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4日，北京。一位87岁的老人在病床上昏迷两日后突然醒来，看见病房里前来探视的人，竟然近乎恼怒地说了一句话——"我还不想死！"

这个人，是第一个为毛泽东写传的中国人。

他叫萧三，和毛泽东的友谊，从一副对联开始，绵延七十年。

东山学堂：一副对联，结为知己

1910年的秋天，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招生季已经结束了。

一个穿着长衫草鞋的少年，背着行李走到校门口，被看门人拦下来。他是湘潭人，外乡来的，按规矩不该在这里读书。但他不走，就站在那儿，说自己要见校长。

校长李元甫出来了，打量了他一眼，让他进门房写篇文章再说。题目叫《言志》。

少年提笔，一气呵成。

李元甫看完，说了一句话：这所学校，取了个救国才。

这个外乡来的土包子，就这样进了东山学堂。他叫毛泽东，那年17岁。

东山学堂在当时可不是普通地方。 这里开设国文、算术、格致、英语、修身、历史、地理等诸门课程，教员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饮冰室文集》，还讲《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这些外国文学。对于从韶山冲走出来的毛泽东来说，这里是他第一次睁眼看更大的世界。

但问题来了。

东山学堂多的是地主子弟，口袋里装着钱，穿着体面，说话带着那种天然的傲气。毛泽东一进来，就感受到了那种无声的鄙视。 他穷，衣裳旧，是外乡人，什么背景都没有。不少阔学生对他爱搭不理，甚至懒得正眼瞧他。

多年后，他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还专门提起这段经历。他说，上学时被不少阔学生看不起，但有两个好同志——一个是萧三，另一个是萧三的哥哥萧子升。

那么，萧三是怎么和毛泽东成为朋友的？

这里头，有一副对联的故事。

萧三比毛泽东小三岁，湖南湘乡本地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读书，有点才气，也有点傲气。他手里有一本当时东山学堂极为罕见的书——《世界英雄豪杰传》，里面讲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这些大人物的故事。

毛泽东爱书如命。他听说这本书的事，立马去找萧三借。

萧三没有直接给。他设了个门槛——出一副对联，答得上来才借，答不上来免谈。

上联是个拆字联："目旁是贵，瞆眼不会识贵人。"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拆字游戏，骨子里是在说：你这个穷小子，认得出什么叫贵人吗？

毛泽东没有当场发怒，也没有示弱。 他略一沉吟，开口回答："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也是拆字，对得工整。但反击更狠——你把门关着，才子怎么进得来？讽刺的，正是萧三自己的傲慢。

萧三愣了。 低下头，说了一句：请恕小弟无礼，贤兄大才，愿为知己，地久天长。

这副对联，让两个人从陌生变成了朋友。从此，他们常在一起散步、交谈、评论诗文、畅谈时事，两个少年，在便河石桥上聊读书心得，聊社会问题，聊国家大事。 毛泽东说，他们在这里坚持"三谈"原则，谈个没完。

就是在东山学堂，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大清的版图，知道了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弹丸小国日本。他开始深思，开始愤怒，开始想要做点什么。

而萧三，成了他在这段岁月里，最早真正把他当平等之人来看待的朋友之一。

一师同窗：共建学会，点燃革命火种

1913年，湖南第一师范和第四师范合并，毛泽东考进了第一师范。

这一次，他进校门的方式不一样了——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不再需要别人来决定他够不够格。

而萧三，恰好也在这里。

两个东山学堂的老同学，就这样在湖南一师再度相遇，又坐在了同一个时代的教室里。

湖南一师给了毛泽东很多东西。他在这里遇到了杨昌济，这位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先生对他影响极深。他还结识了蔡和森、何叔衡、周世钊、李维汉——这些名字，后来都写进了中国近代史。

萧三也在这个圈子里，从来没有缺席过。

他们在一起做了什么？

读书，讨论，争论，游泳，爬山，在寒冬的江水里对着激流大喊。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天清晨去井里打冷水浴，不管春夏秋冬。萧三有时也跟着一起，冻得哆嗦，但没叫停过。

这群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焦虑——这个国家怎么了，路在哪里。

1917年冬天，经过长期探讨，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光靠一个人、两个人想是没用的，得把志同道合的人集合起来，建一个组织，为共同的目的行动。

1918年4月14日，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家里。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成立了"新民学会"。

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章龙、萧三、萧子昇等13人。会章由毛泽东起草，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萧三在场，亲历了这一刻。

关于那天到场的人数，后来还出现了争议。亲历者萧三、周世钊等人回忆是13人参加了成立会，李维汉说有14人，会务报告的记载则是12人。细节有出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萧三就在其中，是这段历史真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新民学会不是一个松散的文学社，它迅速成长为湖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之一。参加学会的会员前后共78人，其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者37人。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至1921年新年大会时，这个学会已经从"改良人心风俗"走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

它为湖南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培养了骨干。而萧三，在这一年的另一件大事中也没有缺席。

1918年冬天，毛泽东和萧三一起去天津大沽口看海。那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大海。据说到了海边，毛泽东在茫茫白雾中消失了很久，萧三等了很久不见人来，正着急，才在远处看到他出现。

毛泽东后来在延安跟萧三提起这件事，笑着说，那个时候我还真相信旧小说里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的，希望能找到这个仙岛，谁知道什么也没找到。

返程时已是深夜，车厢里没暖气，冻得手脚麻木。他们想了个办法，面对面坐在长椅上，各自脱掉鞋子，把脚伸到对方裤筒里取暖。

就是这两个在火车上互相用脚取暖的年轻人，一个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一个成了第一个为他写传记的中国人。

1920年，萧三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此踏上了漫长的海外岁月。而毛泽东，留在了国内，继续探索那条路。两个人，就此分道，一别十余年。

苏联岁月：异国他乡，笔作武器

萧三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走，要走多少年。

1920年去法国，1922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1923年辗转抵达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此后的十几年，他的根扎在了苏联，但心始终朝着中国。

他做了什么？

写作。不停地写。用诗歌，用文章，用俄语、法语、德语，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发生的事情——工农红军在打仗，土地革命在进行，中国有一批人正在试图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1930年，他在苏联举行的第一次国际革命作家会议上发言；1934年，他代表中国左联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过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在这段时间里，他与鲁迅保持密切通讯联系，把中国左翼文学的声音，传递到了苏联乃至更远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他在苏联写下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长文，在莫斯科发表，让更多的国际革命者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叫毛泽东。

这是萧三第一次以文字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他的老同学。但在这段岁月里，他并不轻松。

国内的战火烧得越来越猛，他在苏联却被困着出不去。 1938年，他已经42岁了，多次到共产国际中国部请求回国，一次次被拒绝。那种急迫与焦灼，旁人未必能体会。

直到1938年10月，他在莫斯科见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任弼时当时身体极度虚弱，是长征后来苏联疗养的，但听到萧三要求回国，立刻表态支持，说"回去很好"，当场让他填表、写自传。

11月，共产国际书记处批准了萧三的回国申请。这一等，等了十九年。

1939年初春，萧三飞渡天山，3月25日到达西安，见到了林伯渠、邓发等人。一路辗转，4月29日下午，他终于走进了延安。

此时，距离他离开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九年。而他要去见的那个老同学，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在火车上用脚取暖的青年了。

延安重逢：窑洞叙旧，情谊如初

萧三到达延安的那天，见到了王若飞、李富春、萧劲光，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但他最想见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也听说了——老同学回来了。

当晚，就摆了便宴，招待萧三。那时候延安条件极为艰苦，反动派的经济封锁让这里什么都缺，香烟奇缺，各种物资都匮乏。但毛泽东还是想办法张罗了一桌菜，给这个阔别近二十年的湖南老乡接风。

两个人坐下来，话匣子就打开了，再也关不上。他们聊什么？

聊年轻时候的傻事。毛泽东提起1918年冬天去大沽口看海那件事，说自己当时真的相信蓬莱仙岛是存在的，在白雾里找了很久，什么也没找到。 两个老友四目相对，哈哈大笑，笑得像两个少年，而不是一个国家领袖和一个国际诗人。

谈话结束时已经很晚了，毛泽东从书架底下取出一听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进萧三的大衣口袋里。

萧三感到很过意不去。 他从国外回来，竟然没有给老同学准备礼物。而毛泽东，在这么艰难的条件下，还把这么珍贵的东西塞给了他。

送萧三离开的时候，毛泽东把他送出门外，又陪他走到下山的坪口。在朦胧夜色下，毛泽东突然把两手并放在膝前，向萧三深深地鞠了一躬。

萧三愣了一秒，随即以同样的动作，深深地鞠躬还礼。

这个动作，他认出来了。这是他们学生时代告别时的礼节。 毛泽东用这个动作告诉他——不管外面的世界怎么变，不管身份变了多少，我们还是当年东山学堂那两个少年。

在延安的日子里，毛泽东和萧三来往频繁。

1939年5月，萧三把自己写的诗手抄本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翻了几首，夸那首《梅花》写得好，然后笑着跟他开了句玩笑——"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一个月后，毛泽东把诗本还给萧三，附了一封信，写道："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都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这不只是鼓励，这是一种托付。

萧三在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协等部门工作，主编《大众文艺》《新诗歌》等杂志，组织延安诗社，开展街头诗、诗朗诵等宣传活动。他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讲述毛泽东年轻时的事迹，在当时流传极广。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若飞曾要萧三做报告，讲毛泽东的生平事迹。萧三讲了两个下午，引起听众极大兴趣。随后，任弼时郑重找到萧三，说了一件大事——写一本毛主席传，庆祝他五十大寿。

这是组织上的嘱托，不是个人的行为。

萧三接了这个任务，立刻开始行动。他遍访延安老同志，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一个一个找，一条一条记，把这些人关于毛泽东的回忆全部整理成素材。但毛泽东本人，对这件事有点犹豫。

他不是特别愿意被人大张旗鼓地立传，对宣传自己个人这件事，他一贯持保留态度。据记载，毛泽东说，斯诺写他花了四个晚上——但最终，他还是答应了老同学的请求，约好休息时可以来谈谈。

就这样，两人一起"翻古"，回忆少年时代的人和事。

每次翻古结束，分别时，两人都用同一个动作道别——把双手放在膝前，相互深深地鞠躬。

那个动作，他们从学生时代用起，用了一辈子。

1942年4月18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前，萧三又接到毛泽东的一封信，说有事相商，请于今天下午来窑洞一叙。萧三赶到杨家岭已是晚上8点，毛泽东正在低头写作，见他来便起身让座。

他们谈了很久，谈文艺，谈延安的创作现状，谈苏联的文艺政策。

萧三分析了延安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又介绍了苏共对文艺的政策主张。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陕甘宁边区各文艺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文委"，大家推举吴玉章等14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萧三在其中。

1944年7月1日和2日，萧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为毛泽东写传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当时国内最详尽、最权威的毛泽东早期革命经历的文字记录之一。他把这件事，看得比自己的诗歌创作还重。

新中国：笔耕不辍，遗憾未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萧三继续出发。这一次，他的方向是全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三历任中国文联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顾问等职务。 他肩负起国际文化交流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使命，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过历届保卫世界和平会议，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他用五种语言和世界对话，用诗歌和文章把中国的声音送到更远的地方。

他同约里奥·居里、爱伦堡、苏尔科夫、聂鲁达等几十个国家数以百计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都有密切的友好交往。在苏联，在俄罗斯，"埃弥·萧"这个名字，拥有大批读者，直到今天仍有人记得这位来自中国的诗人。

但萧三心里，始终有一件没做完的事。

那本毛泽东的传记，还没有写完。

1943年任弼时嘱托他写这本书，萧三答应了，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这部完整的传记始终没有完成。1944年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部分内容，后来又整理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但那部真正完整的"毛泽东传"，他没能写出来。

晚年，他还在努力。

他开始撰写长篇革命回忆录《窑洞城》，想把延安时代的生活、日记都写进去。他的延安日记保存着，退还给了他，他视若珍宝。他曾在晚年写信给友人，说自己修改、整理完了《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不久将着手继续写《窑洞城》，即写延安时代的生活、日记等。日记我都保存着，退还给我了。"但《窑洞城》只完成了部分章节。时间不够用了。

1981年，他把《萧三诗选》的全部稿费，捐赠给了四川灾区。

1982年，他出版了《革命烈士诗抄续编》。这一年，他已经86岁了，还在写，还在出版，还在做事。

1983年2月4日上午9时55分，萧三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中共中央在悼词中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国际著名诗人，一位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的政治活动家和国际活动家。

这是党给他的盖棺定论。

而那封他临终前致信党中央，请求组织上批准整理他延安日记等革命史料的信，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个心愿——他到死，都没有放下那支笔。

他昏迷两日，醒来见上上下下前来探视，近乎恼怒地说："我还不想死！"不是怕死。是还没写完。

一副对联，一生情谊

从1910年东山学堂那副对联，到1983年北京病床上那一声"我还不想死"——

这中间，是整整七十三年。毛泽东和萧三，在这七十三年里，各自经历了什么？

少年同窗，一起在便河石桥上"三谈"，谈读书，谈社会，谈国家；青年并肩，一起在岳麓山下创建新民学会，把十几个热血青年聚在一起；中年分离，萧三在苏联用文字向世界介绍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国用枪炮探索那条路；老年重逢，延安窑洞里，两个人用学生时代的礼节相互鞠躬告别，像回到了1910年东山学堂的下午。

毛泽东曾说，上学时被不少阔学生看不起，但有两个好同志。

这两个好同志，一个是萧三，一个是萧三的哥哥萧子升。他记了一辈子。

萧三是第一个为毛泽东写传的中国人，是第一批把《国际歌》译成中文的翻译者，是延安诗社的组织者，是把中国声音传向世界的使者。但他自己最在意的身份，或许还是更简单的那个——毛泽东的老同学，那个用一副对联换来一段知己情的少年。

1910年的秋天，一个穿长衫草鞋的外乡少年站在东山学堂的门口，被拦下来。他借了一副对联，换来了一段友谊。

这段友谊，撑过了战争，撑过了分离，撑过了革命，撑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

最后，随着1983年那个清晨的到来，画上了句号。但那副对联还在。

"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说的是才子，写的是人心，留下的，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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