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冬天，重庆，委员长官邸，蒋介石把一张报纸推到陈布雷面前。

报纸上登着一首词，上阕写雪，下阕评古，最后一句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他问陈布雷，这首词真是毛泽东写的吗？

陈布雷说是，还补了一句：气度不凡，是当今诗词中难得的精品。

蒋介石听了更恼火，当场给这首词定了个罪名：帝王思想，想复古称王。

然后下令：赶紧找一批人，以评论诗词的名义，批判他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是来称帝的。

一场动员了半个政权、持续了两个月的「文化战争」，就这么开了张。

进攻的，是坐拥全国政权、手握几百万军队的国民政府，加上它控制的报纸、它豢养的文人。

被进攻的，是一首写于九年前、在抽屉里放了九年的旧词。

一共 114 个字。

这场仗的结果，蒋介石到死都没等到。

40 年后，台湾有人出书，披露了当年的内情：国民党曾秘密通知全党，会填词的党员每人写一首《沁园春》，想选一首盖过毛泽东的，以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表。

结果——「国民党党徒虽多，但多的只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写党八股的腐儒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结果『毛泽东级』的《沁园春》一直到逃离大陆时，连一首还没有写出来。」

一个政权，倾巢而出，为什么连一首词都赢不了？

01

1925 年，湖南。

这一年，五卅运动爆发，省港大罢工接踵而至，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工农的声势一天高过一天。

毛泽东的日子，恰恰过到了最低谷。

一年前，他在上海的工作不顺。

那时他给国民党的一个部门做事，结果身体垮了，整夜睡不着，睁眼到天亮。

1925 年 1 月的四大，连代表都没当上。

毛泽东一怒之下，回了老家韶山，说是养病。

这一年他几乎没写文章，那些经常署他名字的刊物，主编们已经很久没见到他的来稿了。

其实他哪有功夫写文章啊，忙都忙死了。

他回到当年立志要离开的农村，用自家的钱请老乡吃饭，专听人讲些家长里短的破事——去年收了多少粮，要交多少租，谁家娶媳妇花了多少彩礼，哪家有人饿晕在路边……

这些没人爱听的破事，他听得津津有味，还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记得满满当当。

后来，他把工作带进了家里，很多同族同姓的乡亲，都成了他的同事。

他跟乡亲们说，这事能不能成说不准，但方向是对的。

大家也都认他，愿意跟他一起干。

1925 年 6 月，在自家卧室的楼上，几个同乡举起拳头入了党。

他亲手创建的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中共韶山支部，就这样成立了。

支部书记叫毛福轩，本是毛泽东的同族，早年在安源煤矿做工，如今跟着他回乡搞农运。

毛福轩后来奉命打进国民党的警察局，一路做到分局长，1933 年被叛徒出卖，就义在南京雨花台，年仅 36 岁。

多年以后，这些同乡大半都不在了。

那年春天，毛泽东走遍韶山和周边的县，跟陌生的农民一起春耕，不厌其烦地问那些家庭琐事。

在别人看来，他有点不务正业。

可他自己觉得特别充实——那些农民嘴里的「破事」，就是他一直想找的答案。

就靠着这股劲，他把自己的工作和农民拴在了一起。

在湖南奔走了大半年，他已经知道以后的路该往哪走。

可这时候，湖南的军阀正在抓他，稍不留神就是灭顶之灾。

8 月 28 日，省长赵恒惕发来密电，命令湘潭县团防局「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这封密电偏偏被一位开明绅士撞见，连夜派人给他送了信。

1925 年秋，毛泽东离开韶山，取道长沙，想去广州继续干。

有说法是，他坐进一顶轿子，装成害痨病的病人，专挑大路走，大摇大摆过了关卡。

被通缉的人，赶火车都来不及。

他倒好，一个人溜到湘江边，去重游橘子洲。

湖南的深秋已经有点冷了。

那些年旅游业也不发达，偌大的橘子洲边，只有来来往往的商船，跟他一样有闲心的人不多。

陪着他的，是江里的鱼，和满山红叶。

他远眺连绵山色，望着湘江上来往舟船，孤身立在洲头，心中百感交集。

十年前，他还在这座城里读书。

他考进湖南第一师范，和萧子升、蔡和森那帮人办了新民学会，满脑子都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他们那时候穷得叮当响，却敢在橘子洲头、在湘江里「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再后来，他头一回走出湖南，去了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做登记书刊的差事，接触了一帮新文化运动的新锐。

如今，那些「恰同学少年」都散在了天南海北。

而他，成了被通缉的那一个。

但他一点都不慌。

因为这一年的韶山，让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这条路的答案，在农民那里。

于是，站在橘子洲头，他词兴大发，填了人生第一首《沁园春》。

顺便说一句，《沁园春》这个词牌，来历有点意思。

东汉时，沁水公主有一座园子，叫沁园，被外戚窦宪仗势夺了去。

皇帝出行路过，指着园子问起，窦宪答不上来，事情败露，园子才物归原主。

后人咏叹这段公案，谱成了曲子，词牌就叫《沁园春》。

说来也巧，一个讲园子失而复得的词牌，他用来问江山谁主沉浮——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31 岁的毛泽东，在一无所有、还被通缉的时候，问的是整个天下的沉浮。

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没人能替他回答。

他只能自己去找答案。

既然认定了方向，那就干吧。

这首词落笔之后，他没有拿给任何人看。

稿纸压在箱底，一压就是 32 年。

直到 1957 年 1 月《诗刊》创刊，他亲自审定《旧体诗词十八首》，把这首 1925 年的《沁园春·长沙》排在开篇第一首；

1963 年出版《毛主席诗词》37 首，开篇还是它。

在他自己认定的诗词谱系里，湘江边的这一问，是一切的起点。

1936 年 2 月，陕北清涧县袁家沟。

刚过完春节，天寒地冻。

秦晋高原隆起成塬，黄河冻成一条白带，天地之间只剩下白。

一支队伍驻扎在村里，休整，等待渡河的命令。

全村人都清楚这支队伍要去往何处：向东，渡过黄河，踏入阎锡山的晋地；再往东，便是日军占领的华北。

出征的号令，要等这场大雪落尽之后才会下达。

这支队伍，是红军东征部队。

前一年 10 月，长征刚刚结束，红军到了陕北。

12 月，瓦窑堡会议定下东征的方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既为打击日寇，也为解决队伍的生存问题。

当时不少将领对此持有异议。

反对的理由十分现实：红军初到陕北，根基不稳；日本人倚在长城边上，威胁华北，炮口直指平津；蒋介石还在喊「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时候东征，太冒险。

是毛泽东力排众议。

他分析形势，认定要根本解决队伍的生计、壮大队伍，东征是可行的。

最终，他说服了大家，统一了意见。

1936 年 1 月 26 日，农历正月初三，东征部队从子长县出发。

2 月 5 日，部队进到清涧县高杰村袁家沟一带，休整 16 天，到 2 月中旬发布了《东征宣言》。

毛泽东住在村东头农民白治才家的窑洞里。

然后，陕北连下了好几天的鹅毛大雪。

据当地人回忆，大雪之后登上村外海拔千米的黄土塬，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秦晋高原，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全都被大雪覆盖，天地之间只剩一种颜色。

这一刻，作为一个刚刚说服了所有人、正准备率军渡河、去和命运赌一把的统帅，毛泽东心里翻涌的是什么？

是豪情。

是一种「你们都说不行，我偏要证明能行」的倔强。

于是他提笔，写下了这首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当时没有标题，只有词牌《沁园春》，《雪》这个题是后来补的。

此时此刻，正是红军处境最艰难的阶段。

长征之后，红军剩到陕北一万多人，刚刚站稳脚跟，就要东渡黄河，去迎战阎锡山的晋绥军。

毛泽东成了国民党报纸上天天被通缉的「匪首」。

毛泽东一生爱雪，咏雪的诗词写过不少。

但 1936 年的这场雪，和别的雪都不一样。

从「谁主沉浮」的疑问，到「还看今朝」的断定，中间隔着的是长征，是 11 年，是几万人的血。

这首词写成后，毛泽东也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甚至没有在人前提过。

它同样被压在箱底，像一颗被随手埋进土里的种子。

九年里，它没有离开过他的箱底。

02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

中国人打了十四年，终于把鬼子赶了出去。

按理说，这该是全国上下举杯相庆的日子。

但明眼人儿都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蒋介石心里打的算盘是：趁抗战胜利，赶紧解决掉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

但他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打——因为全国人民刚刚打完外战，谁还想打内战？国际上也盯着看呢，你老蒋刚打败了日本，转头就对自己人开枪，说不过去。

怎么办？

蒋介石想出了一招「高明」的棋：假和谈，真备战。

他三次电邀毛泽东来重庆「共商国是」。

表面上是请，实际上是逼。

倘若毛泽东不来，蒋介石便可把破坏和平的罪名扣在中共头上，顺理成章发动内战。

如果毛泽东敢赴重庆，就借机将人羁留于此，一边谈判一边调兵，借着谈判的空档完成军事部署。

这一招，狠就狠在「怎么选都是输」。

但毛泽东真的来了。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同行的有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达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

举国关注。

《大公报》第二天发社论，题目就叫《毛泽东先生来了》。

各界人士奔走相告，故旧名流纷纷登门拜访，重庆有一个人，比别人都激动，他叫柳亚子。

江苏吴江人，南社诗坛领袖，国民党元老，10 岁能写诗，14 岁起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诗作。

1912 年，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请他做总统府秘书，他做了 3 天就辞职了——书生意气，坐不惯衙门。

1926 年 5 月，他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那时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柳亚子是中央监察委员。

两个人一起品茶，论诗，很谈得来。

后来柳亚子回到上海，1929 年听说毛泽东「遇难」，写下一首悼诗：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说，并世支那两列宁。

他自注「两列宁」，指孙中山和毛泽东。

1932 年，他从报上的「剿共」消息里得知毛泽东还在世，又写了一首：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隔着两党的生死界限，他把毛泽东称作「毛郎」，他把一个人当知己，这个人来了重庆，他当然坐不住。

8 月 30 日（一说 31 日），毛泽东在桂园宴请柳亚子。

据记载，柳亚子赶到桂园时，天色渐黑，客厅里，毛泽东正在和黄炎培畅谈。

看到柳亚子进来，毛泽东起身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

19 年没见的老朋友，握手之后，柳亚子当场挥毫，赠诗一首《赠毛润之老友》：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弥天大勇」四个字，是对这次重庆之行的定性。

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三次电邀，摆的是「假和平、真内战」的棋，毛泽东来，是把自己放进虎口里。

重庆的民主人士，私下里都捏着一把汗。

柳亚子回忆过当时自己的心境——「怀疑到毛先生这一次来，到底是不是能够完成他伟大的任务，有人抱着悲观的论调，我就是其中的一人」。

诗里那句「中山卡尔双源合」，还藏着他的一点天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列为「双源」，希望两者「合流」。

柳亚子赠毛泽东老友词，也要毛泽东赠一首，毛泽东推辞不过便想着把旧作抄录一首送他。

柳亚子点名要《七律·长征》。

柳亚子正在替亡友林庚白编《民国诗选》，想收毛泽东一首诗，而国统区公开流传的毛诗，只有斯诺《西行漫记》里引的那首《七律·长征》，传抄本里还有几处明显的错字。

毛泽东笑着说：容我回去想想。

一个月过去了。

10 月 4 日，毛泽东给柳亚子写信，问候柳夫人的病情，谈对时局的看法。

10 月 6 日，又写一信，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十二个字，是写给柳亚子的，也是写给那个秋天的重庆的。这十二个字，是写给柳亚子的，也是写给那个秋天的重庆的。

这十二个字，是写给柳亚子的，也是写给那个秋天的重庆的。

10 月 7 日，毛泽东把一首词抄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连同一封信，派人送到柳亚子手中。

那段时间重庆谈判正紧，毛泽东是在谈判的间隙里，把词抄下来的。

一张信笺，几行墨字。

信里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为什么没给《七律·长征》，给了这首？

因为长征诗是反蒋的——正是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逼出了长征，谈判桌上送这个，太直。

而这首咏雪词，写的是江山，评的是古人，有赠诗的雅，也有赠诗的深。

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中间派的旗帜。

他对这次谈判心存幻想，以为此后内战定可消除，国泰民安了。

赠这首词，是要告诉他：「分外妖娆」的中国，不会是蒋介石的中国；蒋介石同历史上的那些帝王一样，必将「俱往」；主宰这个多娇之国的，是「今朝」的共产党和人民大众。

柳亚子展读之后，说了一句话：「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

他立刻步韵和了一首，结尾两句是：「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和词后面，他写了一段跋：余识润之，在 1926 年 5 月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席上……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

这是柳亚子给毛泽东的定位，也是这首词发表之前，第一个公开的评语。

10 月 25 日，柳亚子和画家尹瘦石在中苏文化协会办「柳诗尹画联展」。

柳亚子把毛泽东的两份词手迹挂了出来，联展的会场在黄家垭口的中苏文化协会大厅。

这是《沁园春·雪》第一次和世人见面。

尹瘦石见到毛泽东的手迹，爱不释手，向柳亚子讨要。

柳亚子经不住他再三请求，把信笺写的那份手迹，连同自己的和词，一并送给了他。

尹瘦石又请柳亚子在词后题一段跋。

柳亚子提笔写了，落款之后留了一句：「余忍痛诺之。」

五个字里，全是舍不得。

03

联展之后，柳亚子把词和自己的和词一起，送到重庆《新华日报》，要求同时发表。

《新华日报》犯了难，发表领袖的著作，要向延安请示。

毛泽东 10 月 11 日已经飞回延安，请示往返，费时费力。

还有一层顾虑，中共代表团担心，这首词会被人抓住「类似帝王口吻」的把柄，攻击中伤。

最后折中：11 月 11 日，《新华日报》只发了柳亚子的和词，没发原词。

这一下，出了大问题。

和词发表了，和词的对象没发表。

全城都知道毛泽东写了一首咏雪词，全城都看不到。

这就跟看了一场精彩的斗嘴，却只听得到其中一个人的声音一样，让人心痒难耐。

全重庆的文化人、读书人、记者、编辑，都开始疯狂地打听：毛泽东那首《沁园春·雪》，到底写的什么？

柳亚子很不满意：词都赠给我了，凭什么不能发？他索性把原词透露给了朋友，比如王昆仑。词在私人之间传抄开来。

1945 年 11 月，黄苗子去医院看望临产的妻子郁风，路上遇到王昆仑。

王昆仑把词交给黄苗子看，黄苗子又把词带到医院给郁风看。

郁风看完，让黄苗子转交给吴祖光。

吴祖光拿到词，激动坏了。

但他发现，词稿在传抄中漏了两三个短句。

于是他跑了几处，找了几个人，把三个传抄本凑起来，拼成一首完整的词。

他后来回忆，从风格上看，这词「颇近苏辛词派，但是找遍苏辛词亦找不出任何一首这样大气磅礴的词作，真可谓睥睨六合，气雄万古」。

友人劝他：不宜刊发。

毛泽东本人不愿让人知道他写旧体诗词，《新华日报》就只发了柳亚子的和词。

这劝告不是没来由的。

毛泽东历来认为，旧体诗词太重格律，束缚人的灵性，不宜提倡，他写了半辈子旧体诗，却从不在公开场合宣扬。

吴祖光不听：「这样的稿件是可遇难求的、最精彩的稿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稿件。」

吴祖光有自己的坚持：「然而我想，《新华日报》是中共党报，当然应受党主席的约束；而我编的却是一家民营报纸，这个约束对我却是不起作用的。」

在当时，在国统区发表这首词，是要冒风险的。

吴祖光还是发了。

一个编辑对一份来稿的最高敬意，就是豁出去。

11 月 14 日，《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刊出这首词，标题《毛词·沁园春》。

词后附了一段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份传抄稿有错字：「顿失滔滔」被抄成「尽失滔滔」，「江山如此多娇」被抄成「山河如此多娇」，「稍逊风骚」成了「稍欠风骚」，「红装素裹」成了「红桩素裹」。

但错字挡不住。

词一登出来，山城的文化人炸了。

两周后，11 月 28 日，重庆《大公报》把毛词和柳词并排转载，标题《转载两首新词》。

此后各大报纸竞相转载，无一例外。

关于这次转载，还有一种说法：当年创办《大公报》、此时仍是大股东之一的吴鼎昌，转载是抱着「示众」的心思——把词挂出来，让天下人来骂。

如果真是「示众」，那这是吴鼎昌一生里最赔本的一笔买卖。

就在这次刊登的一个多月前，1945 年 10 月 1 日，国民党迫于压力，刚刚废除新闻检查制度。

在此之前，重庆、成都各地报刊掀起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各国报刊纷纷指斥蒋介石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

是世界新闻史上罕见的恶例。

蒋介石扛不住，让中宣部长吴国桢宣布：10 月 1 日起，废止检查。

毛泽东这首词，恰是借着新闻检查制度废除后的短暂窗口，冲破了禁锢。

换在三个月前，这首词连排字房都进不去。

词作刊出之后，用当年在重庆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话说：毛泽东写的这首词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此前对毛泽东所知甚少。

国民党宣传了十几年，他们大多以为那是草莽英雄，甚至有人相信红军过贵州时在茅台酒池里洗脚的谣传。

一首词，把这些全部掀翻了。

知识分子为毛泽东的诗词所倾倒，纷纷提笔唱和。

普通老百姓不懂词，也有他们的判断——凭着中国人传统的心理，他们也对毛泽东肃然起敬。

当时的重庆知识分子，私下里评论，这是「一个多么符合自古以来形成的『圣与王』为一体的人格理想，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不寄托于这样的风流人物身上，还去何求？」

还有报纸本身的记录，词热起来之后，各报争相刊登和词评论，报纸销量大增，真有「洛阳纸贵」之势。

卖报的人和买报的人，可能都说不清词的微言大义。

但他们都在传一个名字：毛泽东。

词的热度很快溢出文坛。

财政专家（曾任川康区直接税局局长、财政部直接税署副署长）崔敬伯，第一个出来和词，讽刺接收大员：「名城依旧多娇，引无数『接收』竞折腰。」

第二天《大公晚报》重刊这首和词时，崔敬伯补了一段小序：「顶天立地之老百姓，亦自当有其立场也。」

从这一天起，重庆各报以《沁园春》为题、针砭时弊的步韵唱和拉开了帷幕。

12 月 15 日《新蜀报》刊董维熙的和词，接着吴景洲、昌政、蜀青相继登场。

渣滓洞监狱里，《民主报》记者、中共党员唐弘仁在狱中读到这首词，也步韵和了一首，在难友中秘密流传。

昆明的缪秋沉，因为儿子在「一二·一」血案中身受重伤，悲愤之余「摭辞步韵，聊以写忧」。

成都一家酒店老板把店名改成「沁园春酒家」，在墙上请名家写词百阕，生意大好。

重庆一个饭馆老板有样学样，店里挂起《沁园春·雪》招徕顾客，日进斗金。

据后来的统计，那段时间仅重庆一地刊出的唱和词章就不下 50 首，评论将近 20 篇。

04

蒋介石也读到了这首词。

他不信这是毛泽东填的。

尽管他自己不会填词，但凭着直觉，他品得出这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好词。

在他的认知里，毛泽东怎么可能写出这种「气吞山河」的词？

他先遣人去探虚实。

打探的人回报：这首词在民众中好评如潮，众口称赞。

他坐不住了，把陈布雷叫来，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陈布雷是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蒋介石的头号文胆，替他起草过无数文稿，也是国民党里读毛泽东文章最多、最细的一个。

蒋介石希望能从这首词里找一点毛病，希望陈布雷能说出一句否定，用来平衡心里的妒火。

陈布雷说：「我细细看了看，没有什么毛病。至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嘛，因为是诗词，也只能这样说了。据我所知，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是非常精通的，填词作诗，算不得什么难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等于把底交完了。

蒋介石沉默半晌，说出那句定调的话：「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

蒋介石对这首词的解读，暴露了他认知的天花板。

毛泽东在词里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是在「数」历史上的帝王。

然后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把他们统统翻篇，宣告「真正的主角是今朝的人」。

这本来是一个革命者的豪情，一个唯物史观者的宣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风流人物是今天的无产阶级。

但蒋介石读到的，是另一层意思。

在蒋介石的世界里，最高的天花板，就是「称王称霸」，他理解不了「风流人物」可以指人民、指无产阶级、指一个阶级的事业。

蒋介石下令发动的「文化围剿」，下面的人就忙起来了。

这件事的部署，级别非常高。

蒋介石的侍从室——那是直属老蒋的核心幕僚机构，亲自策划。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开会，布置他们控制的报纸，以「和词」的形式，对毛词发起围攻。

负责组稿的，是《中央日报》的主笔兼副刊编辑王新命。

这是一场典型的「官僚主义式的文化进攻」。

这个思路，在军事上叫「人海战术」，在政治上叫「舆论围剿」。

但问题是，文化这东西，从来就不是靠「组织」和「数量」能搞定的。

组稿组到最后，来稿极少，计划濒临破产。

蒋介石下令，中宣部开会，王新命组稿，层层部署。

御用文人们交上来的稿子，要么写不出来，要么写得狗屁不通。

最后，王新命这个「组稿人」，只好亲自披挂上阵，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东鲁词人」，硬着头皮写了一首「和词」。

1945 年 12 月 4 日，国民党的几大御用报刊，几乎在同一时间，抛出了他们的「应战之作」。

《中央日报》上，是王新命化名「东鲁词人」写的《沁园春·次毛润之〈沁园春〉词韵》。

它颠倒是非，把共产党抗日说成「杀人掠地，自炫天骄」，还叫嚣要革命人民「时未晚，要屠刀放下，成佛今朝」。

《和平日报》，很多人都听过它原来的名字——《扫荡报》，因为名声太差才改了报名。

报纸上登了御用文人易君左写的《沁园春》。

易君左在国民党军政圈子里做了一辈子文化相关的事，可他这首词很耐人寻味：一边攻击人民革命，一边又忍不住感慨国民党政权已经「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局面支离破碎，快要撑不住了。

还有一份《益世报》，登了一篇叫《沁园春·吊北战场》的玩意儿，通篇都是谩骂。

12 月 5 日，《和平日报》又抛出两封「读者来信」，一个叫董令狐，一个叫扬依琴，说毛泽东是「封建余孽」，是「英王霸主」。

围剿的阵地还在扩大。

12 月 8 日到 12 日，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亲自下场，写了一篇万字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连载 5 天，上海、天津的《大公报》同步转载（另有资料记为 12 月 16 日至 19 日）。

文章攻击《沁园春·雪》是「述怀之作」，有「帝王思想」。

这是围剿里分量最重的一发炮弹——《大公报》素来以「不党不卖」自居，是文化界眼里的「中间报」。

中间报都下场了，性质就不一样了。

攻势还在加码。

12 月上半月，远离重庆城区 100 多华里的合川县，《合川日报》上跳出两个化名「老酸丁」和「石昙」的人，摇旗呐喊。

「老酸丁」的和词里骂：「河山割据多娇，忍驱使健儿又折腰……劝风流党首，解甲今朝。」

「石昙」的题目更直白：《沁园春·忠告共产党》。

接着《和平日报》整版整版地抛，颜霁、尉素秋、木或林、慰农、吴诚、雷鸣、胡竞先，轮番上阵。

他们攻击的手段，水平低得可怜。

毛泽东写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是「江山如此多娇」；

他们写的是「杀吏黄巢，坑兵白起」，是把共产党比作黄巢、白起，是泼脏水、扣帽子、人身攻击。一个在写山河与历史，一个在写谩骂与诅咒。

这两者往台面上一摆，谁高谁低，瞎子都看得出来。

而国民党的这些操作，还不止于「写词」。

他们的行政机器也开动了。

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亲自出马，向发表毛词的《新民报》施压，说《新民报》发表毛泽东的词，是「为共党张目，向共产党投降」。

他还私下对《新民报》的总经理诉苦：「老兄！你们倒好玩，可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呀！」

真正的重头戏，是暗地里那一出。

国民党向各级党部发出秘密通知：凡会作诗填词的党员，每人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从中选出意境、气势、文字超过毛泽东的，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表。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党令式的「征诗」。

通知下去，各地送来的词作不少。

但都是平庸之作，「了无新意，尤其是没有底气」。

不死心，又到南京、上海去雇「高手」，重金求词。写出来几首，还是「拿不出手」。

蒋介石亲自看过之后，「一边摇头，一边叹气」。

史料里记下了他的反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据说他还想过最后一招：办「重奖征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道理他懂。

结果是有才者无人参加，参加者都是庸才。

悄悄收场。

据当时的记载，从 1945 年 12 月 14 日之后不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控制的报刊连续抛出「和词」近 30 首，文章 10 余篇。

整整两个月，写不过一首 114 字的词。

更讽刺的是，骂得越凶，词传得越广。当时就有人著文说：「观今日毛氏之词，知国民政府大势去矣！」

05

面对国民党的围攻，进步阵营是怎么回应的？

他们没有选择「对骂」，而是选择了「用作品说话」。

郭沫若是当时中国文坛的泰斗级人物，他接连发表两首和词。

12 月 11 日《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刊出第一首：「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西方彼美多娇……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

同月《客观》第 8 期又刊第二首，开篇就是「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

意思就是：你们这帮人，张口「帝王」闭口「英雄」，全是皮相之见、浮浅之谈。真正看古今成败，一句话就够了。

1946 年 2 月，远在山东解放区的陈毅，也读到了毛柳唱和，激动不已，写下了三首和词。（其一「读毛主席、柳亚子咏雪唱和有作」，其二「斥国民党御用文人」，其三「慰柳亚老」）

其一的开头，后来成了名句：「两阕新词，毛唱柳和，诵之意飘。」

陈毅还把那些围攻的御用文人骂了个痛快：「看御用文人，谤言喋喋；权门食客，谵语滔滔……叹尔辈，真根深奴性，玷辱风骚。」

陈毅这最后一句，可以说是对整个国民党御用文人集团最精准的画像。

这些人骨子里带着奴性，却非要硬装风雅，到头来只是糟蹋了诗词文学。

此外，范文澜、聂绀弩、黄齐生等进步文人，也纷纷加入反击。

一时之间，这场「诗词大战」成了重庆乃至全国文化界最热的话题。

没想到一首词，比共产党的十万份传单、一百场演讲，都更能打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

因为传单和演讲，是「说教」，是「宣传」；而一首词，是「才华」，是「人格」的投射。

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有个特点：他们可以反感政治，但他们无法反感真正的才华。

当一个他们原本根本不了解、甚至有些负面印象的人，突然展现出碾压他们的才华时，他们心里的那堵墙，就裂开了一道缝。

这道缝一旦裂开，后面就是人心的洪流。

一首词，就这样在千万人心里，完成了一次对蒋介石的「降维打击」。

而毛泽东本人，是怎么看待这场「围剿」的呢？

史料记载，王若飞把重庆那些围攻的词章收集起来，寄到了延安，又转寄给在延安的舅父黄齐生。

1945 年 12 月 29 日，毛泽东在给黄齐生的信里写道：「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还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据说毛泽东看完重庆报纸上那些攻击文章，笑着对周恩来说，想称王称霸的到底是谁呢，不然我的一首小词怎么就惹得他万炮齐发——他怕的，不就是中国共产党参政，打破他的一党专制么。

这场「文化战争」的最终结局，毫无悬念。

据传，蒋介石事后大为光火，痛斥手下那帮文人：「你们的声音是从腐朽的棺材里发出来的。」

他还说，这场围攻「比打一个大败仗还丢脸」。

在文化的战场上，国民党输得比军事战场更彻底。

更有意思的是，后来的历史还不断给这场失败「补刀」。

据台湾政论家孟绝子的说法，国民党「一直到逃离大陆时，连一首『毛泽东级』的《沁园春》都没有写出来」。

哪怕到了台湾，哪怕有几十年的时间，国民党也再没能拿出任何一件在文化上足以抗衡的作品。

而这首词真正的「余波」，要到十多年后才完全展开。

1957 年 1 月，《诗刊》创刊，第一次集中、正式地发表了毛泽东的十八首诗词，《沁园春·雪》位列其中。

此时，距离它 1945 年的「传抄稿」首次问世，已经过去了十一年。

在这次正式发表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诗人臧克家（《诗刊》主编）请教毛泽东：「原驰腊象的『腊』字，应该怎样讲？」

毛泽东反问他：「你看应该怎样？」

臧克家说：「如果改为『蜡象』，正可与『银蛇』映衬。」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于是，「腊象」变成了「蜡象」。

一字之改，意境更胜——「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银白与蜡白交相辉映，雪原的辽阔与灵动，跃然纸上。

1958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又为这首词写下了一段著名的批注。

他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这段批注，堪称对蒋介石当年「帝王思想」论的最权威、也最彻底的回击。

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948 年毛泽东就说过：「风流人物，是说我们共产党人。」

还有一个说法：重庆谈判时柳亚子曾当面问过，词里的「风流人物」指谁？

是不是你自己？

毛泽东笑着回答：「我说的『风流人物』是指人民啊！」

「人民」「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三个答案，其实是一个答案的三层。

共产党人是先锋队，先锋队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人民。

毛泽东从头到尾，没有把自己算进去。

1963 年 12 月，也就是这首词写成 27 年之后，出版社才第一次正式注明了它的写作时间是 1936 年 2 月。

在此之前，连很多外国学者都以为，这首词是毛泽东 1945 年在重庆谈判期间写的。

苏联汉学家艾德林就曾以为，此诗写于「1945 年极其动荡不安的日子」。

一首词，写于 1936 年，发表并轰动于 1945 年，正式定稿并确认时间于 1957 年到 1963 年。

它跨越了将近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一个政党从陕北一隅的「草莽」，到问鼎中原、建立新中国的全过程。

此后这首词进了课本，几代中国孩子都会背。

而蒋介石的诗呢？

1950 年到 1957 年，蒋介石自己写了旧体诗词 43 首、新诗 1 首、自嘲打油诗 2 首——这是 1979 年宋美龄对美国人透露的。

也就是说，征诗输了之后，蒋介石自己也下场试过。

这批诗是否尚有抄本在世，就不得而知。

蒋介石 1975 年去世后，宋美龄想把这些诗出版。

蒋经国看完说：父亲的诗作，虽然制作精巧，但大都品位不高，使人阅后很容易联想起南唐亡国之君李后主……

这些「蒋诗」，最后付之一炬。

参考资料：

《〈沁园春・雪〉：一首蒋介石为之郁闷的毛词》——张小芳，《福建党史月刊》

《〈沁园春・雪〉在重庆引起的「风波」》——张树德。

《〈沁园春・雪〉令蒋介石恼火》——张树德，《今日文摘》2007 年第 12 期。

《〈沁园春・雪〉发表的前前后后》——朱永芳、邵建新。

《〈沁园春・雪〉发表过程新考》——王猛龙，《丝绸之路》2009 年第 24 期。

《大气磅礴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发表前后的故事》——王建柱，《贵州党的生活》

《山城十月「雪」纷纷——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发表记》——袁成亮，《文史天地》2006 年第 10 期。

《毛泽东〈沁园春・雪〉公开发表始末》——王树人，《党史纵横》2008 年第 7 期。

《毛泽东〈沁园春・雪〉发表的前前后后》——吴诗四，《世纪行》2002 年第 9 期。

《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写作与发表问题》——盛文庭。

《毛泽东〈沁园春・雪〉的政治哲学解读》——张晓亮，《毛泽东思想研究》2015 年第 1 期。

《神来之笔胜千军——毛泽东〈沁园春・雪〉发表之后》——胡国强。

《论〈沁园春·雪〉首次发表的公关效应》——杨有业。

《蒋介石对毛诗〈沁园春·雪〉的「围剿」》——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

《黑雾红尘——国共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陈景彪、彭锦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