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是这些因素导致的

一边是出生人数持续走低，一边是离世人数不断攀升，中国的人口曲线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寿命在延长、医疗在进步，死亡人数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这又会给社会和经济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

2022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官方数据显示，当年中国出生率降至每千人6.77个新生儿，全年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总人口减少85万。

这是自1961年以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下降。出生端的萎缩与死亡端的增加同时发生，让人口问题从纸面上的预测变成了摆在眼前的现实。

上一次人口下降的1961年，正值大饥荒时期，那是非常年代的特殊结果。而这一次的下降发生在和平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意义完全不同。

经济学家警告，低出生率与快速老龄化叠加，其影响不会只局限于中国国内，还会通过产业链、消费和劳动力市场传导出去，波及全球经济。

更值得关注的是死亡这一端。按照专家测算，2023年全国约有1110万人去世，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超过1150万，未来几年每年离世人数都将保持在千万以上。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预测更为惊人：到2061年，一年去世的人数可能接近1900万。一个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正在逼近。

人均寿命明明在提高，为什么死亡人数还会暴增？答案藏在几十年前的出生曲线里。

1949年到1958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困难时期过去后，从1962年起又迎来一轮持续约12年的生育高潮。有统计显示，近年去世的老人中约七成出生于婴儿潮时期。

如今的死亡高峰，本质上是当年婴儿潮步入老年的必然回响。

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乡村里体现得尤为直观。在距离北京约65公里的华北一个村庄，一位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说，如今的街道比过去安静多了。村里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去了北京打拼，留下来的老人越来越多，村子的活力明显不如从前，这样的景象并非个例。

这位村民提到，最近村里有五位老人因新冠去世，他们都已年过八十。类似的情况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很常见，死亡人数正越来越多地超过出生人数。高龄人口本身就多，又叠加疫情冲击，让这些地方的人口减少显得格外迅速，也让人口问题有了具体而沉重的面孔。

村里的居民大多已经退休。这里的生活成本远低于大城市，但当地人表示，真正的难题是找不到稳定收入，许多在这里出生的年轻人为了谋生不得不离开。

这位村民和妻子没有孩子，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对当地许多过一天算一天的人来说，养活一个大家庭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经济学家认为，持续到2022年年底的严格防疫措施，加速了这场正在逼近的人口危机。过去三年，疫情是人们安排生育的最大制约因素。不少人担心接种疫苗会影响生育能力，许多家庭因此选择推迟生育计划，原本可能出生的孩子被一再延后，直接拉低了出生数字。

经济压力同样不容忽视，而这一点对城市居民来说更为突出。房贷、教育、医疗等支出层层叠加，让许多年轻家庭在生育问题上格外谨慎。

即便有生育意愿，面对现实账本，很多人也只能一推再推，甚至干脆放弃。乡村缺收入，城市压成本，两端共同压低了生育意愿。

把时间轴拉长来看，中国的人口走势多年来一直受到生育管控政策的塑造。1979年，为减缓人口过快增长，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相当严格，违反者会被罚款，甚至面临失业、强制堕胎等惩罚。这一政策在相当长时间内深刻改变了中国家庭的结构。

由于传统观念偏好男孩传承姓氏，独生子女政策还带来了严重的性别失衡。一些女婴被遗弃、送进孤儿院，甚至在出生时被杀害。这些代价不仅留在历史中，也延续到今天的婚育市场，适婚人口的性别结构失衡，进一步影响了结婚和生育的规模。

2016年，政策调整为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然而许多夫妇依然犹豫不决，原因集中在房价、育儿、医疗和教育成本过高。政策松绑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生育反弹，说明制约生育的已不再只是政策本身，而是越来越沉重的现实生活成本。

2020年人口普查进一步凸显了人口危机，促使政府再次调整政策，允许生育三个孩子。但许多人仍不愿多生，理由依旧是飞涨的房价和教育费用。

与此同时，作为经济增长关键动力的劳动力正在快速老化。分析人士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将占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过去70多年中国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人口老龄化本就是必然趋势。高龄人口持续增加，意味着医疗照护和临终关怀的需求将大幅上升。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高峰，已有专家呼吁加快安宁疗护体系建设，让大量老人能够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围绕中国人口问题，三位分别身在北京、英国布里斯托和瑞士圣加仑的人士展开了一场讨论。他们的视角各不相同，有人立足国内实际，有人从全球化角度切入，有人则关注技术与知识的流动，共同勾勒出这场人口变局的多个侧面。

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人人都在争夺同样公共资源和服务的国家，为什么要担心人口减少？北京的嘉宾认为，关键在于劳动力。人口规模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能够创造财富、支撑社会运转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缩减，而需要被赡养的老年人口却在不断增加。

讨论中也有观点指出，劳动力减少之后，中国必须依靠提升生产效率来应对挑战，而且这种提升必须来自自主创新，而不是单纯从外部引进知识。后者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贸易争端，带来新的摩擦。

北京的嘉宾同时提醒，不应脱离背景过度解读数据。中国刚刚走出非同寻常的新冠时期，结婚人数大幅减少，不确定性增加，人们处于物理隔离状态，医院人满为患甚至存在风险。找对象、生孩子的条件都受到影响，推迟生育是很自然的选择。

他也承认，生肖等文化因素会对生育时间产生一定影响，但作用没有人们预想的那么大。在他看来，问题的核心是质量与数量，是年轻人能否赚到足够的钱，既赡养长辈，又通过纳税支撑整个社会服务体系。

何况全球80亿人口已对资源造成巨大压力，不负责任地继续增加人口并无益处。

谈到年轻一代的追求，布里斯托的嘉宾认为，中国年轻劳动力并非困在国内的"泡泡"里，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流动性强、雄心勃勃。

中国经济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与全球南方及西方发达经济体开展投资合作，年轻人可以走向国际，再把经验带回国内，推动国内发展。

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年轻人表示不想要孩子。有人担忧职场困境、长时间工作和频繁加班，也有女性表示，在获得更高教育和职业发展之前不会考虑生育。这些声音说明，生育选择已经与个人发展、职业前景紧密相连，不再是顺理成章的人生步骤。

北京的嘉宾回应说，人们的期望确实提高了。他回忆初到中国时，曾遇到一位农民，房子离公路只有三英尺，对方却很高兴，因为有了路就能把农产品运到市场，日子从一年吃一次鸡变成每周吃一两次。这段经历让他深切感受到中国生活水平的变化之快。

在他看来，中国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步入中产化。如今二十八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会认真考虑要几个孩子，也会顾虑生育对环境的影响，而这种心态在西方国家同样普遍。生育观念的变化，某种程度上正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共同现象。

至于是否需要引进外国人才，布里斯托的嘉宾表示，中国已经开始行动，针对特定高科技产业放宽签证和居留要求，吸引高技能、高学历、经验丰富的外国人才，但这方面仍有较大潜力未被挖掘。

他还提到，本国公民出国后再回流推动发展的模式过去就存在，但在高科技层面还比较新。

瑞士的嘉宾则从地缘角度提出看法。他指出，印度与西方的融合程度高于中国，因此外交与地缘政治至关重要。

在数字化时代，在尊重创新回报的前提下，思想应当更自由地流通。只有让知识顺畅流动，人口减少带来的生产力缺口才更有可能被技术进步填补。

他以疫苗为例，认为中国当时未能引进现代疫苗技术，依赖的灭活疫苗在他看来不如mRNA疫苗或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安全有效。他强调，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中国，西方世界同样需要更多知识共享，因为思想可以在生产中无限复制，找到正确的共享方式至关重要。

回头来看，中国即将迎来的死亡高峰，是几十年前两轮婴儿潮步入老年的必然结果；而出生率持续走低，则源于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疫情的冲击以及房价、教育、医疗等现实成本的压力。

一端是千万级的年度离世人数，一端是逐年缩减的新生人口，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人口进入下行通道。

人口变局或已经到来，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应对。正如讨论中反复提到的，比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人口质量，是年轻人能否获得足够的收入和发展空间，是社会能否通过创新提升效率、完善养老与安宁疗护体系。

村庄里日渐安静的街道提醒人们，这道人口命题，需要整个社会共同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