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丨2000年前，埃及如何通过商贸认识东方

丝路上流动的不只是丝绸与香料，还有被一次次转述、校准与安置的远方。

七个月的路程，究竟有多远？公元2世纪，生活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一带的托勒密在《地理学》中讨论过一项来自欧亚陆路的商旅记录：从中亚商路上的“石塔”前往赛里斯人（Seres）的大城赛拉（Sera），需要七个月。赛里斯及赛拉通常被认为与古代中国有关。遥远商路上的行旅经验，最终进入了亚历山大城地理学家描绘世界的工作。

这使我们看到，丝路上的流动不只是人的旅行和物产的转运，也包括消息的传递和知识的整理。托勒密王朝和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一方面通过尼罗河、东部沙漠和红海港口参与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又成为远方消息汇集和重新组织的地方。关于港口货物装卸和交易的经验，与关于印度乃至赛里斯等更遥远地域的记载，看似内容迥异，却产生于同一片不断扩展的交往世界。

一、河海之间

古代埃及与印度洋发生联系，首先要跨越的并不是海洋，而是狭长尼罗河谷与红海之间的东部沙漠。来自地中海的货物抵达亚历山大港后，可以换装河船，进入尼罗河水运，沿河上行，途中再装载埃及本地出产的商品，最终抵达上埃及的科普托斯（Coptos）。尼罗河在这里向东形成一个大弯，河谷与红海之间的距离明显缩短。科普托斯与米奥斯霍尔莫斯（Myos Hormos）几乎处在同一纬度，由此前往红海大体是一条向东横穿沙漠的路线；贝莱尼斯（Berenice）则位于更偏南的海岸。货物从科普托斯卸船后改由骆驼驮运，分别前往米奥斯霍尔莫斯和贝莱尼斯；从红海进入埃及的货物，则沿这些节点反向转运。

从科普托斯前往米奥斯霍尔莫斯约六七天可达，前往贝莱尼斯则需要十一二天。若从埃及出海南下，红海盛行的北风有利于航行，返程北上时则成为阻力。返程若在米奥斯霍尔莫斯卸货，后续陆路较短；贝莱尼斯则比米奥斯霍尔莫斯更靠南，货物如在此处上岸，可使印度洋归航的船只少受数日逆风北上的折磨。

穿越东部沙漠的道路需要持续经营。斯特拉波提到，早先赶骆驼的商旅在夜间像水手一样依靠星辰辨认方向，需要自行携带饮水；后来沿路开凿了深井，并筑有可蓄积少量雨水的水池。罗马统治时期，沿路水井和驻防站等设施的持续增建，进一步改善了穿越沙漠的交通条件。

科普托斯发现的“尼卡诺尔（Nikanor）档案”记载了这些道路运输的具体情况。近九十件陶片文书涉及尼卡诺尔一家持续数十年的业务。他们拥有骆驼，以科普托斯为经营基地，承接科普托斯与米奥斯霍尔莫斯、贝莱尼斯之间的货物运输。文书中相当一部分是货运收据：港口一端的收货人确认货物已经送达，尼卡诺尔或家族成员再把收据带回科普托斯，领取运输费用；在红海港口经营的商人则在科普托斯设有代理人，处理自己的货物和账目。因此，货主不必亲自一路押运，代理人、专业运输者和港口收货人可以分别负责不同环节。

运输收据记录的货物以粮食、葡萄酒等日常物资为主。贝莱尼斯位于干旱的红海岸边，本地生产能力有限，谷物、豆类、酒、油和饲料等主要依赖尼罗河谷持续供应，其中一些还直接用于船舶整备。由此可见，红海港口本身也要依靠稳定的内陆运输才能维持运转。

一份2世纪中叶与印度港口穆齐里斯（Muziris）贸易有关的纸草合同，则显示了更长的运输链。合同约定，货物抵达埃及红海沿岸后，须在护卫下穿越沙漠，送至科普托斯的征税仓库，再装上河船顺流运往亚历山大城。从红海岸边到尼罗河，再到亚历山大城，运输工具和经手者不断改变，货物监管却随着交接延续下去。

这些运输环节还要同海上的季风周期相配合。来自东方的船只通常在初夏抵达红海港口，而尼罗河谷运来的粮食多在五月至六月送抵贝莱尼斯，为夏季的船舶整备和商旅出航提供补给。

二、商旅生活

这样的航行节律不仅影响货物运输，也左右着商旅的行止。贝莱尼斯和米奥斯霍尔莫斯出土的本地陶器上发现了主要通行于南印度的泰米尔语人名；米奥斯霍尔莫斯的一则古代印度普拉克里特语涂写，则记录了来自印度德干高原的三位商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在埃及生活时取得的肉、油和酒。东部沙漠沿线一直到科普托斯还发现了印度炊器和精细陶器，贝莱尼斯则出土了印度编织的席垫和篮筐。这些材料显示，印度商旅并非都在卸货之后立即离去，其中一些人至少会季节性地居住在埃及红海沿岸的港口。

异乡生活并不意味着原有的生活方式随之消失。科普托斯的帕尔米拉（Palmyra）人形成了明确的社群组织。至少从2世纪初开始，当地已有帕尔米拉商人协会和“帕尔米拉红海船主”协会。散布在埃及红海港口、阿拉伯半岛和印度洋沿岸的帕尔米拉商人，继续使用本族语言、信奉共同神祇维系彼此联系，同时也使用希腊语等通行语言。这样的社群关系，为长期异地经营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联系和信任基础。

埃及也有人远航印度。公元72—73年的一份法雍人口税册记载，阿尔西诺城一名居民当时“身在印度”；《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以下简称《周航记》）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位来自埃及的希腊人，并曾亲自航行到东非、阿拉伯和印度的主要贸易港口。由于印度洋航行受季风支配，商旅抵达目的地后往往要停留数月，等待适合返航的风季。

三、异域知识

远距离贸易不仅扩大了人员和物产的流通范围，也促使商旅积累关于异域社会的具体知识。《周航记》所记述的两条主要远洋线路都以埃及红海港口为出发点，一路沿非洲东岸南下，另一路越过印度洋抵达印度。书中关于港口、水道、商品、统治者和地方习俗的记载，首先与从埃及出海者的实际活动有关。

印度西海岸的巴里加扎（Barygaza）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例子。这里的贸易港位于河流上游，海岸低平，河口不易从海上辨认，附近又有浅滩和剧烈潮汐。外来船只抵近海岸之后，还须由为当地国王服务的渔民驾船出迎，引导其穿过浅滩，再拖曳至预定停泊处；涨潮时继续前进，退潮时则停泊在较深的水域。《周航记》特别提醒，不熟悉当地水势的船只可能搁浅、撞毁，小船甚至会在潮流中倾覆。横渡印度洋的航海经验，到了陌生河口仍须与当地人的水道知识结合，远洋交通才能真正抵达目的地。

安全进港之后，经营活动要求商旅了解当地市场及其社会环境。据《周航记》记载，巴里加扎输入葡萄酒、金属、珊瑚、玻璃和衣物等商品。罗马钱币在那里兑换当地货币可以获利，而贵重银器、上等葡萄酒、精美衣料和香膏等物品，则被专门列为适合宫廷消费的商品。由此可见，作者已经意识到，商品面对的是不同购买者，普通交易与宫廷需求并不相同，贸易受到当地权力结构的影响。《周航记》在各地反复记载国王、地方统治者和王室代理人，正因为这些内容也是经营活动所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对不少印度地名、人名和当地词语的希腊文转写相当准确，这也成为判断他曾在印度活动的一项依据。对远航者而言，掌握当地语言关系到辨认地名、识别货物与顺畅开展交往，商旅在异乡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居留为这种日常积累提供了条件。

商品本身还可能把知识进一步引向生产地。以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乳香为例，《周航记》记录了当地出产的乳香会集中运往卡奈港，随后又描述乳香树并不高大、树脂凝结于树皮的情形，并以埃及一些树木渗出树胶作类比。此外，当地的乳香由王室奴隶和受刑者采集。市场上的一件异域商品便与其生长环境、采集劳动和当地社会组织联系起来；作者自身在埃及生活的经验，也成为认识远方物产的参照。

《周航记》按照沿途港口依次记录航程、商品和地方情况，并注明从埃及前往巴里加扎、穆齐里斯等地的适宜出航时节。原本分散在一次次航行中的经验，由此保留下来，进入较为稳定的文字记载，可供后来者安排航行和交易时参考。

四、远方以远

商旅的实际行程有其限度，关于远方的知识却可以沿着贸易联系继续延伸。《周航记》在巴里加扎和穆齐里斯等印度港口的货物中已经提到丝织品，到了全书接近末尾处，作者又追溯这些丝货的来源。他说，在遥远的内陆有一座名叫提纳（Thina）的大城，丝绵、丝线和丝织品由此运出，一路经巴克特里亚（Bactria）抵达巴里加扎，另一路经恒河流域转往印度西南部。关于商品本身，记载已经能够区分丝的不同形态，也知道它们进入印度市场的大致方向；但作者随即承认，提纳难以到达，从那里来的人也很少。

提纳通常被认为是古代印度文献中cīna的希腊文转写，同中国有关。但《周航记》对它的地理描述相当模糊：作者把这座城市置于小熊星座所指的方位之下，又说它与黑海、里海一带遥遥相接。这与前文对印度港口潮汐、市场和航期的细密记载形成明显差别。商人能够在印度市场接触来自更远东方的丝货，也能够询问这些物产来自哪里，却未必沿着货物的来路继续前行。物产来源的知识由此越过了商旅自身经常活动的范围。随着距离增加，消息也越来越依赖转述，并被纳入已有的地理观念和空间框架。

到2世纪，学者托勒密掌握了更多来自远行者的报告。他在《地理学》中修正了地理学家推罗的马里努斯对印度一处商港的定位，指出长期航行并实际到访当地的人，以及从当地前来的人，对这座港口的位置和当地名称的说法一致。这些人还带来了关于更远地区的消息：在托勒密所称的“秦奈”（Sinai）以北，还有赛里斯人的土地和大城；从赛里斯地区既有经过“石塔”通往巴克特里亚的道路，也有通往印度的道路。托勒密并未把“赛里斯”和“秦奈”合并为同一地域，而是将它们分别安置在自己的地理图景中。这两套称谓的并存，与经中亚陆路和经印度洋传来的不同信息传统有关。

对于商旅反复到达的地方，人们的经验尚可相互核对；越过这些区域之后，地理学家面对的常是经过数次转手的消息。开篇提到的“七个月”正是如此：商人梅斯并未亲自走完全程，而是记录了受其派遣者前往赛里斯地区的行程。马里努斯据此把“石塔”至赛拉的七个月换算成距离，托勒密则考虑到天气、途中停顿和道路曲折的影响，认为不能把全部时间都视为持续向东行进，因此将马里努斯估算的距离大幅缩短。可见，进入世界图景的距离数据，既来自旅行者的报告，也包含地理学家对旅行条件的判断。

从尼罗河谷和红海港口的运输，到印度市场上的商旅活动，再到超出亲身行程的东方消息，物品、人员和消息的流动范围并不完全重合，却在港口、商路和文本中不断接续。埃及与远方的联系，以及对远方世界的认知，正是在这种多重接力中形成。

【本文转载自“中国学”微信公众号，为“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特约文章，全文将刊载于2026年9月24日《社会科学报》，文章题目为《丝路上的埃及：舟车所至与闻见所及》。作者王欢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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