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明：为何当年中央红军正式踏上长征的出发地是于都而不是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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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当年中央红军正式踏上

长征的出发地是于都而不是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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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际关系文化学者 郑文明

时间：于202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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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认定问题，需要从历史事实和军事部署的角度进行严谨分析。长期以来，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在革命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于都则被明确界定为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并真正开始实施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的起点。这一结论基于以下几点关键史实。

首先，从时间节点来看，当年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和狂轰滥炸，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策从瑞金疏散撤离并转移至附近地带，中央机关为躲避敌军围剿，曾经在云石山办公了一段时间，这一行动属于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的撤离疏散，并非中央红军主力集结的正式长征。而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的集结与真正大转移的出发长征，发生于1934年10月16日至18日间。当时，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机关共8.6万余人，从各自驻地陆续抵达汇集在于都河北岸的指定区域，并于10月17日至20日期间，从于都的八个主要渡口渡过贡水即于都河，从此正式踏上漫漫长征路的西进征程。这一时间点与地点上的集中行动，构成了长征出发地的核心标志。

其次，从地理与军事布局来看，于都具备作为出发地的客观条件。瑞金处于中央苏区腹地，直面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而于都则处于苏区西南边缘，距离国民党军封锁线更远，便于部队快速突破。当时，红军主力分散在瑞金、兴国、石城、会昌、长汀等地，于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各军团能够同步向同一方向集结的理想枢纽。1934年10月上旬，中革军委下达命令，要求各部撤出战斗区域，转移向于都地区集中，做好出发准备，这一战略部署使于都自然成为全军的汇聚点和出发地。相比之下，瑞金仅是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而非各主力军团的集结地，更不是有意向进行长征的出发地。

再次，从历史记载与官方确认来看，权威史实早已明确。例如，1934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规定各军团于18日拂晓前完成渡河。而于都百姓筹集木板架设浮桥、筹备各种物资支援红军渡河出发的史实，也成为有意向有准备进行长征出发的生动见证。新中国成立后，于都竖立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建立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建成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这些都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与官方的权威认定。而瑞金尽管有“红色故都”之称，但学界和官方普遍认为，瑞金是决策中央机关撤离疏散转移的启程地，而并非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有意向有准备的长征出发地。

最后，从概念辨析的角度看，“出发地”并非简单指代决策地或领导机构所在地，而是指包括中央机关和全军主力部队实施战略大转移的起点。正如长征历史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于都是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集结有意向有准备实施大转移即进行长征的出发地，而瑞金只是“决策撤离地”。这种区分既尊重了历史事实的细节，也避免混淆事实和以偏概全。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正式踏上长征的出发地确定为于都，是基于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集结行动的实际发生地和时间节点的集中性与军事部署的指向性以及党史专家对历史资料研究的权威认定。于都作为长征出发地的地位，既符合历史事实，也经得起学术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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