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有学有术，端方能办大差却看不清大势，最后惨死首级浸煤油桶

辛亥年冬，四川资州天上宫，一个六十岁的老头被士兵从被窝里拖出来，跪在地上求生。他没有喊自己是朝廷一品大员，没有喊自己是钦差川督，而是从怀里掏出一沓名片往人群里撒——名片上印的名字是“陶方”。他说：我本是汉人，祖上姓陶，浙江会稽人，被迫入旗，今日情愿归宗。

士兵们听完，回了他一句：“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汉族健儿，理应还鄂。不杀你端方，绝不是炎黄子孙！”

说完，乱刀齐下，那人首身离异，同死的还有他的亲弟弟（端锦），痛骂不肯跪，也被砍了。

这一幕发生在1911年11月27日。

死者端方，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时任署理四川总督、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是整个辛亥革命里被杀的级别最高的清廷官员。

一个给大清办了五十年差的人，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说自己不是满人——这是清廷覆灭前一记著名的丧钟。

端方此人，在晚清官场的名气一度很大，这一点，从晚清官场的一句流行语便可窥见一二：“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有术无学，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

晚清官场，四大能臣排排坐，端方是唯一的双优。

论“学”，他是光绪八年壬午科举人出身——旗人里能走通科举正途的本就不多——更难得的是，他是晚清数一数二的金石收藏家，著《陶斋吉金录》，藏青铜器、碑版、书画甲于一时，玩古物玩到了著录研究的层面，显然不是官员附庸风雅那一挂。

论“术”，此人是清廷公认的“能办大差”的角色：1889年筹办光绪大婚，1892年监修菩陀峪慈禧陵寝，1900年庚子国变两宫西狩，他时任陕西布政使，护驾接驾，供应支应，把这趟天底下最难伺候的差事办得滴水不漏。

慈禧对他的宠信，就是在两宫西狩那种共患难的局面里结下的，此后端方的仕途像坐了轿子：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一直做到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慈禧对端方，是真赏识，也是真使用。端方有一桩著名轶事：五大臣出洋考察回来，他带回一台电影放映机，兴冲冲进宫要给老佛爷放“活动影戏”，结果机器当场出了故障烧坏，闹得灰头土脸。这种洋相换个人可能就是罪过，搁端方身上，慈禧一笑置之。

端方摸准了老太后的口味——进新玩意儿、办洋务差、上立宪折，件件挠在痒处。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端方是核心人物，回国后领衔上《请改定官制以为预备立宪折》，组织编译《欧美政治要义》，清末预备立宪的整套蓝图，大半出自他手。可以说，慈禧晚年“新政”这盘棋里，端方是她最顺手的一枚棋子：懂洋务，能办事，还是旗人，用着放心。反过来，端方对慈禧的忠诚也是实打实的——他后来在陵差上栽的那个大跟头，恰恰是因为对老太太的身后事太上心、排场铺得太大，才授人以柄。

说到栽跟头，就得讲1909年那场革职案，这是端方一生的分水岭，也是看清末权力格局最好的一个切入口。

慈禧死后，端方以直隶总督兼办奉安大典，总办东陵安葬事宜。天津的照相馆买通了门路，在葬礼沿途拍照，甚至在陵区风水墙内拉了电线。

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上折弹劾，列出三宗罪：“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安然乘舆，横冲神路”，“风水墙内，绵亘电线”，外加一个致命的总罪名——“妨害风水，破坏灵道，偷照御容，故意亵渎”。

按大清律，“大不敬”是够砍头的。端方四处求情，最后落了个革职。

这件事的荒诞之处就在于，同一时期，北京端华照相馆获准全程拍摄慈禧丧事，事后还出了《清西太后丧事录》摄影集——拍照本身根本不犯法，法不法，全看谁想办你。

1909年是个什么年份？张之洞死了，袁世凯被开缺回籍了，载沣摄政，要收权。端袁两家是儿女亲家，端方这个“新政派旗人+袁党姻亲”的疆臣，正好拿一桩风水案办掉，罪名越荒唐，办起来越顺手。

当时广州《时事画报》评论：“欧美各国君后之相遍地悬挂，未尝以为亵也，今满政府则拍照一相，监禁十年。专制于此，足见一斑矣。”

端方一辈子以新派自居，最后倒在一条最旧派的罪名上。还有一点不能不说：此案背后有太监小德张的影子，据说端方在陵差期间对小德张礼数不周、还礼时敷衍傲慢，怀恨者抓住把柄下了死手——端方靠伺候人的功夫起家，最后输在伺候人出了纰漏，这本身就是绝大的讽刺。

端方的争议和诟病，远不止这一桩，而且条条有据。

第一就是贪。他收藏金石的那个排场，不是总督俸禄养得起的，史籍对他任直隶总督时的评语里有“贪墨横暴”四个字。陶斋藏品里多少是下属孝敬的、多少是借“鉴赏”之名巧取豪夺的，当时士林私下议论极多。

更损阴德的是，他经手的不少青铜重器、碑刻后来流落海外，欧美博物馆至今有“陶斋旧藏”——说他是文物保护者可以，说他是文物外流链条上的一环，也不算冤枉。

第二是谄。端方走门路的本事在官场是出了名的：善办内务府的差，善结太监的缘，善揣摩上意。清流士大夫最看不上他这一点。

第三是滑。戊戌年他上《劝善歌》标榜维新，变法一败他毫发无损；立宪喊得震天响，真到1911年皇族内阁收权，他又不吭一声；同年朝廷推行铁路国有——把民间刚集资赎回的路权重新抵押给外国银行团——这道激起保路运动、直接点燃辛亥火药桶的政策，执行层面的头号大员就是他端方。骂名，他不可能不沾。

同时代的大佬，对此人的看法，有正有反。

张之洞看重他，两人先后轮任湖广、两江，配合多年，张之洞虽圆滑，但对端方的办事能力是认的；汉人士大夫圈子里，端方有“明白事理的旗人”这个口碑，这在满汉畛域极深的晚清，是很高的评价。

他幕府里养过刘师培——此人是通缉在案的革命党、国学大师，端方照收照用，给钱给书让他做学问，这份容人之量，疆臣里找不出几个。

革命党人章太炎骂遍了清廷大吏，笔下对端方却留了几分余地，原因无他：端方办学是真金白银。暨南学堂（今暨南大学前身）是他奏办的，为的是安置南洋归国华侨子弟；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是他创办的，他还支持兴办了湖北、湖南、京师一批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中国第一所官办幼儿园——湖北幼稚园，也是他任上开办的。新政十大成绩里，教育一项，端方的实绩排得进前三。

与此同时，反面的看法，却也非常的刻薄。

李国杰骂他办陵差“全无心肝”；小德张之流视他为“轻佻傲慢”；恽毓鼎这样的言官与他有密信往来、替他通报枢密消息，可见他在台谏系统里经营之深——这本身又是传统士大夫最鄙视的“钻营”。

至于革命阵营，后期干脆把他划入“满清鹰犬”之列：他署理湖广总督时经手过苏报案的交涉，弹压过学潮，此番入川又是去镇压保路的，这笔账，湖北新军里的文学社、共进会成员记得一清二楚。

他的结局，可以说是前面所有矛盾的一次性引爆。

1911年9月成都血案之后，赵尔丰撑不住局面，朝廷命端方署理川督，率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等部入川。

这一步棋要了他的命，也间接成就了武昌——湖北新军精锐被他带走，省城空虚，十月十日城里才一点就着。

端方入川，一路上可以用胆战心惊来形容——在宜昌上岸，有人扔炸弹，炸死随从护兵七名；行至重庆，前面是保路同志军的天下，后面传来武昌起义的电报，他索性停在资州观望，进退失据。

在生命的最后十来天，这个一辈子会做人的大官僚，把笼络手段用到了极致：士兵病了，派弟弟端锦去营中慰问；士兵死了，他亲笔写悼文；沿途官民送吃送喝劳军，他做出先尝一口验毒的姿态；士兵走不动了，他下令雇轿抬着走。

但这些最后都没有起到作用。

11月27日夜，三十一标的革命党人在东岳庙密议反正，管带刘怡凤带兵突入天上宫行辕。端方先开出四万两军饷的价码，见没人接，才撒出那沓“陶方”的名片，说出了改宗归汉的话。

士兵的回答，前面已经引过了。乱刀之后，兵士们砍开他的衣箱，抢光财物——箱子里有没有他视若性命的金石拓片，史书没记。

随后，两颗首级，一颗装进煤油桶，一颗装进铅匣，随军东返。沿途各县军民争着开匣参观，有人还照相留念。1912年1月首级解到武昌，黎元洪下令游街示众，武汉商民“闻其首级解到，纷纷鼓掌”，围观如堵。

有文士看过那颗首级，念的是《后赤壁赋》里那句：“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最具荒诞意味的一笔是：士兵杀他，一个由头是军饷迟迟不到——就在首级启程送往武昌的第二天，那四万两银子，运到了军中。

端方的身后事，在晚清封疆大吏中，凄凉至极。

他的尸身在资州狮子洞草草掩埋，首级后来由长子领回，几经辗转，合葬迁到河南辉县。清廷那边自顾不暇，给了他一个“忠敏”的谥号、一个太子太保的追赠，算是成全了君臣一场。然而，给一个被游街示众的疆臣谥“忠敏”，更像清廷在给自己预写挽联。

端方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陶斋收藏，在他死后迅速星散，后人靠变卖度日，青铜重器成批流向海外。

他那套“有学有术”的本事，能伺候好一个太后，能办好一场大婚、一座陵寝、一趟出洋考察，能开学校、办图书馆、练新军，唯独看不清大势所趋：他亲手练出来的新军，读的是什么书，想的是什么事，最后会把刀对准谁。

大清最后十年，练新军的人被新军所杀，兴学堂的人被学生推翻，搞立宪的人死在最不讲程序的一场乱刀之下——端方一个人，把这三种死法占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