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年秋，81 岁的国民党保密局谷正文接受日本记者采访。

他长期负责侦办地下党组织案件，经手抓捕两千多名地下工作者。

记者问他，数十年审讯生涯，谁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

谷正文翻出泛黄旧档案，沉默良久，缓缓说道：在这两千多人当中，真正扛住考验的 “硬汉”，只有张志忠一人。

这番评价，出自当年亲手审讯他的对手口中，分量格外沉重。张志忠究竟是谁？他又经历了怎样残酷的考验？

从偷渡求学到走上革命路

1910年，张志忠出生在台湾嘉义新港的一个贫农家庭。家里没有地，靠租田种地过日子，能吃饱饭就算不错的年景。

他在新港公学校念完了书，按照那个年代大多数穷人孩子的轨迹，接下来应该是回去务农，或者去镇上找一份杂活干，把一辈子就这样过掉。

但他没有。

当地有个乡绅叫林维朝，读过书，见过世面，觉得这孩子脑子活，是个读书的主。

林维朝拿出钱来，帮他偷渡去了福建，进了厦门集美中学念书。那一年是1924年，张志忠十四岁，第一次离开那个他从小长大的海边小镇，踏上了大陆的土地。

集美中学那几年，是他思想成型的阶段。学校里聚集了不少来自台湾的学生，大家都在异乡，都顶着同一顶帽子——殖民地来的学生。这种处境让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

1924年，张志忠参加了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跟同学庄泗川一起主编了一份叫《共鸣》的刊物，写文章，发声音，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一本学生刊物能有多大影响力，很难说清楚。但它做到了一件事：让张志忠知道自己想站在哪一边。

1926年，他回到嘉义，加入了台湾无产青年会，专门负责当地的抗日活动。这一年他十六岁，开始接触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开始明白个人的愤怒如果没有方向，最终只会消耗自己。

1932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从一个农家孩子，到一个有明确信仰的共产党员，他走了八年。

加入党之后，他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来回穿梭，负责联络和组织工作。1933年，因为上海台湾反帝同盟的事情暴露，他被捕入狱。坐了一段时间牢，后来设法越狱，跑掉了。

这是他第一次坐牢，也是他第一次正面遭遇被关押的滋味。跑出来之后，他没有停下来，继续干。

1939年春天，他辗转到了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同年8月，被派到八路军129师冀南军区敌工部，专门做对敌宣传，后来当了宣传科科长。1943年，他又去了太行山区，参与了那边的抗日战争。

从台湾农村到延安，从一个偷渡去厦门念书的穷孩子，到一个走过战场、参与地下斗争的革命者——他走过的这条路，不是规划出来的，是一步一步被历史往前推的。

夫妻双双赴台，地下工作的日子怎么过

1945年抗战结束，张志忠接到了一项新任务：回台湾工作。

那年他三十五岁。离开台湾将近二十年，再回去，身份已经完全变了。不是求学的学生，不是走街串巷的联络员，而是一名负责组织地下力量的党员干部。

跟他一起去台湾的，还有他的妻子季沄。

季沄是江苏南通人，1921年生，暨南大学教育系毕业，1940年入党，当过江苏学工委教育学院支部书记。她不是被动跟着丈夫走的那种，她有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工作，是独立意义上的党员。

两个人到了台北之后，对外的身份是台北市大同中学的教师。一个教书的，一个教书的，住在普通街区，过普通日子，出门买菜，偶尔跟邻居寒暄几句。谁也不知道这两口子每天在背后做什么。

1946年4月，张志忠带着第一批干部开始在台湾活动，陆续联系上了谢雪红、杨克煌等老台共成员，把李妈兜、简吉、吴克泰这些人吸纳进来，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组织框架。

1946年6月，台湾省工委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张志忠是省委成员之一，分管组织和财务工作。这两块都是硬活，管人的钱，管人的命，一旦出了问题，不是小事。

那段时间，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批改作业，跟学生聊天，维持着一个普通教师的形象。晚上或者周末，就去跑联络，传消息，见人。这种双重生活，过起来极度消耗精力，因为你得随时保持两套状态，绝对不能混淆。

1946年底，他接到命令，去嘉义开辟组织。嘉义是他的老家，他认识不少人，也有不少人认识他，这既是优势，也是麻烦——越是熟悉的地方，越容易暴露。

1947年初，他转到嘉义，开始建立武装力量。

就在这个时候，台湾岛内爆发了一场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大规模事件。

“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

事件起因是一桩查私烟引发的冲突，迅速蔓延成全岛范围的抗议和镇压。在这场事件里，张志忠做了一个关键决定：组建武装。

他把嘉义一带的力量整合起来，建了一支叫嘉南纵队的队伍，也叫台湾民主联军，下辖北港、新港、朴子、小梅、嘉义几支队伍，总共大概二百人左右，有枪。这支队伍跟国民党军队打了几仗，在混乱的局势里坚持了一段时间。

1947年8月，他带着陈日新等人去袭击西螺的一个警察所，夺了两支步枪。这件事本身的规模不大，但它说明他一直没停下来，一直在维持这支队伍的活动。

这段时间是他在台湾地下工作最活跃的阶段，也是离危险最近的时候。

被捕之后，蒋经国两次亲自来劝降

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整个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大量军警宪特随之而来，岛内的管控力度急剧提升。地下组织面临的压力以几何级数在增加。

1950 年 1 月 29 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被捕初期，国民党当局并未对其动用刑讯，以饮食、优待等方式劝降。

蔡孝乾初步吐露部分信息，之后借外出指认据点的机会逃脱，隐匿于乡间。一个多月后，他因衣着显眼，在镇上被特务认出，再度被捕。

二次被捕后，蔡孝乾叛变，供出大量地下党人员与组织线索，造成台湾地下党组织重大破坏。

早在 1949 年 12 月 31 日，张志忠、季沄夫妇于台北被捕。张志忠当时骑自行车，遭特务驾车拦截抓捕，季沄同日被捕。

两个人，一天之内，都进了审讯室。

张志忠被捕那年，才四十岁。

审他的人，就是谷正文。

谷正文这个人，年轻时在华北做过地下交通员，后来被捕叛变，转头做了军统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专门对付地下党。他审过的人，用他自己后来的说法，两千多个。

对付张志忠，谷正文先用了正常的方法——坐下来谈，问需要什么，看看有没有合作的空间。

这一套在蔡孝乾身上用过，管用。

但张志忠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蒋经国来了两次。

第一次，带着酒菜进来，问他有什么难处，有什么要求，能谈就谈。张志忠看着他，说了一句话："你要真想帮我，就让我早点死。"

第二次，蒋经国开出了更大的条件，暗示可以安排释放他的家人，条件是合作。张志忠的回答是八个字："你我不共戴天，只求速死。"

两次谈判，都谈崩了。

谷正文开始上刑。

老虎凳、辣椒水、电击，前前后后用了七回。每次都把人折腾到昏死，然后泼冷水救醒，再继续审。从他嘴里问出来的，始终是两个字："不知道。"

然后特务换了一个方向，把季沄押进审讯室，当着张志忠的面，对她动刑。

他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季沄被捕时二十九岁，也是党员，她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

四年没有开口，留下一句话走上刑场

四年。

从1950年到1954年，张志忠在关押了将近四年。

这四年里，他每天早上在囚室里唱《国际歌》。狱警听到，冲进来打他，他边挨打边继续唱。打完了，歌还没唱完。

他在囚室的墙壁上写字。用的是从地上捡到的碎炭，写了一句话："革命者死不足惜，但不能死在耻辱里。"

新来的难友进来，他设法传话，提醒对方守住底线，告诉对方哪些事能说，哪些事不能说，哪些人是可信的。他酝酿过越狱，组织过绝食，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想尽一切办法继续做他能做的事。

四年时间，没有供出过一个名字，没有交代过一个据点。

谷正文后来回忆说，两千多个人里，张志忠是唯一一个让他毫无办法的人。

陈泽民叛变了，洪幼樵叛变了，蔡孝乾叛变了——同一级别的人，一个一个松了口。谷正文写在回忆录里的那句话，是："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皆投降，唯张一人不降。"

1950年11月18日，季沄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执行枪决，年仅29岁。

她比张志忠先走了将近四年。

1954年3月16日，刑场的车来了。

狱警来给张志忠绑绳子，他拒绝了，自己走出囚室，走了十几步，到了刑场，回过身，面对着举枪的士兵，说了一句话："可以开枪了。"

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张志忠英勇就义后，保密局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四人联署的劝降书，上面印着张志忠的名字。

这份文件是伪造的，但消息传回大陆，没有办法核实，他用四年换来的清白，就这样被一个假签名压住了整整四十四年。

他的儿子张思中，父母出事时才三岁，在台湾顶着"匪谍之子"的身份长大。

1968年元旦，二十一岁的张思中在台北一家旅社服毒去世。女儿张素梅，毕业之后二十六岁因病去世。一家四口，没有一个善终。

直到1987年，台盟成员吴克泰在洛杉矶参加活动时，偶然遇到一个台湾同乡，对方带来了一个消息——张志忠没有叛变。

这个消息来自一个叫李振芳的人，他在狱中被关了十五年，出来之后一直想把这件事带回北京，临终前把这件事交代给了别人。

1998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追认张志忠和季沄为革命烈士。

距离张志忠在刑场说出那句"可以开枪了"，整整过去了四十四年。

谷正文在晚年说过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共产党里要是多几个像他这样的人，我们早就输光了。

这句话出自他的对立面，说的是敌手，却是这个人一生中说过最接近公道的一句话。

张志忠在那堵牢房墙上留下的那行字，放在今天读，依然说得清楚：革命者死不足惜，但不能死在耻辱里。他用整个人生去证明，自己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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