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断代疑云留下的历史谜题

李峪青铜器的发现，堪称20世纪中国北方青铜器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自1923年出土以来，这批被称为“浑源彝器”的青铜器就因其精美的工艺和复杂的文化特征而备受学界关注，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待解之谜。

（一）发现始末与出土情况

1923年3月的一天，浑源县李峪村村民高凤章在庙坡劳作时，意外挖出一批青铜器。消息传开后，村民蜂拥而至，疯狂挖掘，甚至为寻找“黄货”（黄金）而砸毁铜器。村民哄抢砸卖，官府趁火打劫，古董商闻风而至，共同撕裂了文明保护的脆弱防线。

法国古董商王涅克（Léon Wannieck）闻讯赶来，收购了二十余件，并于次年在巴黎赛努奇博物馆展出，轰动欧洲。中国学者商承祚痛心疾首，称其为“宇宙奇珍随珠弹雀”。浑源县知事谢承恩以“清查”为名收缴了三十余件，却并非为了保护，而是成立“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公开拍卖，从中牟利。1932年，北平古董商卢丰年以二十九万大洋买下剩余的三十五件青铜器，秘密藏于北平大德通银号。十五年后，这批文物辗转流散至上海，此时仅剩十二件，其余已流散海外，被日本、美国、德国等国的博物馆收藏。1948年7月，上海古董商张雪庚企图将这批文物伪报为“仿古品”运到美国，但在海关检查时被识破。经鉴定，三百四十五件“仿古品”中仅三件为仿，其余皆为真品，包括那十二件历经劫难的浑源青铜器。1952年，这批文物最终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那段野蛮争夺与艰难救赎的历史见证。

关于这批青铜器的发现过程，早期记载存在诸多矛盾。1931年，浑源县乡绅麻席珍在《浑源出土古物图说》记述了李峪青铜器出土情况：“民国十二年夏历正月二十三日，浑源县城西南十五里李峪村有高凤章者，在村南庙坡地掘土，掘出古铜器物多种，大小形状不一，牺尊、瓶、罍、鼎、炉、豆、洗之属，纷纷罗列满地。铜者多而金者亦不少。惜当时无人认识，不知宝贵，随便爬毁，弃置者有之，任人取作玩具者有之。不数日，轰传远迩，来往观者如堵墙。县知事谢承恩饬警佐成伟赴村调查，除被私人掩没散失不计外，归公保存者有十九宗，正副三十六件。”

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多次发掘与调查，基本确认：村民最早发现宝物的时间是1923年3月10日（民国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但因发现现场被村民毁坏，文物流散情况复杂，所以现场究竟发现多少件、完整名单是什么、流散情况怎样皆成谜题。

（二）遗址性质与年代推断

1.关于出土遗址的性质，学术界基本上有窖藏和墓葬两种推测。

以高去寻为代表的专家，根据出土器物的组合（包括容器、兵器、车马器等）和埋藏方式，认为它们应属墓葬随葬品。1950年中央文物勘察团的调查也持此观点。裴文中在《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中曾提到“据云，铜器在地下排列于一堆，曾有粗大之木梁拱卫”。傅振伦也在《雁北考古日记摘要》写道：“出土时架以木桩，上层有铜剑，铜镞、铜环，下层古物排列整齐。”其上下两层结构的形制与1984年在山西省原平县（今原平市）刘庄塔岗梁发现的东周墓十分类似，“粗大木梁”拱卫也类似于刘庄塔岗梁东周墓的横木盖顶，反映了李峪遗址属于墓葬规模较大且未经盗扰。墓葬普遍使用积石积炭，日本学者小野胜年由此推断浑源彝器出土于代国国君或贵族墓。不过由于目前资料有限，李峪器群出土墓葬更加详细的墓地制度、墓上封土与建筑、墓葬形制与规模、有无殉葬等情况仍无从复原，墓主人身份更是付之阙如。

部分学者认为可能是特殊时期的器物窖藏。显然，持此观点者为数寥寥。

2.关于年代推断，学界基本形成共识：东周时期（春秋战国）。

高去寻通过形制与纹饰研究，判定器物制作时间为春秋末至战国初；容庚依据器型演变和纹饰特征将李峪器群的尺寸、外形细节特征描述得十分详尽，尤其是辨识出蟠螭纹、鸟兽带纹、绹纹、方格纹、叶形纹、凤翼纹，基本上奠定了现今学术界对此类青铜器的学术命名。在厘定出春秋至战国时期特有的纹饰器型的基础上，容庚将大部分浑源彝器确定为春秋晚期，这一断代结果与目前研究观点也基本相同。

（三）国属问题的学术争论

李峪器出土过程属非科学发掘，且出土之器多流散国外，加之数量、器型的掌握不全，这些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关于李峪器群的国属问题，学术界可谓是众说纷纭。

晋国说。商承祚在《浑源彝器图》的序言中认为是晋器。上海博物馆周亚研究员认为：“牺尊、鸟兽龙纹壶的纹饰是典型的春秋晚期晋国铜器风格。”宋玲平先生在《山西中北部东周时期青铜器及相关问题》中认为：“从本区青铜器构成因素来看，该区是晋文化、北方青铜文化、燕文化这三支考古学文化的交汇区，晋文化为其主体，故该区在考古学上也应纳入晋文化的范畴。”上海博物馆马今洪研究员从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分析认为，这些陶范残片中有兽面纹范，“其纹饰结构与牺尊的兽面纹完全相同，这表明牺尊属于晋国青铜器”。

燕国说。陶正刚在《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一文中，分析李峪器的器型和纹饰后认为：“李峪类型青铜器和燕文化是一致的，它是燕国的历史文物，浑源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至战国中期）属于燕国的版图。”

赵国说。大同学者李跃山（著有《光耀满乾坤》）认为，李峪青铜器虽有一些燕器、山戎器，但应为赵武灵王收复中山国，北破林胡、楼烦之后所拥有。墓葬出现晋器也不难理解，三家分晋后，落入赵国的晋器应该很多。

代国说。赵化成认为，李峪青铜器从考古学分期看应为春秋末期，亦即不晚于前475年赵灭代之时，从时间上看其国别非代莫属，从文化内涵分析，也说明应为代国器。

上述四种学说，表明了学者们对李峪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由于视角不同，故观点各异。笔者以为，李峪青铜器主要在春秋晚期。此时，正值国家间政治交往、军事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交往最密切的时期。李峪青铜器的文化属性，主要是由晋、燕、赵青铜文化共同组成，其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中原青铜器的程式化传统，将草原的野性、燕地的诡谲、晋国的礼制熔铸成新的叙事。

（四）器群功能的多种推测

高去寻先生在其《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拨开历史的尘埃，辨明这批瑰宝并非西方学者臆测的秦皇恒山祭器，而是深埋地下的墓葬殉物。依据其形制与纹饰迥异于殷商西周的旧规，他敏锐地洞见了器表盘旋的绳纹（纫纹、纠纹、瓣纹），坦承这正是欧亚文明影响中国青铜的证据。他以严密的逻辑和翔实的证据，成功反驳海内外学界所盛行的秦器说与赵武灵王说，明确提出这批青铜器并非窖藏而是墓葬出土。

络绳蟠螭纹链盖壶 佟永江提供

李峪青铜器的研究尽管已取得丰硕成果，仍存在若干待解之谜：墓主人身份仍难确定，虽有“赵国贵族”推测但缺乏确证；完整墓葬形制及规模尚不明确；器物流散严重，原始组合关系难以复原；文化因素的源流关系需要更细致的分析。

李峪青铜器群作为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重要代表，其研究价值不仅在于精美的器物本身，而且在于它所反映的文化交融现象。从早期简单的断代、分国研究，到如今对其文化多元性的认识，学术界的认知正在不断深化。未来研究需要开展新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运用科技考古手段进行材质和工艺分析，加强区域文化比较研究，追踪流散文物的收藏情况。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这批沉睡两千多年的青铜瑰宝必将揭示更多关于古代中国北方地区文化互动的历史信息。（未完待续）

《北岳文化指归》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