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件泛黄残破的文物,穿越近百年烽火,静静诉说长征路上的生死征途。三份来自不同立场的史料:毛泽东、朱德联名签发的《出路在哪里?》布告;刊登通缉红军主要领导人照片的《图画晨报》;国民党中将吴奇伟的《追剿红军长征日记》;共同拼出中央红军长征那段浴血跋涉的历史画卷。

(吴奇伟《追剿红军长征日记》藏忠良博物馆)
1934年11月7日,湘南汝城,九峰山连绵群山笼罩在连绵冷雨之中。此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湘南,正在奋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山间道路泥泞湿滑,凛冽冬雨浸透战士单薄的军装,草鞋磨破,饥寒交迫;前方碉堡密布,敌军层层拦阻,身后追兵紧随不舍,连续的苦战让不少战士与沿途百姓看不到前路。就在这生死悬于一线的艰难时刻,毛泽东与朱德联名签发了《出路在哪里?》布告。

(朱德、毛泽东联名布告《出路在哪里?》藏忠良博物馆)
展墙上的这件留存至今的文物,纸页已经虫蛀残破,上面的文字依旧铿锵有力。红军宣传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把这份铅印(因字摸缺少大小字不一)的布告贴在祠堂土墙、村口石壁之上。文中声声叩问底层工农的苦难,告诉受尽压迫的百姓:只有奋起反抗,跟着红军,才是挣脱苦难的出路。在风雨飘摇的湘南深山,这张被虫蛀严重的薄纸,成为黑暗里点亮人心的信仰火炬。
1935年5月,红军正在贵州转战,四渡赤水之后继续向金沙江方向挺进,群山阻隔、险关重重,在敌人重兵包围圈中机动周旋。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出版的《图画晨报》刊登了朱德、毛泽东、王稼祥、项英、邓发五人的合影,搭配国民党当局的通缉通告。
这张照片的来历是这样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隆重召开。大会闭幕后,为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毛泽东提议中央局成员合影留念,大会秘书处请来了瑞金城里的照相师傅,使用一台德国产的“银狐”相机,在瑞金叶坪村留下了这珍贵的影像。由于胶卷极其宝贵,拍摄次数受到严格控制。这张照片中的五位人物——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核心领导成员。

(《图画晨报》图版人物从左至右,藏忠良博物馆)
照片又是如何"流落"国民党之手的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这张照片曾被国民党中将曹福林在第五次“剿共”时作为“战利品”搜获。
时间来到1935年(民国廿四年),正值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另一方面通过其掌控的舆论工具大肆进行"剿匪"宣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这张照片出现在了上海出版的《图画晨报》上。
国民党妄图用这份图文通缉令,威慑国统区民众,搜捕红军领导人。可恰恰是这张被敌人用来悬赏捉拿的照片,让国统区百姓看见了红军领袖的样貌,看到了希望。敌人的通缉宣传,反而让更多人知晓: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有一支为劳苦大众奋战的队伍。敌人想用来消灭革命者的道缉画报,意外成为见证革命力量的珍贵史料。
战场的另一侧,红军长征后,国民党中将吴奇伟被任命为薛岳追剿军第一纵队司令,一路“追剿”红军从江西至四川,留下了一册手写的《追剿红军长征日记》,日记写于1936年1月至9月。1月时,红军转战云贵高原、川西峡谷地带。这里山高谷深,道路崎岖难行,高寒缺氧,人烟稀少。翻开这本手写日记,纸页上不仅有手绘的红军长征途径的山地行军地图,还密密麻麻记录着山地行军的艰险、沿途村寨的民情。记下百性真实态度:“国军到时乱砍树木,强买粮食,颇惹人怒” 而红军,打土豪,分田分地,“甘人声音,我们宁愿红军来!”。记下吴奇伟所剿的“萧(萧克)贺(贺龙)朱(朱德)徐(徐向前)〞红军行军路线,“合伙(会师)毛(毛泽东)红军。〞 并在日记中疾呼“华北日急,真不堪再有内战矣”……

三份文物,三种视角,共同见证伟大长征。汝城山间残破的传单《出路在哪里?》,是红军身陷重围时,向人民发出的呐喊;《图画晨报》的通缉照片,是敌人试图围剿却无法磨灭革命火种的历史佐证;吴奇伟的追剿日记,是追击者亲眼所见红军坚韧不拔,百姓拥护红军的写照。漫漫长征路上,红军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恶劣凶险的自然环境、物资极度匮乏的重重磨难,在绝境之中寻找民族与人民的出路。
回望长征,硝烟早已散尽。这些饱经岁月的纸页文物,依旧向我们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重读这些文字,回望那段万水千山的远征,不忘先辈在绝境中的坚守与牺牲,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更新时间:202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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