。相关材料显示，康生等人曾对书稿提出严厉意见，认为其中存在唯心主义或不符合政治要求的内容，甚至要求修改。

家人也曾劝章士钊作一些调整。毕竟，书稿能否保住，关系到的不只是文字取舍，还关系到作者本人在政治环境中的处境。

章士钊没有轻易答应。

“书可以不出，不能把它改成另一种书。”这类话语常见于有关他的回忆材料，具体措辞仍应以档案和原始记录为准，但他的基本态度是清楚的：学术著作可以讨论，可以校订，不能失去自身的对象和方法。

四、毛泽东批示与学术边界

《柳文指要》的遭遇，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在高度强调思想统一的年代，传统文化研究究竟能保留多大的独立空间？

章士钊研究柳宗元，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政治，而是以古典文献为对象展开考辨。他重视版本、训诂、语义和文章脉络，这些工作本身具有专业性，不可能完全用政治口号替代。

然而，在当时的文化管理体系中，书稿必须经过层层审查。审查者关注的不只是学术质量，还要判断作者的思想倾向、论述方式以及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

章士钊面对的，正是专业标准与政治标准之间的冲突。

他曾就书稿问题向毛泽东写信，请求保留原貌。毛泽东对这部书的态度，与对章士钊政治言论的处理有相似之处：承认其中可以有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没有要求把整部书推倒重来。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曾作出“世界观固定，不必改动”之类的批示。关于批示的具体文字和形成过程，不同资料的转引存在差异，引用时不能脱离原始文献。不过可以确认的是，毛泽东没有同意因意识形态争议而彻底否定这部古典文学著作。

这并不意味着康生等人的意见立即消失，也不意味着书稿从此畅通无阻。1966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传统学术和古典文献研究受到更大冲击，许多知识分子的著作被查抄、批判，手稿也可能面临散失。

《柳文指要》能够保存下来，与章士钊的坚持有关，也与毛泽东的保护性意见有关。两种力量共同作用，才让这部书没有在反复审查中消失。

1970年，《柳文指要》正式出版。它没有按照某些人的要求被彻底改写，书中仍保留了章士钊作为传统学者的研究路径。

从出版过程看，这部书并不是在宽松环境中自然问世的。它更像是一件被政治压力反复挤压，却仍然保持原有骨架的学术作品。

这也解释了章士钊的特殊性：他可以在政治问题上发表尖锐的历史提醒，也可以在文化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专业判断。但这两种坚持都不是脱离现实的自由表达，而是在复杂权力关系中争取有限空间。

五、从受审查书稿到外交国礼

《柳文指要》出版两年后，国际环境出现变化。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缓和，外交活动中的礼品安排，也承担着展示中国历史文化的功能。书籍并非普通纪念品，尤其是经过严格整理、体现传统学术成果的古典文学著作，更容易成为一种文化象征。

2月28日，《柳文指要》作为国礼赠送给尼克松。公开资料通常将这一礼品与周恩来主持的接待安排联系在一起。关于具体递交环节，应以外交档案和当事人记录为依据，但这部书被选入国礼范围，说明它已经超出个人学术著作的意义。

它展示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种成果。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此前曾因政治标准问题受到审查，后来却出现在中美交往的重要场合。这样的变化，并非简单的“否定过去”，而是说明文化作品在不同场景中有不同的功能：在国内，它要接受意识形态和出版制度的检验；在外交场合，它又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形象的一部分。

传统文化因此获得了另一种表达空间。

章士钊本人没有前往美国接受这份礼物，但他的名字和学术成果，借助外交活动进入了国际视野。对一个长期处于政治和学术交界处的老人来说，这或许是其晚年经历中颇具象征意味的一幕。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柳文指要》成为国礼，就反推它在国内出版时不存在争议。恰恰相反，正因为它经历过争议，才更能看出政治需要、文化传统和个人学术之间的交错关系。

六、香港岁月与最后的身份

章士钊晚年还承担着另一种角色。

他与国民党方面有历史联系，在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背景下，曾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声望，尝试为两岸沟通做一些工作。这样的努力受到时代条件限制，能够产生多大实际效果，不能作过度推断。

但从人物处境看，章士钊确实拥有少见的跨时代、跨阵营经历。他认识旧式官僚，也接触过革命者；既与大陆政治核心保持联系，又同台湾方面存在历史关系。这种身份使他成为少数能够在不同政治群体之间传递信息的人。

1973年，章士钊在香港逝世，时间是7月1日，享年92岁。此时，距离《柳文指要》作为国礼赠送尼克松，只有一年多时间。

他的晚年并非单纯的退隐生活。写书、护书、应对审查、参与沟通，这些事情彼此不同，却都与他的身份有关：一个从旧时代走来、又被新中国保留其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

章士钊的一生，也不能只用“旧派人物”或“革命朋友”中的任何一个标签概括。他曾服务于旧政府，也曾帮助过年轻时期的毛泽东；他在政治运动中提出警示，又在传统学术遭遇压力时坚持书稿原貌。

这些经历彼此矛盾，却共同构成了他的历史位置。

毛泽东对他的保护，同样不是简单的私人照顾。那里面有早年交往，也有对其历史作用的判断，更有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现实考量。章士钊没有被划为右派，《柳文指要》没有被彻底改毁，都是这种复杂关系在特定时刻留下的结果。

1973年7月1日，章士钊在香港去世。此后，其遗体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经历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早期政治变迁的老人，至此结束了横跨近代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公共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