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 鼎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最近热播的历史剧《太平年》讲述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故事:在五代十国的末期,那个政权更替快得让人眩晕的年代,北方的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刀剑决定疆界,骑兵决定秩序。然而在东南一隅,却有一个例外——吴越国,在长达七十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当北方政权在杀戮与宫廷政变中循环更替时,杭州城却在修桥、建塔、刻经、种树。最后,没有决战,没有城破,只有一纸诏书,“纳土归宋”。

《太平年》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常被视作“垃圾时间”的五代历史,极大地开拓了观众的历史视野。与此同时,它的戏剧化情节也引起不小的争议。且不论周世宗郭荣(柴荣)、宋太祖赵匡胤和吴越国王钱弘俶根本不可能义结金兰,即便南唐后主李煜与钱弘俶之间的强烈反差也难免令人颇感不平。不过,更令人遗憾的是,《太平年》全剧少了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叫延寿,是一名僧人。如果没有他的那句遗言,我们今天站在西湖边看到的景象,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
雷峰塔下的佛宝
延寿禅师,后世称为永明延寿,是五代时期最重要的佛教思想家之一。他长期居住在杭州西湖附近的永明寺,也就是今天的净慈寺前身。那时的杭州还没有后来南宋的帝都气象,但已经是一座寺院林立的城市,山谷间钟声此起彼伏,香烟缭绕。延寿不仅是修行者,也是一位深受钱氏王室尊敬的精神顾问。钱弘俶曾邀请他主持扩建灵隐寺,又为其建造永明寺道场。钱弘俶与永明延寿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一方提供王权与资源,一方提供伦理与宇宙秩序的解释。
公元975年,北宋刚刚消灭南唐,江南局势骤然紧张。当北宋统一中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时,吴越朝廷内部曾经出现过不同声音。有主战者,也有主和者。对钱弘俶而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如果战争爆发,杭州城会不会变成下一座被焚毁的城市?

就在这一年,延寿禅师圆寂。临终前,他给钱弘俶留下了四个字——“舍别归总”。意思很明白:与其为割据一方而血战到底,不如顺应天下统一之势,以百姓安宁为先。换句话说,国家的疆界不应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三年之后,钱弘俶最终采纳了这份劝告。公元978年,他率宗室北上,将吴越十三州土地全部交给宋廷。史书称,这个决定让“十一万兵,五十五万户”免于战火。也正因为这场没有发生的战争,杭州的寺院、佛塔与经卷才得以完整地进入宋代的文化世界。如果说吴越国用七十一年建造了一座“东南佛国”,那么延寿禅师的这句遗言,几乎为它护航了接下来的一千年。
延寿圆寂后两年,也就是公元977年,钱弘俶在西湖的夕照山上开始建造一座塔。这座塔的正式名称叫“皇妃塔”,是为了纪念他去世不久的王妃孙氏,它更被后世熟知的名字是雷峰塔。当时建塔的真正目的,是奉安一件佛家至宝——唐代传下的“佛螺髻发”,也就是释迦牟尼的头发舍利。
根据后来雷峰塔遗址出土的《华严经跋》残碑记载,钱弘俶不愿将这件圣物私藏于宫禁,因此在西湖之滨“创筑宝塔”以供奉之。建塔的工程耗资巨大,总花费达到“通络钱六百万”。在当时,这是一笔足以支撑大规模城市扩建的巨款。塔最初的设计是七级八面,高约六十米,是一座典型的砖木楼阁式宝塔,宏伟而秀丽。
但钱弘俶的佛教热情远不止于此。在他统治期间,他还做了一件更为震撼的事——效仿古印度阿育王,分批铸造了八万四千座微型舍利塔。这些塔被称为“阿育王塔”或“金涂塔”,内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实行“一塔一经”的供奉方式。在当时的信仰体系里,这部经书被认为等同于佛陀的身体。只要把经书放进塔里,这座塔就相当于供奉了佛陀的舍利。塔身上常常铸有铭文,其中最常见的是四个字:“保安人民”。这不仅仅是宗教语言,更是一种政治宣言:在一个战乱时代,钱弘俶试图用佛教构建一张看不见的防护网,为他的国家和人民祈求安宁。雷峰塔,正是这个庞大精神工程的中心之一。
“论雷峰塔的倒掉”
然而,这座塔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历了太多变迁。北宋末年,方腊起义的战火焚毁了塔的木构檐廊,只留下砖砌塔身。南宋时虽然重建,但层数从七层减为五层。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杭州,怀疑塔内有伏兵,纵火焚烧。从此雷峰塔只剩下赭红色的砖芯,像一位苍凉的老僧,与北岸秀丽的保俶塔隔湖相望。文人因此留下了“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的千古比喻。

坍塌前的雷峰塔近景,摄于1917-1919年间
1924年9月25日,下午一点半到两点之间,杭州城里许多人听到了一声闷响。关于那一刻的确切时间,后来出现了两种记载:有人说是下午一时四十分,也有人记录的是一时三十分。但无论哪个更准确,这一天注定要被写进杭州的史册。那天是农历八月廿七,相传是孔子诞辰,又恰逢军阀孙传芳率军进入杭州——几件事情凑在一起,民间立刻有了各种联想,有人说这是“不祥之兆”。
雷峰塔确实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它已经在那座夕照山上站了将近一千年,距只剩下一个赭红色的砖芯也已有四百年。四百年的风吹雨打,四百年的无人问津,塔身早已伤痕累累。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自清末以来,民间就流传着一种说法:雷峰塔的砖有灵性,能避邪、镇妖,还能让蚕桑兴旺、让妇人安胎。于是,开始有人偷偷跑到塔下挖砖。今天挖一块,明天挖一块,塔基的砖块一天天减少,塔脚的剥蚀一天天严重。到了1924年,塔基已经被掏得千疮百孔。偏偏就在这一年,紧邻塔址的汪庄大兴土木。打桩的震动一次次传到塔基,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天下午,有人看见塔脚冒起几缕黄烟,是积攒了千年的尘土从缝隙中涌出。紧接着,一声巨响,像地雷爆炸,又像殷雷震地。整座塔层层向内坍陷,蔽空而下的尘土瞬间吞没了塔影。等尘埃落定,那座在西湖边站了近千年的“老衲”已经消失不见,原地只剩下一堆黄土碎砖,被人称为“峨峨黄垄”。只有最下一层还残留着丈许高的断垣,像是最后一点不肯倒下的倔强。
消息传开,杭州城万人空巷。人们涌向废墟,不是为了凭吊,而是为了挖宝。那些迷信塔砖灵验的人,想再抢几块砖回去供奉。而那些想发横财的人,则希望能找到传说中的“镇塔之宝”。结果,他们真的找到了东西——但不是金银,而是藏在藏经砖里的经卷。这些砖是中空的,里面藏着一卷卷《宝箧印陀罗尼经》,是吴越国王钱弘俶当年放入塔中的。经卷在砖里沉睡了将近千年,纸色已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塔倒之后,它们随着碎砖一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后被一抢而空。官府的反应慢了半拍,等他们想起来要保护的时候,大部分经卷和刻经砖已经流散民间。古玩市场上,一张完整的塔经标价高达两千大洋——按当时的购买力,这足够一个普通家庭过上几年。而那些不识货的人,或者把经卷随手丢弃,或者在抢砖时把经卷撕毁。千年文物,就这样毁于一旦。

雷峰塔藏经砖中发现的经卷,卷首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
雷峰塔的倒掉,震惊了整个杭州。文人墨客痛惜“雷峰夕照”从此名存实亡,西湖南岸失去了最醒目的地标,原有的“南北相对峙,一湖映双塔”的格局被打破。西湖呈现出“南山之景全虚”的遗憾状态,整整七十多年后才得以弥补。
但在思想界,这座塔的倒掉却引发了另一种回响。鲁迅接连写下《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在他笔下,雷峰塔不再是佛教圣迹,而是旧制度、旧礼教的象征。它的倒掉,是“活该”。他为被镇压在塔下的白娘子叫好,为塔的崩塌喝彩。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入语文课本,让雷峰塔与白娘子的故事变得妇孺皆知,也让这场崩塌获得了一层思想解放的意味。
“老衲”救“美人”
雷峰塔的倒掉是幸还是不幸?一言难尽。但是倒掉的雷峰塔却为后人打开了学术探索的大门。那些流散民间的经卷,也成了研究吴越国“八万四千塔”信仰实践和早期雕版印刷术的珍贵资料。甚至关于这座塔最初的名字——究竟是“黄妃塔”还是“皇妃塔”——后世学者也正是通过这些实物,才有了更清晰的推断。
等到2001年春天,考古学家打开了雷峰塔的地宫。那个不足一平方米的空间,装满了十世纪的世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鎏金银阿育王塔,高35.6厘米,透过塔身的镂空处,可以看见里面安放着一具金棺,棺内供奉的正是“佛螺髻发”。这座鎏金银塔与钱弘俶当年铸造的八万四千座金涂塔一脉相承,却又是其中最特殊的两座之一——因为它是银质的,是专为供奉“佛螺髻发”而特制的极品。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尊盘龙莲花座青铜佛像,底座是一条盘旋而上的龙,龙托着佛像。这种图像在世界佛教艺术中几乎没有先例,它像是一个隐喻:世俗王权托举着宗教权威。可能也正是这个独特的造型,日久天长,佛像底座的龙变成了蛇,就衍生出了《白蛇传》中的著名传说:白娘子被法海镇在了雷峰塔下。除此之外,地宫中还发现了薄胎蓝色玻璃瓶、越罗丝绸、鎏金银腰带等文物。

鎏金银阿育王塔
还有一件事,是当年谁也没有想到的。雷峰塔倒掉后,社会各界一直在酝酿重建。但重建需要巨款,政局动荡,战乱频仍,三次倡议三次搁浅。然而,那笔为重建雷峰塔筹集的一万一千余元捐款,却一直没有动用。到了1931年,杭州人发现北岸的保俶塔也摇摇欲坠,塔身向北偏移了四十公分,铜制塔刹偏移达九十公分,随时可能“步雷峰后尘”。政府经费短缺,情急之下,决定将这笔雷峰塔的重建基金“借拨”给保俶塔修缮工程。剩下的缺口,由杜月笙、张啸林各捐五千银元补足。
就这样,雷峰塔用自己的“牺牲”,为保俶塔“续命”。1933年,保俶塔顺利完成大修,以全封闭的实心塔形制保存至今。而雷峰塔自己,还要再等七十年,才能等到在原址上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天。
说来也有趣,幸存的“美人”保俶塔其实是大姐,而倒掉的“老衲”雷峰塔却是小弟。保俶塔由吴越国大臣吴延爽兴建,吴延爽是钱弘俶的母舅,身份显赫。建塔的目的,同样是奉安舍利——唐代高僧善导和尚的舍利。塔初名“应天塔”,最初是九层重檐楼阁式结构,可以登临。清乾隆年间,有人在保俶塔下的土中发现了一块残碑,仅存三十四字,却证实了吴延爽建塔的历史。这块残碑如今成为研究保俶塔始建年代最权威的物证——学者据此推断,塔建于公元952年至960年之间,比雷峰塔年长大约二十年。
保俶塔曾经是杭州最佳的观景点之一。古人常登塔观赏钱塘江潮。那时的江岸比现在更靠近城市,江水辽阔如海。明代文人高濂在《四时幽赏录》中记载,为了在保俶塔顶看日出,需要“至五鼓起,登绝顶”。登塔望远,看晓山如黛,看红日喷薄而出,是一种极为壮观的体验。
塔下还有一座崇寿院,香火鼎盛,房舍栉比。它不仅是一处宗教场所,更是文人雅集、百姓祭祖、行旅食宿的社交中心。南宋时,每年春季这里会举行“受生寄库大斋会”,全城百姓倾城而出,登上陡峭的宝石山,焚香祈福,场面蔚为壮观。

保俶塔,约摄于1918年
但在1933年修缮后,保俶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年的修缮方案采取了非常激进的做法:拆除外层砖墙,保留内部旧塔芯,外围浇筑铁筋混凝土,再砌青砖外墙。从此,保俶塔成为一座全封闭的实心砖塔,再也不能登临。修缮完成后,塔上每层安装了电灯,入夜后灿烂光明,成为西湖新景。但文人名士多不以为然,批评它失去了“本来面目”,变成了“新装亭亭玉立的摩登姑娘”。
杭州城的吴越印记
尽管今天的雷峰塔和保俶塔早已不是原貌,但依旧是西湖最经典的视觉坐标,提醒我们不要遗忘千年之前吴越国的佛教遗产。
当年,在钱氏三代五王的治理下,杭州真正成了一座“东南佛国”。今天仍然矗立的六和塔,是钱弘俶在公元970年为镇压钱塘江潮而建。闸口白塔,用白石雕凿叠砌,是吴越末期石塔的精品。灵隐寺前的两座石塔,建于公元960年,八面九层,是典型的仿木构楼阁式塔。南北高峰之巅,曾经各有一座高塔,遥遥相对,构成“两峰插云”的奇观——这一景致后来被康熙皇帝改名为“双峰插云”,成为西湖十景之一。

南宋·叶肖岩《西湖十景图册》之两峰插云
更值得玩味的是那些小型的阿育王塔。钱弘俶铸造的八万四千座金涂塔,通过模造分铸法实现了“累万盈千”的批量生产。这些塔通常由塔座、塔身、山花蕉叶和塔刹四部分组成,可以拆卸拼装。塔身往往刻有“保”“安”“人”“民”等单字,既是铸造时的编次符号,也暗含着“保安人民”的政治祈愿。
这些小小的金属塔,随着吴越的商船漂洋过海,到达了日本和高丽。钱弘俶还曾专门遣使将五百座塔送往日本。在日本,至今仍有多处出土的吴越阿育王塔,形制与铭文与中国境内发现的几乎一模一样。这种文化输出甚至影响了数百年后的日本政治:室町幕府将军足利尊氏仿效钱弘俶,在全国建立“利生塔”,目的同样是祈求国家安宁。
与此同时,吴越的商船也从海外带回了珍贵的东西。唐末“会昌灭佛”之后,中国本土的天台宗典籍大多散佚。钱弘俶派遣使者前往日本和高丽,专门寻回这些失传的经卷。高丽国王慷慨赠予典籍,并派名僧谛观来吴越学习。这场以吴越为枢纽的“经卷大循环”,不仅复活了中国天台宗,也让杭州成为当时东亚名副其实的佛教中心。
吴越国的遗产当然不止于此。如果仔细审视今天的杭州城市格局,会发现许多地方依然保留着吴越时代的印记。
首先是城市重心的迁移。钱镠在位时修筑了“钱氏捍海塘”,用竹笼装石的技术挡住了钱塘江潮,使西湖从一个半封闭的海湾彻底变为内陆淡水湖。这道海塘促使杭州的城市核心从江边向西湖东岸迁移。今天繁华的湖滨商圈和延安路中轴线,其最初的基因正源于吴越时期对西湖的成功治理。

其次是景观视廊的控制。雷峰塔与保俶塔一南一北的布局,在吴越时期就被确立为城市景观的核心坐标。现代杭州在规划城市建设时,依然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铁律:任何建筑不能遮挡从西湖观看保俶塔的视觉走廊。这种对天际线的敬畏,正是对千年文脉的无声致敬。
再次是生态边界的形成。钱氏诸王在西湖南北的山谷中星罗棋布地兴建了灵隐、净慈、昭庆等无数寺庙,每一座寺庙都伴随着大面积的园林和林产。这些宗教地产在漫长的岁月中变成了城市的“绿色缓冲区”,锁定了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生态框架。今天西湖周边的绿地,几乎与千年前吴越寺庙的分布图完美重合。
尽管吴越钱氏王室成功地将地上王国打造成了人间佛国,但考古学家却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钱氏王室的地下世界,佛教元素几乎彻底隐退。以发掘出的康陵(钱元瓘王妃马氏墓)为例,墓室华丽异常,却找不到一尊佛像。取而代之的是墓顶的天文星象图、四壁的青龙白虎,以及满壁的牡丹花树。这表明,对于吴越王室而言,佛教更多是现世的护佑与安宁的寄托;而对于生命终结后的归宿,他们依然选择沉浸在汉唐以来的世俗秩序与传统宇宙观之中。这或许微妙地解释了吴越国佛教政治的深刻内涵。

每当夕阳的余晖落在雷峰塔上,湖水变成金色,远处宝石山的保俶塔像一支细笔,静静插在天空里。在双塔映衬下,西湖呈现出一种特别的温柔,散发着文明的余温。在湖光山色中遥望千年的双塔不仅是吴越国佛教政治的古老遗产,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珍贵智慧。
(作者是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联系我们。本文详见于【《家族企业》杂志2026年4月刊】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经本刊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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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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