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 之后人文学科的伦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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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

翻译：薛翠 校译：许兆麟

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 图片源于网络

【编者按：2001年9月11日，多架民航客机被劫持，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和五角大楼，世贸大楼随后坍塌。事件造成近三千人遇难，大量建筑损毁。9·11事件震惊全球，此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对全球安全格局、国际关系与反恐政策都产生深远影响。

2026年，9·11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事件早已进入历史，可留下的问题却没有随废墟一同消失。战争、安全、“恐怖主义”、国家暴力与平民处境，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反复出现。当日的废墟早已清理，今天的世界却仍在学习如何面对恐惧。

2004年，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42-）发表《恐怖: 9.11之后的演讲》，载于《边界 2》（boundary 2），第31卷第2期，是后9·11时代西方批判理论界反思“恐怖（terror）”议题的经典政治哲学文本。斯皮瓦克乃印裔美籍后殖民理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以《庶民能发声吗？》闻名，深耕庶民教育，融合欧美哲学、解构理论、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她长期关心的不只是“谁能够发声”，也包括我们究竟能否真正听见与自己经验相距甚远的人。

在这篇演讲中，斯皮瓦克批判了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建构的抽象的、意识形态的“恐怖”话语，揭示国家暴力与非国家暴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从后殖民、性别、庶民研究与世俗主义等角度，重新思考恐怖、暴力、战争与伦理的界限。斯皮瓦克强调，人文学科的使命不是简单的政治表态，而是通过“非威逼地重新调整欲望”，训练对她者的想象能力，从而在认知暴力之外打开伦理空间。她说：“回应就是置身火中。”真正的回应并不安全，它意味着允许自己被“她者”触动，也意味着承担这种触动所带来的风险。

本文对反思全球反恐话语、暴力、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值9·11二十五周年，我们将分六次刊出《恐怖：9·11之后的演讲》，本文为第1部分。

本文围绕9·11后美国“向恐怖主义宣战”展开反思，指出战争使得有效回应陷入困境，却又无法保持沉默。斯皮瓦克以人文学科教师身份，提出人文学科的使命在于课堂中非威逼地重新调整欲望，而非流于激进自恋的表态。美国将恐怖主义塑造为抽象敌人，同时把事件简化为刑事案件，战争与法律手段均无法带来真正持久改变，真正关键是训练想象她者的伦理教化工作。本文批判战争叙事下被工具化的女性议题，指出军事介入难以带来庶民层面的性别正义，同时剖析9·11事件被商品化、博物馆化的各类纪念表征。斯皮瓦克区分公共评论与真正的回应，认为真正的回应不是单纯认知剖析，而是与她者产生共鸣的喻象实践，要承担被她者触动的风险，这正是人文学科所肩负的公共责任。】

2001年9月11日，多架民航客机被劫持，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 图片源于网络

以下的思索起源于回应美国对恐怖主义宣战。[1] 我基本认为我们回应不了战争。战争是对我们回应的能力的讽刺。我们能怎样回应战争呢？

但又不能够保持沉默。出于义务或迫不得已，我们不得不表达意见，便有以下两个问题：目前有哪些回应？还有，面对“回应之不可能”，如何回应？

当我因此主动回应，我在建制上认可的能动主体（agency）就起动了。我是人文学科的老师。在课室里展开的训练，是要孕育评论的能力，有能力面对或会深深敌视人文学科使命的公共领域，特别是当这使命是通过教导阅读，不懈地尝试“非威逼地重新调整欲望”(an uncoercive rearrangement of desires)。演讲开始之前，我想把人文学科的使命划分出来，有别于那些越积越多的、明摆着是政治的、让人厌烦的激进姿态的、还常常自恋的赘述，即那些被看作是当前欧美理论界的新潮，那些我们以公共评论之名传授给学生的东西。“非威逼地重新调整欲望”就是在课室里日复深耕细作的努力。就这样，形势就造了我的回应者身份。

回应，不仅先设了并产生了建构出来的回应的主体，也建构了它的对象。那么，大部分的回应到底回应甚么东西呢？

从总统到下级的那些人员，以美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反复在媒体上宣称这场对塔利班开战的“战争”，只可说是一般意义上说的战争。没有得到美国国会议决确认，它不能拥有正式的名份，就算确认了，它也不是对战争的回应。来自左派或右派的意见都在不断提醒我们，根据日内瓦会议，在古巴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 被扣留的人，既不是也不能当作是战犯，因为，像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 说的，“他们并没有穿着军服去打仗”[2]。美国正在攻打一个抽象的敌人：恐怖主义。政府手册或者联合国文献对此解释不多。战争是所有帝国主义自辩的借口，它是驯化别族不能避免的极端表现。这场对恐怖主义之战在美国国内恰当地沦为一件刑事案件：美国控告札卡里亚斯．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又名沙盖（Shaqil），又名阿布．哈立德．阿勒．萨赫尔阿维（Abu Khalid al Sahrawi），还有19名死去的劫机者，在控诉书中被名为未被控告的共犯。

这是我的起点：战争缩小到一宗法律诉讼，又扩大到面对一个抽象物（abstraction）。即便在最普通的层面上，这种二元对立也站不住脚。可是，为了要回应，二元对立却是有用的。重复一遍，下至一宗刑事案件，上至一个抽象物。我没有足够的理解去谈论法律，在这方面，我没有负上任何“责任”，我的焦点反而在那个抽象物：恐怖－主义（terror-ism）。

但是，作为一名冀望好好活在“法治”之下的世界公民，容我斗胆说一句话：当我们相信惩罚作恶者，将其视作罪犯，一定比军事介入更聪明，甚至更正确，我们并非必然在走向恒久的和平。除非我们开展必需的、不可能的、无休止的任务：训练自己想象她者（other），否则我们依据政治法律上策划的行动都不会持续下去，即使有“在将来显现的过去的存在”(future anterior)的不确定的情况：我们计划实现的事情在将来已经存在。在某种特殊的“公共领域”──其发生是随着帝国制度的产生与人类的流动，而形成不同“种类”的人们住在一起──有需要出现之前，这种训练是一般文化教导的一部分[3]。之后，它变成制度化的人文学科的特殊包袱。我在此把整个历史压缩起来。康德笔下的启蒙者是一位学者。[4] 在＜权力之批判＞（“Critique of Power”）一文，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写道：“那个在法律之外，最完美的形式的教化力量（educative power），是神灵表现形式之一。”[5] 我是欧洲学家，但是毫不怀疑，每一个文化系统里，都有当时特定的对教化环节重视的洞见。今天，在面对帝国之庙宇受到前所未有的袭击，看来重要的并非仅仅以公共领域计算的方法直接介入──战争或者法律──而是开展训练（教化力量的运用），为“德行之突破”（the eruption of the ethical）做好准备。对我而言，德行是衍生的，是对认知行为的打断，即中断了那种试图把她者建构为知识的对象的态度。认知上的建构属于法律的范畴，寻求尽可能全盘认识她者，通过伦理判定惩罚或者宣告无罪，论理的范围是由法律本身来界定的。“德行”不完全地中断这种认知态度，不去计较惩罚或无罪的事宜，好让能视她者如己般去聆听她。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反思：论文、格言、自传文稿》（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中书籍为水手图书经典丛书版本，2019年。

今天的公共批判一定要坚持认定：任何惩罚，不论在法律上加诸于个体，或者在军事与经济上加诸于国家和集体──确实，军事与经济上的奖励，像邀请加入联盟或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不能带来永久的改变，不能使言、行、思想的依据条件有所变动，不管是怎样轻微的变动。我们还须为培育德行出来而下功夫，德行是我们要注意的领域，亦是人文学科的公共责任（responsibility）能寄托的地方。

相反，“对恐怖主义宣战”引发一阵激烈的国族主义复活，并得到国会法令予以巩固：爱国法令（the Patriot Act）。学术界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未经审察的假设，他们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层，是以多国或跨国、甚至是全球化的形式运作，因而一种天衣无缝的意识形态的后国族主义（post-nationalism）成为当前的认知依据（episteme）。这点不负责任的思想已被草草下葬──意料之外的后果，但怎么样也算是后果。

在这场攻打恐怖主义的战争，这种荒唐的驯化使命，女性非常突出。我们不能忽视呈现在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新闻报导，驾驶美国航空母舰那一张张鲜活的女性的脸孔。其中一个女孩，鲜嫩得让人惊讶，对着观众说：“假如我能驾驶航空母舰，那我甚么卡车也能开！”我有幸听到出自美国有线新闻网一位男记者就此则女性主义单项议题最怪旦的例子作出回应：“再没有人会对女司机开性别歧视的笑话。”所有女性？“阿富汗女性”却被认为不一样。

既然性别问题是这样突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必须重申：无限地扩大战争并不必然在庶民的领域（the subaltern sphere）产生多样议题的性别公义（gender justice）。最明显的结果，像以色列、马来西亚、印度等加剧嚣张的国家恐怖主义，跟性别公义一点也沾不上。如果被炸成废墟的喀布尔（Kabul）是个“国际城市”，不是如19世纪末阿卜杜勒（Abd-ur Rahman）的梦想般，而是也许有一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守当地，并经常可接触到美国地方文化的全球化版本，那么，和美国、联合国互相吻合的性别政治会再度出现成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6] 但是，这些对性别敏感的组织能够代表庶民的程度将会跟＜阿富汗妇女革命联会＞（RAWA，Revolutionary Association of the Women of Afghanistan）所能达到的一样微小，甚至比之更不如。要在美国的附庸国里，从性别方面着手，日复而竭力地推动将资本转向社会这种最佳的抵抗全球化的斗争，根本是不可能的。这种斗争曾经于20世纪70年代在我们现在称为全球的南部发生的“新”社会运动中出现。

1998 年 4 月 28 日，阿富汗妇女革命联会（RAWA）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举行抗议活动，抗议原教旨主义势力进入喀布尔六周年。

图源：RAWA；Wikimedia Commons

在关于美国解放女性一而再的颂赞声中，要衡量苏维埃政权是最棘手的事情。阿富汗的中产阶级女性，早在塔利班（Taliban）把她们推回隐蔽处前便冒出来了。大家都知道塔利班是由美国一手培植的。其实，在那个讲求快速的政治教育迎合主流口味的时代，这通常是左翼自由主义者所能理解的极限。但是，为甚么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些女性蓬勃地发展成为专业人士呢？这里说明我们完全无视阿富汗知识界的发展及其投身加入左翼的历史。[7]

在“同一的文化”中有一条内在的文化差异的路线，女性的解放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若有甚么事情能比战争更重大的话，就是女性这样解放的故事。我在快出版的新书《别样的亚洲》(Other Asias) 对此有所评论。[8]

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另样的亚洲》（Other Asias）。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中书籍由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2008年。

另一对恐怖活动的回应是为其加上引号而用，像把它商品化、铸造成历史科与地理科的新词汇、列为博物馆的展品等。它的温和的一面是把9.11包装成为煽情的商品推出市场，这也是惹人反感的。那种对视觉文化工业作表面却审慎的公共批判，肯定对此用得上。在这些回应里，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喻象（metonyms），徘徊于物质与精神之间：

在毗连防水帆布围起的铁丝网后面〔在世贸遗址上（Ground Zero）〕……高耸的电视天线碎片，那个曾经是纽约市最高的标志──距地1732尺，高耸入云──旁边则是德国艺术家克尼革（Fritz Koenig）鉅大的球状青铜雕塑的片片残骸，它以前是世贸中心地下广场的中心摆设，象征做贸易可达至世界和平。紧挨克尼革的＜球体＞是……一堆烧焦腐蚀的熔烂的混凝土、熔化的钢铁、烧成碳的家具及难以辨认的对象，这是人类的力量没法制造的像陨石似的巨大物体，它实际上是世贸双子塔冒火陨殁所造成的。[9]

这不过是现成的艺术品（an object trouvé），因为“透过世界贸易达至世界和平”是谎言。还有，力量是人为的。克尼革的球体──犹如诗人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的青金石──作为纪念9.11而摆放在艾森豪威尔广场的（Eisenhower Mall）历史炮台公园（Historic Battery Park），靠近宝灵绿地（Bowling Green），紧挨希望花园（Hope Garden）。那个被命为＜球体＞的东西被编进了纽约作为首都之首都的文本中，成为想象中的词组，包含历史（艾森豪威尔、炮台公园）、空间（炮台公园、宝灵绿地、花园）和希望等能指（signifiers）。

与9.11事件关联的，还有一些展览，他们都是意念陈腐但配搭较有趣的建筑设计；在一系列的展览，我随意选择了在纽约马克斯．普罗泰克画廊（Max Protetch Gallery）举行的《新世界贸易中心》展览。[10] 一边厢，最永久的纪念物──以规划空间（spacing）作为对恐怖时代的回应──书写的经典模式──以石板模型的物体固定在两次撞击时太阳的精确位置，展品题为《零点区域》（Zero Zones），设计师是亚伯拉罕（Raymond Abraham）。另一边厢，则是典型的渴求彻底忘却：“让我们连纪念也不去想……为了甚么？”这座蛇形塔楼的设计师是外交办事处（Foreign Office）的建筑师。记取与忘却两者之间，还有其它想法，包括批判双子塔的含糊的左派味道：“抛开过去，反正已不合时宜（美国等于巨大与权力）。在双子塔废墟中会孕育新事”（梅恩（Thomas Mayne）等建筑师）。其中最荒唐的展品是双子塔之光，把塔楼刻画为本体而非现象的存有，是纽约城选择的暂时的纪念物。

在所有的回应里，我发现这种中间路线最让人放心。欧洲一向擅长把东西都变作博物馆的展品。尽管政治艺术能够刺激武力行为，引号有淡化的作用，且回应的课题不会就此结束。当然，现在这种回应正陷入，在由曼哈顿下城发展公司参与竞逐的雕塑，和悼念习俗之间的冲突中。

我现在要谈第二个问题：面对回应之不可能，可以有甚么回应？

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国际新闻周刊》（Newsweek International）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 到讨人厌的英国业余作家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都会评述美国政策，即时解剖每一次危机。毫无疑问，这样做很有价值，往往还需要个人的勇气，但这并不是回应。这会增加知识分子的个人魅力，而且给读者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这种认知的绘图（cognitive mapping），非常依赖前线寻根究底的记者做的调研，以及基层的搜集统计数字的人员，这又反过来使求知看来就是为了知识，或者使从认识到参与政治活动的关系看来是一条直线的发展，就如在人权运动或街头剧上的想象一样。但回应的意思乃与她者共鸣，思索共谋之可能性──把那种以了解事物（knowing things）为基础的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从其不管了解有多表面的自满的状态拉出来。回应喻象改变（Response pre-figures change）。阅读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雪莱（Shelley）的作品，学生总是问：预定（prediction）与喻象（pre-figuration）有甚么分别？从负面来说，在喻象（figure）的问题上，有为的主体（the intending subject）明显没有明确的把握；从正面来说，其分别在喻象在时空横跨的广阔空间。喻象打乱了意识提升的自信。回应欲通过喻象过程（figuration）形成共鸣，便要冒这样的险。当我们把政治的理解局限于认知上的掌控，这不只回避回应的风险，也把回应一并封闭了。我们最后只是自言自语，或者对海外的同类说话。可以预见的是，不论左派或右派，当你放弃非吾即彼的思想，也放弃贪图非我批判之行善或惩治之方便，你都会失去支持。

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印度小说家黛维（Mahasweta Devi）写道：“通过法例有人，开吉普车有人，却没有人去点火。”[11] 回应就是置身火中。如果你被她者触动和召唤，就会被烧伤。接下来的文章，有甚么地方惹得你勃然大怒，或者它看起来政治考虑不足，请不要忘记这点。

玛哈斯维塔·黛维（Mahasweta Devi，左）与作家 C. S. Lakshmi（右）。 图源：《快讯报》，雷努卡・普里摄

玛哈斯维塔・黛维：《想象的地图》（Imaginary Maps），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译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中书籍由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1995年。

【未完待续】

Notes：

1. 这篇演讲辞的首稿，发表于哥伦比亚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所举办的女性主义介入系列之一＜回应战争＞（ “Responses to War” ）会议上，在此感谢莫里斯（Rosalind Carmel Morris）邀请我参加会议。 ↑
2. 　这听起来并不那么可笑。《美国前景》（The American Prospect）有一篇有趣的文章，作者斯乐特（Anne-Marie Slaughter）也把这当作重要的原因：“战俘协议把非法战斗者定义为武装冲突中的参与者，即滥用其平民身份以获取军事优势：即那些不公开携带武器，不穿戴‘特定的标记’例如以兹识别为士兵的军服或者其它标记的人”（Slaughter, “Tougher than Terror”, The American Prospect, Jan 28, 2002, 2）。 ↑
3. Livy, 《罗马历史》History of Rome, bk, 58-60, 忆述罗马共和国之建立，便提到Lucretia的恐惧，她害怕被呈现为与“卑贱的男人”睡觉。 ↑
4. 康德 (Immanuel Kant), <何谓启蒙?>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 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ed. James Schmid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58-64. ↑
5.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Critique of Violence”, in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Schocken, 1978), p.297; 译文稍作修改。 ↑
6. Abd al-Rahman Khan, The Life of Abdur Rahman, Amir of Afghanistan (2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性别”（gender）的议题，或者说性差异之抽象（the abstraction of sexual difference），在话语上分为主导与从属之差异，从未在社会上消失。我说“再度”，我在内文也说过，为妇女争取公民公正的议题，可以沿着时常受挫的阿富汗知识界的故事追溯。以我所知，这故事还没从被掩埋的文献中拼凑而成。这可以从丧失丝绸之路专利，或者从Abd-ur Rahman的故事开始追溯。 ↑
7. 马索尔（Gregory J. Massell）, 《替代的无产阶级：苏联时代中亚的回教妇女与革命策略》The Surrogate Proletariat: Moslem Women and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1919-192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马沃（Fazal-ur-Rahim Marwat）, 《阿富汗共产主义之演变与成长（1917-1979）：一项评审》The Evolution and Growth of Communism in Afghan (1917-1979): An Appraisal (Karachi: Royal Book Co., 1997). ↑
8. 我开始构思这论点是在一篇题为<性别>的文章，该文最初在宾夕泛尼亚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发表（2001年11月14日），之后在香港大学（2002年6月）以及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发表（2002年6月20日）。 ↑
9. Eric Lipton and James Glanz, “A Nation Challenged: Relics; From the Rubble, Artifacts of Anguish,” New York Times, Section 1, January 27, 2002, 1. ↑
10. “A New World Trade Center: Design Proposals,” Max Protetch Gallery, New York, January 17—February 16, 2002. ↑
11. 　玛夏维达．德维(Mahasweta Devi)，＜慷慨的杜洛蒂＞“Douloti the Bountiful”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译自德维（Devi）, 《想象的地图》Imaginary Maps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