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6 年的美国，乱象一桩接一桩。

媒体巨头靠着政界撑腰强行合并，把舆论话语权攥得越来越紧；机构房东用算法统一定价，房租涨得普通家庭喘不过气；爱泼斯坦相关文件陆续公开，牵出一张政商勾连的大网。

以前总觉得古代中国把商人排在士农工商末尾，是封建老观念，是看不起做生意的。

可看着眼前这些脱缰资本闹出的乱子，反倒让人忍不住琢磨：千年前定下的规矩，难道不是偏见那么简单？

被误读的排序

很多人说起士农工商，第一反应就是古代人看不起商人，把做生意的踩在社会最底层。

连带着觉得历朝历代的抑商政策，都是容不下赚钱的行当，是思想保守的表现。

但实际上，最早提出重农抑商思路的商鞅，在秦国推行的不是全面禁商。

他把盐、铁这些百姓日常必需、利润又极高的产业收归官府统一经营，普通的民间货品买卖始终都允许存在。

后来汉代延续了这个思路，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核心也是把民生命脉攥在国家手里，不是不让老百姓做买卖。

至于士农工商这个排序，最早是对不同职业的功能归类，对应的是农耕社会里各个行业的基础作用，不是给人划分人格高低的等级。

土地是王朝存续的根本，种地的农民是财政和兵源的基础；读书人负责治理国家、维持秩序；工匠打造器物、供给生产生活所需；商人负责货物流通，补充供需。

这个顺序排下来，贴合的是农耕王朝的运转逻辑。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古代王朝确实也更注重农业一点，毕竟古代王朝的财政收入，大头来自田税和丁税。

一户人家有多少亩地，家里有几口人，都登记在户籍册上，收税的时候按标准核算就行。

土地搬不走，人口也不容易藏匿，征收起来成本低，也稳定。

商人就不一样了，走南闯北跑生意，今天在这个郡县落脚，明天可能就去了外地州府，手里的货物、钱财都在流动，财产和交易额很难准确统计。

古代没有统一的金融账户，也没有规范的记账制度，别说官府很难核准应缴的税额，有时候商人自己盘账，几笔生意混在一起，也未必算得清具体利润。

除了交税，百姓还要承担徭役和兵役，这些都是按户籍征调，绝大多数都落在了种地的农民身上。

反观商人常年在外奔波，脱离了户籍的固定管控，往往很难被征调到，相当于避开了这部分对国家的义务，从商人身上挣到的钱相对较少。

何况古代王朝维持基层治理，靠的是户籍制、保甲制这类制度，把人口固定在土地上，方便管理，也方便维稳。

商业天生需要人员流动，人一动，各地的物价信息、风土人情甚至对官府的评价就会跟着扩散。

人员流动越频繁，基层管控的难度就越大，不确定的风险也就越多。

总而言之，王朝税基和兵源都来自自耕农，农民没了地，王朝的统治根基也就跟着动摇，自然更重视农业一点。

资本的天性

但商人本身还是十分挣钱的，就比如历史上最早把商业资本和权力运作玩到极致的，战国末年的吕不韦。

他在赵国邯郸见到做人质的秦国王子子楚，认定这是奇货可居，花重金帮他疏通关系，铺路回秦国继承王位。

子楚继位后，吕不韦从一个普通商人一跃成为秦国相邦，执掌国政，真正做到了用资本换权力。

这不是孤例。

只要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自然会向权力靠近。

因为只有影响了规则制定，才能拿到更多的资源，才能守住自己的财富地位，这是资本逐利的必然走向。

到了明清时期，商帮兴起，政商绑定的模式更加成熟。

晋商经营的票号，不光做民间银钱汇兑生意，还帮官员垫付升迁打点的费用，替他们打理官场往来的人情开支，靠着和官场的深度绑定，把生意做到了全国。

徽商则是靠着官府发放的盐引垄断盐业经营，财富和地位都依附于权力的背书。清末的胡雪岩，靠着给左宗棠筹措军饷、置办物资发家，生意遍布多个行业，红顶商人的名号风光一时，最后也因为政治靠山失势，落得家产抄没、郁郁而终的下场。

这些古人可能想不到，这种资本向权力靠拢的逻辑，放到今天的美国，同样在一遍遍上演。

2026 年美国影视行业的派拉蒙与 Skydance 并购案，经过多轮游说和政界人脉推动，顺利通过监管审查。

并购完成后，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中小制作公司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内容定价权也越来越集中。

住房市场的感受更直接，几家大型机构房东在全美多个城市手握大量房源，用统一的算法模型核算租金，相当于变相形成了价格同盟。

不少城市的房租在几年间涨幅超过四成，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大半都要用来交房租。

不止住房，民生领域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资本扩张的影子。

私募资本大量收购数据中心资产后，随即抬高服务价格，最终增加的用电成本和网络成本，都会分摊到每个普通用户身上。

医药巨头靠着专利壁垒，把常用药的价格翻着倍上涨，很多慢性病患者因为买不起药，只能硬扛或者断药。

前几年曝光的爱泼斯坦案，到 2026 年仍有更多涉案细节陆续公开。

表面上是富豪的私人社交圈层，背后其实是用利益和把柄编织起来的权力网络，政界、司法界、商界的不少名流都被卷入其中。

靠着这张网络，资本可以绕过正常的规则约束，可以拿到普通人接触不到的资源，甚至能影响司法程序的走向。

从古至今，资本的逻辑从来没有变过。

最初只是为了赚取利润，等财富积累到足够多，就会自然而然地寻求规则的话语权。

这个过程不需要谁刻意指挥，是资本逐利天性延伸出来的必然结果。

千年的治理内核

但古代王朝很精，他们看透了资本的天性，要给资本套上缰绳。

比如汉武帝时期，靠着盐铁、贸易发家的富商大贾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排场远超贵族，还暗中勾结地方官员，干预郡县事务。

汉武帝推出算缗令，向商人、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大致每两千钱抽取一百二十钱的税。

之后又出台告缗令，鼓励百姓告发隐瞒财产的商人，告发者可以获得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

这套政策下来，打散了过度集中的民间财富，也防止了地方上形成能和朝廷抗衡的富商势力。

唐代的典章制度里明确规定，工商之家的子弟不能参加科举入朝为官。

这条规定看似对商人不公平，其实是从制度层面切断了资本和权力直接勾连的通道，不让有钱人靠财富换取政治权力，不让商业利益左右朝廷的决策方向。

宋代的商业繁荣程度在古代王朝里数一数二，城市里商铺林立，夜市通宵营业，海外贸易也十分发达。

但宋代朝廷始终没有放松对核心产业的管控，盐、茶、酒这些利润最高、关乎民生的行业，一直都由官府专卖。

民间商业放开搞活，但经济命脉牢牢攥在国家手里，既借商业的活力丰富百姓生活、补充财政收入，又不让资本无限制坐大，做到了放而不纵。

反观现在的美国，长期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路，对资本的约束越来越松，最终演变成了今天的局面。

所以任何一个文明想要长久存续，都不能让资本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千年前古人定下的规矩，不是封建愚昧的偏见，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