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穆旦生日快乐！

穆旦，一个躲在众多诗句中的名字。

四月是他的生日。

他的一生，以1949年为界。前半生，他以笔名穆旦名世；后半生，以本名查良铮为人所知。

二十世纪，民族危亡之际，他是极少数真正走上抗日战场、与日军正面交锋的中国诗人之一。1942年，他放弃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教职，毅然加入中国远征军，担任随军翻译官入缅作战。翻越野人山，数万将士葬身丛林，他奇迹般捡回一条命。

后半生，他还爬过另一座“野人山”——勤勉地做了一名语言的“他者”，开始了那辉煌而漫长的一千余页的《唐璜》翻译。

1957年，他写下卓尔不群的句子：“未来的时间在生长。”他应该知道，时间在他这边。他给自己许诺了一个未来，相信未来会有一个他的时代。

逝世半世纪后，邹汉明——一位来自故乡的诗人，为他写下传记《穆旦传：新生的野力》。

又是一个春天，我们纪念这位时光深处的诗人。

生日快乐。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邹汉明 著

译林出版社，2025年2月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是穆旦传记与诗歌评传的全新之作。海宁查家、南开生、清华园、三千里步行、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一个诗人的从军远征……全书以穆旦生平为线索，结合各时期诗歌创作，叙写其坎坷而辉煌的一生。独特而复杂的生活经历与时代际遇，铸就了其诗歌“诗史互证”的品格。

在答《江南周末》记者问时，邹汉明解释书名副标题的由来：“新生的野力”出自穆旦写的一首并不出名的诗《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创作于一九三九年，不曾入集，普通读者一般不大会注意。这个副题，严格地说，是同为诗人的邹汉明从“新生的野力涌出了祖国的欢笑”一句中截出来的，带着一种生猛的蛮力，如同穆旦的诗。

穆旦和他的时代

邹汉明

从我三十年前一口气读完《穆旦诗全集》的那一刻起，我就认为，穆旦是可以代表一个时代诗歌创作的高峰的。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穆旦本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无法避开的一位大人物吗？我想他不可能这么想的。但我还是想告诉大家，穆旦骨子里的骄傲一直在。

翻开《穆旦传》，正文前我就引了这一句诗：“骄傲于自己的血……”穆旦当然知道他比那个时代的诗人都写得好，好很多，不是一点点。这个自信他从来就没有丢失过。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

我先不说他三十岁以前的诗歌。我就说一下1957年《人民文学》第7期发表的那七首诗就有这么一句：“平衡把我变成了一棵树。”翻译家赵毅衡说他当年读到这一句，有如魔咒抓住了他，怎么都忘不了，还说“这句诗，远远超过中国诗歌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最高水平”。

写出这个诗句的穆旦，难道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写诗的本事？但那个时候不允许他写，更不允许他骄傲。不过，他压抑着自己对语言的喜爱，偷偷地还在写一些，写好了，藏这藏那，有一首长诗居然藏在了椅子底下，小儿子准备把那只椅子送人时才被发现。至于说到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如现在说他是“现代中国诗歌第一人”什么的，那恐怕连影子头都不曾有过。

我们来听听同时代人对他写诗这事的反应吧。

采访杨苡的时候，老太太有一会儿抬起头，睁着清澈的大眼睛问我：“查良铮，真出名了啊？”我看得出，杨苡对穆旦在诗歌界的高知名度，是有点儿怀疑的，当然，这一点儿怀疑转瞬即逝，接下来是为老朋友由衷的高兴。

2019年10月作者在南京采访杨苡

也就在1957年发表的那七首诗中，他还写过另一个卓尔不群的句子：“未来的时间在生长。”好吧，他应该知道，时间在他这边。他给自己许诺了一个未来，相信未来会有一个他的时代。

每一个诗人都生活在一个甚至很多个时代，但是，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够拥有他的时代的。能够拥有一个时代的，一定是这个时代的强力诗人。

穆旦无愧于此。

01 穆旦这一生，以1949年为界

穆旦这一生，可以1949年为界。1949年前，他主要是一个诗人，除了短暂的助教和从军经历，大部分时间走在求职的路上，过着漂泊的生涯，可谓居无定所。1949年后，他是俄文和英文的翻译家，译著很多，影响巨大。这后半生又可以1954年11月“外文系事件”为界，此前是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此后是南大图书馆编目员。特殊时期还干过图书馆的杂活。

穆旦的前半生以笔名穆旦名世，后半生以本名查良铮为人所知。

穆旦生于1918年，第二年，五四运动发生。可以说，穆旦是“五四”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从一个长远的角度看，穆旦就是“五四”一代。“五四”给我们带来了两位影响深远的先生：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这是一代才人写作的思想基础。在语言上，“五四”带来了白话，以区别于此前的文言，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这是新一代才人写作称手的工具。

1934年7月10日，天津法国花园亭

穆旦出生在开埠很早的天津。查家是天津恒德里的大户人家，但穆旦这一房因为男的缺乏治生的能力，就被同族有所瞧不起，家境自然是没落了，不过，他中学还是进了一所私立学校，那时能进南开中学的，家里也不至于穷到叮当响，家底总归还是有一点儿的。

穆旦中学时期就开始学习英语，英语老师鼎鼎有名，是巴金的二哥的李尧林（按大家族排行习惯称三哥）。1935年他考入清华，读的是外文系。从此，他手上捧着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英文原版书大概为多了吧。这就跟从书塾里出来的他父亲那一辈就完全不同了。细究起来，跟一个时代的开放有关。

中学和大学的英语语言学习，影响到他此后的思维能力。偏偏他对于语言又特别敏感，而敏于语言的少年，特别适于写诗。从十六七岁开始，诗就来找他了，他一出手，一些卓尔不群的句子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

1935年至1937年在北平清华大学期间

穆旦开始写诗的时候，文学特别是新诗文体那个时代处于一个什么状况、什么水平呢？这就要说到胡适开天辟地创制新诗这事了。等到《尝试集》大卖，再版，胡适在再版自序里忍不住透露一句：“《关不住了》一首是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关不住了》其实是一首翻译诗。好家伙，一首译作而不是一首原创开创了中国新诗的纪元。

穆旦开始写诗的那个时代，老师闻一多自己说自己已经落伍，新诗早就不写。他祖籍地的大诗人徐志摩早早就搁下诗笔云游天外去了，而徐志摩的浪漫主义正是他们这些联大诗人极力排斥的。艾青和卞之琳他读过，但都有保留。总之，诗人面前的新诗传统乏善可陈。用他晚年说的一句话：“一片空白！”他说“中文白话诗有什么可读的呢？历来不多，白话诗找不到祖先，也许它自己该作未来的祖先”。（穆旦致郭保卫，1975年9月6日。）这是事实，也是明知，更是自信。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

好在穆旦懂英文，英美现代派诗歌登堂入室直接就成了他的诗歌传统，虽然那时外文书刊不易罗致，但老师威廉·燕卜荪总有办法，再不济，诗可以毫不费劲地从这位不修边幅的诗人头脑里扯出一打来。燕卜荪自己就是一个不错的现代派诗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纵观英美诗坛，正是艾略特的年代。随着三十年代奥登一代的崛起，奥登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奥登更容易成为年轻人效法的文学英雄。在时间上，他们离穆旦都不很远。这两位还都是穆旦老师燕卜荪的朋友。燕卜荪跟他们讲过现代派也谈及艾略特、奥登，那是可以肯定的。而奥登还刚刚来过中国，还写有关于中国抗战的十四行组诗，这就更容易亲近也更容易拉近距离了。

T.S.艾略特、奥登

再来细究一下那个时代。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穆旦正读大学二年级。这之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穆旦千里迢迢，来到昆明，他断断续续在那里滞留了七年之久。

这是一个铁流滚滚的大时代。这样的时代，只有一个宏大的主题，即所谓“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守土抗战”，抗击日本侵略，这个主题而振聋发聩。此时民族矛盾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

正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大时代有了一个史诗般单一而激昂的主题，其他一切都得为它让路。所以，从某个方面上讲，那个时代的主题反倒显得单一。而一个为时代立言的诗人，也就容易抓住它的主要矛盾。穆旦这个时候写出的诗，既有内容，又有强有力的形式，一首首，都是他所看重的“有血肉的诗”。

穆旦诗无愧于穆旦的时代。

1947年2月，摄于沈阳《新报》办公室

02 他为什么非去参加远征军不可？

穆旦与时代的关系，可谓既紧密，又有意识地跟时代保持一点儿疏离。具体说，前半生他主动地融入时代，后半生与时代的关系若即若离，有主动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被动的选择。

前半生穆旦与时代发生密切关系的一件事，就是他放弃助教生涯，参加远征军对日作战。这段经历，我参照穆旦本人的自述材料、吴宓日记、杜聿明和罗又伦的回忆录以及其他亲历者的回忆文章，比较详细地写到了。

这里有一个疑问，我曾经有过一想，穆旦完全可以像他的老师辈或王佐良、李赋宁等同学那样在大学里一路做到教授，放下安逸的生活，他为什么非去参加远征军不可？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爱国热情，也即那个时代激发的人们普遍的报国情怀，还有其他理由吗？

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间。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前后摄于昆明。

这段时间我读《奥登传》，读到1936年奥登去西班牙准备给共和军开救护车，在写给一个朋友的私信中，奥登给出了去西班牙的理由，原话摘录如下：

（1）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诗人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应该有直接的认识。

（2）诗人只能写下他自己体验过的东西。纸上谈兵远远不够。

（3）我可能会成为一个糟糕透顶的士兵，但要是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又如何与他们对话、为他们说话呢？

奥登是站在一个诗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换句话说，他从围绕他的诗歌写作来思考并做出现实的回应，直言自己“是时候赌大一些了”。这是一封私信，穆旦当年不大可能读到，但从一名诗人的角度看，穆旦也未必就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突然之间觉得，这也可以成为穆旦去参加远征军的理由。单从奥登的第三个理由来说，穆旦后来在曲靖207师军营里就写出了两首《农民兵》，就有为农民兵仗义说话的成分在。

1942年2月25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

再来说一说穆旦后半生与时代的疏离。

1953年穆旦归国，怀着实现书生报国的理想，他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产生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但是，1954年11月，在”外文系事件“发生之后，这种强烈的热情似乎突然之间一脚刹住了。特别是“肃反”之后，他一直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时候，他就与眼前的这个时代主动地采取了疏离的态度。

我采访过一些与他有接触的人，比如今年九十五岁的宁宗一先生就告诉我，那个时候，在南开的校园里，穆旦总是低着头走路，不主动跟人说话。穆旦1958年调去南大图书馆，我从某些当事人的回忆中得知，查良铮也就一个人局促在一个角落里，手捧着书本，一个人在默默地阅读外文书籍。那时候穆旦已经完全停止了创作，只是一心在做无意出版的翻译工作。而翻译，跟诗歌创作毕竟不同，它需要藏匿自己的本性，不必展示自己的个性。

必须说明，穆旦晚年与时代的疏离，是时势所然，依照他一向热心于时代的事务，他内心其实也未必愿意这样。

《穆旦传：新生的野力》

03 诗人的隐与现，说白了，

也是“时代”这个大词的手心与手背

穆旦是这样的一个诗人：有什么样的经历，他就能把这个经历转化为诗歌。用他晚年爱用的一个词，这独特的经历帮助他写出“有血肉的诗”。

首先是爱情。爱情最容易激发一个诗人的灵感。穆旦的初恋很苦涩，传记里写到一个玫瑰的故事，是他的借题发挥，也几乎是他对初恋的一个预判。这首清华期末考试期间，他用三天时间参照英文课本上的一篇散文改成的诗，故事中套着故事，里面有着非常复杂的弦外之音。

《诗八首》也是。这是爱情消失之后的绝望之作。还有穆旦唯一写出玛格丽名字的那几首，都跟他的爱情经历有关。

给玛格丽特的诗稿，写在航空公司的稿子上。

其次是跟他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学校南迁，从长沙到昆明，历时六十八天，实际走了四十天，一千三百公路。这是他学生时代最重要的人生经历，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大城市，对广大的乡村是无感的。这一路上，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西南边陲农村的贫寒、荒凉、落后他是看到了。农民的淳朴、愚昧、富于牺牲精神他也看到了。通过步行团的经历，他写下了早期的代表作《赞美》。他那时候的很多诗其实都与此有关。

参加远征军，翻译野人山之后，九死一生的他来到印度，又很快回国，短暂的休整之后，他写出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和《隐现》两首大诗。这也是穆旦最好的作品，题材全部来自他直接的战争经验。

每一次现实的切身体验，穆旦都有诗歌做出灵魂的回应。都写出了热气腾腾的“有血肉的诗”。野人山经历，那是在自己的灵魂上烙下深刻的印记的。我想不仅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也影响到他的性格，他的生死观。记得杨苡有一次跟他说，要打仗了，快打到南京了，快走。穆旦却平静地跟她说，死人的事情他见得多了，有什么好怕的呢？

遭日机轰炸后的联大校舍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穆旦后半生，还爬过另一座野人山。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也必定会据此写出有分量的诗歌来的。但这次没有。就在他快进入写作的白热状态的时候，他因心脏病离世，根本来不及写下那段搅动他灵魂的复杂经历了。

现在有人说穆旦后期作品写得如何如何好，我要说，晚期作品确实不错，但也不过是穆旦重新开始写诗之后的一次热身，相当于一个飞行器的助跑阶段，那个马力巨大的飞行器根本还没有升到天空呢。穆旦的英年离世，带走了汉语在一名天才那里的无限可能性。

文学史上，有两类诗人，一类诗人专注于书写自我，另一类诗人，“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穆旦致郭保卫，1975年9月9日），穆旦属于后一类诗人。他对风花雪月之类无害的题材始终不感兴趣。他强调一个诗人“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一句话，他是一个时代的诗人。他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底色。

二十年间穆旦的大部分照片都有着相似的笑容 ：一种鲜明的灿烂的微笑，尤其是右边脸颊的笑靥，无可遏制地从心底里洋溢而出。

时代是一个很大的词。我们现在写诗，其实都很谨慎地在使用或干脆不用这样的大词。大词流于空泛。大词之下，正如大树之下一样，很难再有长得高大的乔木，一般也就生长一些杂花小草而已。所以，规避大词，是一个诗人不成文的一条纪律。但穆旦并不规避，这一点，既成就了他的时代之诗，又难免为后世的操觚者诟病。

最后我愿意再次强调一下，穆旦分处两个时代，有两个为世所知的重要身份：前半生是诗人，后半生是翻译家，分别对应两个不同的时代。写诗的那个时代极见诗人本性，潜心于翻译的那个时代，个人要让位于集体，诗人骄傲的本性无疑需要隐藏。然而，隐和现，说白了，也是“时代”这个大词的的手心和手背。

可是，自己的一只手翻过来覆过去，也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

2025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