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自嗨、不做广告，近80位专家为《年鉴》定下底线

“我们这本书叫《中国成分技术权威年鉴》。权威这两个字，不是自说自话、自嗨就够的，而是我们怎么把年鉴做到权威，让别人评判的时候觉得你是真权威。”

统稿会刚开场，上海交通大学张洪斌教授这句话，就把整件事的底色给定死了。

它精准地戳中了许文君——聚美丽创始合伙人兼CEO，和在座近八十位专家的初心。

△聚美丽创始合伙人兼CEO许文君

大家对这本《中国成分技术权威年鉴》的期待，从一开始就远超一本普通的行业汇编。有专家提出，它可以作为一本产业科学科普手册；也有多位高校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到，“可以做成一本教科书类的书籍”，为高校化妆品学科和未来每一个进入产业的科研工作者提供入门指导。

上海交大技术转移中心总工程师张全红说得更直白：这件事是利好整个产业的大事。“企业格局要放大一点。”产业的科研影响力高了，科研方向对了，市场才能好，大家才能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学术圈和产业圈一起把中国美妆的科研壁垒造高、路子走对，把中国科研的整体品牌打出来，产品、品牌才能水涨船高。

期待越高，责任就越重。

但为什么中国美妆的科研，始终挺不直腰杆？

许文君说，她不想绕弯子——“从骨子里，太多品牌的掌舵人压根儿就不信美妆有‘真科研’。在他们的经营哲学里，做科研的投入产出比，怎么看都不如讲故事来得快。三年五载见不到回头钱，财报不允许，股东那里更交不了差。”

结果就是，行业里的“科研”，一开始出发的姿势就是歪的。大家搞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故事”；卷的不是机理，而是“背书厚度”。

前几年卷配方，这几年卷原料故事。可真正沉下心来，从皮肤靶点、作用机理到应用方案，做那种硬核研究的品牌，掰着指头都能数过来。绝大多数品牌都陷在一种“KOL听不懂，消费者不爱听”的营销逻辑里打转，很少有人真正把科研当作产品的脊梁去对待。

更麻烦的是平台生态。抖音的算法像一顶看不见的紧箍咒，谁挖空心思研究规则、把科研故事用算法讲得更讨巧，谁就能活得滋润；而那些真正潜心做科研的人，因为没时间研究平台规则，反而被流量抛弃。久而久之，大家更不信科研能赚钱了。

这条歪路，迟早要还。

随着中国品牌集体出海，一个残酷的现实兜头浇了下来：中国品牌首先在科研实力上就不被国际社会认可。这不光是因为咱们做“从0到1”的原研太少，学术圈对原创能力打问号；更大的问题是，我们骨子里就不信中国美妆真有科研这件事，所以很多品牌的科研方向一开始就是歪的，根本没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更让人心痛的是，我们还习惯于“窝里斗”。在低端的存量市场里，你做好了，就意味着我的份额变少了。这种思维之下，合力无从谈起。

反观那些国际巨头，他们想推一个方向，那是真正的“产业共创”——学术、资本、产业，顶层资源全部打通，先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共识和标准，再排山倒海地向全球输出。

我们呢？我们的“标准和共识”，大多是为营销服务的。几个企业凑在一起，为了在市场讲一个更好的营销故事，攒出一个标准来。同一个方向，不同企业弄出来的标准甚至可能是打架的。连产业共识都形不成，更别说上升到国家标准、乃至ISO了。

要改变现状，光靠某个品牌砸钱搞几个原料，没用。

产业必须在顶层构建起一套真正符合科学底层逻辑的标准和规范。但这活儿谁干？怎么干？在此之前，总得有个人先把家底儿捋清楚——中国美妆的科研到底走到哪一步了？有哪些优势是能拿出手的？有哪些短板是必须补上的？而这一切，必须用最严谨、最较真的学术态度来梳理。

这就是《中国成分技术权威年鉴》(以下简称：《年鉴》)必须诞生的理由。

它不是某个企业的宣传册，不是圈内的自嗨文集，而是一场产业自救的“地基工程”。

正因为这份坚持，《年鉴》的写作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从2025年10月起草大纲，历经半年多、几十次研讨打磨、近百位专家审稿、数千页文献核验，一直走到这场汇集近八十位顶级专家的统稿会。

到了这一刻，“为中国成分立传，为中国技术立言”已不再是一句口号，它变成了统稿会上，近八十位专家逐字逐句的较真。

就如开头张洪斌教授说的：“权威这两个字，得靠做出来，而不是喊出来。”

一本真正的“权威年鉴”，中间隔着的是必须回答的一连串问题。而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中国成分技术权威年鉴》书名本身开始拆解。

首先是“中国成分”。

“既然我们写的是《中国成分技术权威年鉴》，那我们就要把中国成分讲清楚。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是中国化妆品市场上用的？是中国人发明创造的？那在外国工作的中国人发明的，算不算？”

北京工商大学化妆品研究院院长董银卯连珠炮式的发问，指向的正是《年鉴》必须厘清的第一个核心命题。

而这一问题，专家们此前已商议过好几轮。这次经过深入探讨，大家普遍认为，“中国成分”不应被狭隘定义，而是包含多个非互斥的方向。基于此，《年鉴》锁定的范围涵盖四类：

1、地域标识成分：基于中国特有生物资源(高原植物、中草药)开发的成分，具有本土文化或产地属性。

2、国人肤质适配成分：针对中国人皮肤特性(如易敏感、色素沉着倾向)研发验证的成分。

3、中国企业原创成分：由中国企业或科研机构自主创新研发、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成分(如新结构肽、合成生物学产物)。

4、应用创新成分：虽非中国首创，但通过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化或市场推广取得全球性成功的成分。

划定“中国成分”的边界之后，下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年鉴”应该怎么做？

“按年编写的参考工具书。”这是张洪斌教授理解中典型年鉴的定义。

△上海交通大学张洪斌教授

但《年鉴》在发起时，虽以此为名，却并未将自己困在这个定义里。“它可以起到很多作用。”在讨论中，专家们给出了更丰富的想象空间。

有专家提出，它可以作为一份科学科普手册。“现在全国上下对科普都非常重视，我们如果在美妆产业做一本最权威的科普手册，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有专家认为，可以当做科普综述；还有多位高校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到，“可以做成一本教科书式的书籍。”即：作为一本入门级教辅类书籍，为未来每个进入产业的科研工作者提供指导。

无论最终形态更接近哪一种，有一点是明确的：专家们对《年鉴》的期待，远超出一本普通的行业汇编。

而期待越高，“权威”这两个字的分量就越重。

如何做出名字里的“权威”？围绕这个问题，讨论从抽象的“标准”开始，一步步落到具体的操作和取舍上。

第一层：年鉴凭什么算“权威”？

董银卯教授率先给出了硬指标：“年鉴要有年度性、系统性、权威性、连续性和资料性。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到观点正确、框架科学、资料详实、技术准确。”他紧接着补充了一条容易被忽略的原则：“述而不论，不加个人观点。因为年鉴是记录性的。”

第二层：读者能收获什么？

定完标准，董银卯教授又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目前的稿件大体内容有了，现在是不是该反过头来抠一抠，读者看这个年鉴，到底收获了什么？我们的独特性在哪里？”

这一问，打开了更多具体的探讨。

多位专家立刻提出现实难题：“如果是年鉴，每年都要更新迭代，后续怎么做到年年更新？”

张全红则从内容角度发出提醒：“像AI这部分，我们很难跟上迭代速度。可能《年鉴》出版出来，里面关于AI的内容就已经过时了。这点，我们需要重点考虑。”

△上海交大技术转移中心总工程师张全红

还有教授把眼光放得更远：“以后年鉴要不要加入与中国成分或原料相关的年度法规更迭？要不要有年度大事记？”

第三层：书名要不要写上“权威”？

讨论到最后，一个看似形式却直指核心的问题被抛了出来：“《年鉴》里，要不要直接写上‘权威’两个字？”

对此，会议上，各位专家讨论了很多，但并未匆忙下定论。因为这涉及出版社的具体要求，不同出版社对“权威”二字的使用规则各不相同。

“到底用不用这两个字，我们不一定能把控。”多位教授说道，“我们能把控的是，把这本书写得权威。”这句话，精准地收束了整个讨论。

为此，整场会议专家们从学术性到商业性、从细节到规范等种种问题，展开了系列探讨。

整场会议争议最多的焦点，从一开始就摆在了台面上：学术性与商业性的边界。

《年鉴》的专家阵容本身就注定了这场博弈不可避免。在座的既有第三方教授、医学专家、行业技术专家，也有来自企业一线的研发负责人。这种构成天然带着某种复杂性：既想为行业做一件纯粹的事，又不可能完全割裂企业的现实诉求。

于是，当“商业化”这个话题被摊开，观点的分歧几乎是必然的。

“我们要是自娱自乐，写完发了，拿给老板看看，商业性是可以的。”贝泰妮集团研发副总裁,贝泰妮研究院院长王飞飞率先开口，话锋随即一转，“但如果真的是把它做成一本年鉴，让读者愿意去看，最好把商业化弱化掉。”

△贝泰妮集团研发副总裁，贝泰妮研究院院长王飞飞

话刚落音，另一种声音就接了上来：“要避免太商业，但学术与商业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是可以做到相互促进的。”

而在这个问题上，发起人许文君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异常鲜明。她没有试图在两端之间寻找平衡，而是直接划了一条线。

“这本书的正文里，我们一个企业的广告都不能有，包括品牌的logo、商业化口号，这些都是坚决不允许的。”

她说得坦荡，也说得有底气。“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在这本书的正文里，聚美丽是没有收过一分钱广告费的。”

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在她看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要获得全球的认可。不是说自说自话，自嗨，而是大家真的要认可我们。”她顿了顿，“我希望，哪怕把年鉴拿出去，再翻译成英文，大家也觉得，‘你们确实在这个领域里做了一些创新。’这非常重要。”

而这一点，其实恰恰是专家们坐在这里的原因。来参与的时候，每位专家都怀抱着一颗“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的初心。

所以争议归争议，但对于“正文不出现任何企业的广告”这条底线，在场没有异议。

但真正棘手的问题，在底线之上。

在撰稿中，部分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企业的技术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一刀切地删掉，但怎么呈现，才能既不越界，又不失客观？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何旺骁率先提出了一个务实的思路：“在说到技术、企业的时候，是不是要给大家规定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就是说，企业做了什么，具体是哪件事，把它说清楚。尽量把感性的形容词去掉。”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何旺骁

华熙生物研发中心资深专家乔莉苹也表达了类似的诉求：“企业的案例应该怎么写，还是希望能给到一个相应的规范和格式。怎么去书写案例，能更加做到公平公正？”

△华熙生物研发中心资深专家乔莉苹

迪克曼总经理杨超文接着补充道：“像论文、专利，以及IFSCC发表的文章，这些都是经过权威人士审核的；还有联合实验室或者课题组署名的功效数据，一些产业成果本身就来自这些，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支撑点？”

△迪克曼总经理杨超文

许文君立刻抓住了话里的关键词：“这其实会牵扯到‘实事求是’的参考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比如某公司说自己做了一些创新，那这个创新有何出处？”

这一问，把讨论从“能不能放”推进到了“凭什么放”。紧接着，一个更尖锐的问题被抛了出来。

“这里不能避免地可能会有个问题。”成分KOL、观辰生物创始人乔舰(胖胖博士)直言，“现在大家在传播里诟病比较多的就是只要定语足够多，谁都是细分市场的第一。所以如果放企业内容，我们需要有个统一的标准。你的限定词到底是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四个？”

△成分KOL、观辰生物创始人乔舰(胖胖博士)

他顿了顿，给出了一个更直接的方案：“或者，在座这么多人，选几个代表去审核内容。行就上，不行拉倒，这样大家都心服口服。”

第十四章创始人梅鹤祥接过了话头，给出了一个提议：“我有一个建议，专家委员会投票。所有参与者都投票，必须全票通过，一票否决。”

△第十四章创始人梅鹤祥

这个提议得到了现场的响应。经过进一步讨论，最终的把关机制被明确下来：第一道，交给每章的责编老师把关；责编老师把完，在主编团队里再把一道关，实行“全票通过，一票否决”；最后，再让出版社把一道关。

如果说学术性与商业性的博弈是《年鉴》的“原则之争”，那么当原则确立之后，更具体的问题便浮出了水面：这本书的学术标尺到底怎么立？

“至少要以学术专著、博士论文一样的标准，来要求本书的写作。”这是专家们为《年鉴》提出的最基础要求。

当然不同的是，像博士论文是一个人写的，《年鉴》是百家争鸣，或者说百家讲坛，来自各行各业、各种背景的作者，共创稿件。

而一个人写，容易统一；一群人写，光是“统一”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在这个难题面前，专家们首先从最基础的维度，逐层提出了要求：

第一层：“基础性内容，绝不能错”是底线中的底线

张洪斌教授开门见山，提了两条硬性要求：“第一，基本的定义、概念、常识，不能有错。一旦有错，其他方面再好，都会大大降低权威性。第二，不能有原理性、概念性错误。比如写多糖的化学结构，构型和构象就不能混淆使用。”

这两条听起来是底线中的底线，但当一本《年鉴》涉及几十位不同背景的作者时，这种“基础中的基础”反而成了最需要反复敲实的事情。

与此同时，珀莱雅首席科学官黄虎，自然堂集团研发副总裁、首席科学家邹岳等多位专家同时提醒，全书由几十位专家分章撰写，风格上保持统一，体系化。

△珀莱雅首席科学官黄虎

此外，《年鉴》也需要在逻辑上形成闭环。比如，何旺骁教授便提出，“每个章节可以沿着‘成分→机制→工艺→产业案例→趋势’这一脉络，形成一条完整的知识链。”这样，读者拿到手的才是一本书，而不是一堆文章的拼盘。

第二层：数据、文献、报告，引用的规范在哪里？

这是本场讨论中着墨最多、也最细致入微的部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年鉴》的每一页、每一行。

1、引用来源必须明确，更要有“门槛”。

“在引用数据描述的时候，不能只写‘源自公开资料’。”何旺骁教授率先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很多资料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我们是否可以对数据来源统一口径？比如沙利文这样的调研机构、药监局、权威行业协会，这些数据相对会更科学、更严谨一些。”

多位专家进一步补充了筛选标准：“参考文献可以看影响因子，至少得是核心期刊，这是最低的引用标准。同时，还要看是什么人写的，有些作者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只在SCI期刊发文章，我们要有能力判断这篇文献到底值不值得引用。”

这时候，一个冷静的声音提醒了所有人：“不要天然地以为发表了的文章就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多了，我们得有能力辨别出来。”

这个提醒很关键。它意味着《年鉴》的学术标准，不能建立在“盲信”之上，哪怕对方顶着权威的名头。权威不意味着正确，每一笔引用，《年鉴》都要自己负责。

许文君紧接着将这个问题推进了一步：“包括第三方数据，我们是不是明确一下，有哪些第三方数据是可以引用的？因为现在第三方数据太乱了。”

巢归研究院创始人刘学东博士回应了这个追问，给出了一个务实的建议：“第三方数据哪些能标、哪些不能标，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名单，但可以给到一个明确的标注，比如通过CML、CNAS认证的，就可以作为一个筛选条件。”

△巢归研究院创始人刘学东博士

2. 企业内部数据，怎么标注、怎么引用？

第三方数据之外，更棘手的是企业自己的数据。

“有一些企业内部的数据，你也不能说它一定不如第三方专业。”许文君继续补充道，“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上面标注一下，比如‘属于企业内部数据’，表明它是接受质疑和检视的。当然，出版社那边能不能过，还不一定。”

顺着这个问题，刘学东博士紧接着抛出了一个实操层面的追问：“对于这类企业内部的第三方数据，文中怎么表述、怎么引用？大家得给一个指导意见出来。”

何旺骁教授结合过往的出版经验，给出了一个可借鉴的操作路径：“首先，必须标注数据来源。如果是企业内部数据，可能还必须有第三方专家来共识，或者有检测机构帮你做担保，相当于这件事它来负责。否则，出版社不会让你出版。”

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刘学东博士又向前推了一步：“如果这些数据、报告、文献，并没有公开发表过，如何引用？怎么标注？”

何旺骁教授给出了清晰的解答：“文章中打星号，标注‘此数据出自××’就可以。然后，如果有人质疑，我们得能拿出相关资料，比如数据源自什么检测机构、具有什么资质、什么检测结果。”

3. 还有一道红线，叫“合规”。

就在大家聚焦于学术规范时，董银卯教授将视野拉回到了一个更根本的框架上：“每一位作者、每一位编审可能都要思考，我们的《年鉴》是不是严格遵守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等国家现行的监管法规。这是基础。”

这个提醒，引出了一系列更具体的取舍问题。

医美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喻敏提出：“有一些原料来源于医药，食品领域，化妆品使用本来也参考了它们相关的研究科学数据，那么这些相关的背景介绍资料也需要删除吗？”

△医美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喻敏

何旺骁教授进一步明确了边界：“化妆品跟药品不一样。一些关于疗效，甚至肿瘤免疫这样的话语，不应该出现，一定要去掉。”他同时提醒，必须注意功效宣称边界不清的问题：“注意文章里是不是有什么修复DNA、逆转衰老、治疗疤痕等表述，这些都是医学术语或医学描述，要格外留意。”

对此，佰鸿华湙科学传播官崔本文博士深表认同，同时分享了一个正面的案例：“像生物囊泡这个方向，我们团队近年来积极在牵头指定团标，并发表专著和白皮书，不断夯实这个领域的研究基础。这次在文中也做了一个‘正本清源’的动作，并理清了合规边界的问题，包括现在在医疗等方向的一些国家新法规或新应用案例，也都归纳进来了。”

△佰鸿华湙科学传播官崔本文博士

当然，一场统稿会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至少让所有人看到了，哪些问题已经被回答，哪些问题还在路上。

从最基本的定义不能出错，到每一条数据的出处都要经得起追问，再到每一句表述都必须站在法规的红线之内；从学术性与商业性的边界如何划定，到企业内容的呈现如何既客观又有据可查；这些在会议中被反复敲打过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而是《年鉴》被确立下来的骨架。

与此同时，一些细节仍有待后续继续打磨。比如，聚美丽创始合伙人兼总编辑@夏天同学便提到，其负责的“产业地图”章节，就是在前述各个章节梳理完毕之后，后期提出的一个更落地的构想：把整个产业链的生态和资源系统地盘点和呈现，给化妆品行业的从业者提供一份更落地的指南。目前，这一章节还在策划、梳理当中。

△聚美丽创始合伙人兼总编辑@夏天同学

也有一些提议，指向的是更长远的机制。王飞飞提出，是否可以为《年鉴》建立补充机制，“如果在后续发现了一些重要成分或内容未被列入，能够有一个畅通的通道进行补充。”

更有以邹岳为代表的专家，把目光投向了日新月异的AI浪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也许未来可以换一个思路，打造一个属于《年鉴》的模型，编委及主编是‘聚美丽GPT’，而专家们变成它的培训师及审核委员会委员。审核和喂数据，是编委及主编以后的工作重点。”

△自然堂集团研发副总裁、首席科学家邹岳

这个构想并没有在现场被敲定，但它透露出一种信号：这群人对《年鉴》的想象，远不止于一本“书”。他们在想的，是这件事能不能一直做下去，能不能做得更深、更远、更不一样。

回到那个贯穿整场会议的问题：《年鉴》的每一页，凭什么让读者相信？

答案其实已经在这场统稿会里了。不在口号里，就在这些“不许错”“必须标”“不能写”的较真之中；在近80位专家坐在一起，花了大半天，把每一个争议、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模糊地带，一个一个摊开来看、来争、来敲定。

“权威不权威，是别人说的。”这是一位专家在会议上的原话，“但是，如何能做到权威，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是我们可以努力来做的。”

这句话，或许正是《年鉴》最好的注脚。

从2025年10月大纲起草，到这场统稿会，再到未来持续的打磨与迭代，《年鉴》走过的路，本身就是一份回答：权威，从来不是喊出来的，是一群人用最扎实最较真的方式，一页一页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