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三个多月音讯全无，蒋英闯进国防部：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1960年，初秋，北京的一间客厅里，蒋英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望向墙上的挂钟了。

三个月，整整三个多月，丈夫钱学森却音讯全无，钱学森走的时候只留下一句“要出一趟差”。

去哪儿？不能说。去多久？不知道。

连周总理都不告诉邓颖超同志，她又怎能去追问？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从报纸上获得的零碎消息越来越让蒋英揪心：苏联专家撤走了，中苏关系恶化了，报纸上关于“西北”的字眼总是语焉不详。

蒋英心里那根弦越绷越紧。

终于，她坐不住了，安顿好孩子，她径直找走进了国防部，起初她还努力让自己冷静，端着茶杯站在那儿。

可当那句“钱学森到底去哪儿了”问出口，积蓄已久的情绪再也压不住，她几乎是带着哭腔说：“三个月一封信也没有，连个电话也不打，他不要我了，不要孩子了，也不要这个家了？那我就放一把火，把这个家给烧啦！”

满屋寂静。对面那位平日里运筹帷幄的领导人，看着眼前这位被“国家机密”折磨得近乎崩溃的妻子，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

他没有解释钱学森在哪儿，只是缓缓说了一句：“蒋英同志，你的学森同志，我们再‘借’两个月，我保证，两个月内一定完璧归赵。”

那一刻，蒋英破涕为笑，她确认了丈夫的安全，这就够了，她相信那个在戈壁荒漠上与风沙为伴的男人，正在做一件足以改写国家命运的事。

而她能做的，只有等。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与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同窗挚友，钱家只有独子，想要个女儿，便恳请蒋家把三女儿蒋英过继过来。

小蒋英五岁那年正式过继到钱家，改名钱学英，管钱学森叫干哥，可没过多久，蒋百里夫妇思女心切要回了女儿，钱学森的母亲笑提条件：“这个老三长大了，得给我当儿媳妇。”

一句玩笑话，没成想却成了日后姻缘的谶语。

后来两人天各一方，钱学森赴美求学，师从冯·卡门，很快成为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蒋英远赴欧洲，在柏林音乐大学潜心声乐。

一别十二年。

1947年，已是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的钱学森回国探亲，在父亲催促下登门蒋家。没有花前月下，没有鸿雁传书，重逢不过短短数周，他便对蒋英说：“跟我去美国吧。”

1947年农历七月初七，两人在上海喜结连理。

婚后第十天钱学森先行返美，蒋英拿到签证后便告别了刚刚起步的歌唱事业，远渡重洋。

1950年，因麦卡锡主义迫害，钱学森被遭非法拘留15天，体重骤降15公斤，随后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涯。

亲朋好友避而远之，连保姆都怕受牵连辞职不干了。

除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蒋英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和安慰，在那间被监视的屋子里，常常响起竹笛与吉他的合奏。

钱学森吹着竹笛，蒋英弹着吉他，用音乐抵御着孤独与绝望。

为了让丈夫摆脱苦闷，蒋英鼓励他重拾学术研究，钱学森在那段岁月里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工程控制论》初稿。

当这部巨著出版时，他在扉页用最深情的笔触写下——谨以此书献给蒋英，没有甜言蜜语，没有花前月下，只有一个科学家最郑重的告白。

1955年，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钱学森一家终于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国。

可等待蒋英的，却是比美国软禁时更漫长的孤独。

回国后钱学森一头扎进西北戈壁，常是神秘失踪数月，行踪连家人也绝对保密，那一次闯国防部索夫，不过是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为了全力支持丈夫，蒋英放下了自己钟爱的舞台。

原本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任独唱演员的她，在钱学森低调作风的影响下，转而到中央音乐学院从事声乐教育，从此告别聚光灯，桃李满天下。

家里家外，一切由她打理—，公公钱均夫晚年久病卧床，钱学森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全靠蒋英安排照料。

钱学森把工资全部交给妻子，对家中琐事不闻不问。

蒋英曾半开玩笑地抱怨：“我这辈子嫁给你真冤，人家的夫人到处陪丈夫风光，我只有在家等你的份儿。”

钱学森便笑着哄：“连我这个人都是你的，还用得着买什么礼物！”

晚年钱学森卧床不起，蒋英寸步不离守在身边。

1991年，钱学森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他在答谢辞中郑重说道：“我要感谢我的爱人蒋英，我在美国最困难的时候，蒋英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的，这一点我不能忘。”

2009年，钱学森以98岁高龄辞世，三年后，蒋英也跟随丈夫的脚步走了。

他们携手走过了62载春秋，这62年，半是相守，半是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