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九路突围，六路血洒苏区，这场悲剧不能简单归罪博古一人

读到南方三年游击这段历史，相信很多人心里都会堵得难受。九路突围，最后只有三路闯了出来，其余几路大多全军覆没。贺昌牺牲，瞿秋白被俘，毛泽覃战死，无数留守将士埋骨赣南群山。

于是网上有一种说法，湘江战役1934年12月初打完，主力已经跳出包围圈，为什么不赶紧发电报通知留守的弟兄快跑，白白空等两个月。很多人把这笔账全部算在博古头上，认为是他丢下部队不管。

这种悲愤的心情完全能理解，但历史不能用现代通信的逻辑去简单推演。

咱们可别以为，当时电台就像手机一样，随时可以发一条消息。30年代的电台有个致命问题，只要长时间持续呼叫发报，敌人无线电测向设备就能锁定你的准确位置。

长征路上，红军主力一直处在敌军多路围追之中，为了保命，大部分时间必须保持电台静默，不能随意开机联络。

湘江渡口

更关键一点，主力渡过湘江，不等于危机解除。湘江血战损失巨大，部队疲惫不堪，前方还有层层封锁线，一路连续行军作战。不是打完湘江，就站稳脚跟，安安稳稳坐在那里，从容安排后方留守部队的出路。

留守部队最初的任务，是三人团在长征出发前定下的。任务不是提前突围跑路，而是坚守苏区，牵制大批国民党兵力，掩护主力转移，等待主力回师。这个设定本身，就是左倾教条主义带来的重大误判。

蒋介石的部署也不可谓不狠。红军主力一走，并没有把所有兵力全部追向长征队伍，而是专门留下二十万大军，继续依靠密布的碉堡网，收缩包围圈，准备彻底清剿中央苏区。就算湘江血战刚结束，立刻下达突围命令，留守部队集体往外冲，一样要面对重兵封锁，不可能轻松全身而退。

留守部队领导层内部，同样存在分歧。陈毅很早就看清大势，多次建议放弃阵地战，尽早分散进山打游击。但项英一直坚持原来的部署，寄希望主力很快打回来，舍不得放弃苏区，不敢擅自改动出发前中央定下的任务，迟迟不愿分散突围。

值得注意的是，从湘江战役结束到2月中央回电，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都没有主动通知留守部队改变原有的坚守任务。

一直到1935年1月底，苏区包围圈越收越紧，形势已经濒临绝境，项英才连续多封急电上报危局，请求中央重新确定行动方针。但此时中央刚开完遵义会议，领导层正在交接，这份事关留守部队生死的请示，被耽搁许久，直到2月5日鸡鸣三省会议上才集中讨论，发出那封改变命运的指示电报。

收到指示，中央分局才决定分九路突围。但此时包围圈已经收紧，敌军碉堡封锁完全成型，突围变成一场九死一生的搏杀。

客观说，博古、李德要负根源上的主要责任。第五次反围剿，堡垒对堡垒的死板打法，耗尽苏区实力。长征筹备阶段，给留守部队定下不切实际的死守任务，这套左倾路线，是悲剧的源头。

但话说回来，也不能把留守部队惨重牺牲的责任全部算在博古一个人头上。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悲剧。这场悲剧是多重因素叠加而成。敌我力量差距悬殊，碉堡封锁网已然成型，战场通信条件存在巨大限制，留守领导层受制于原有指令，对局势变化判断滞后，诸多条件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惨祸。

毋庸置疑，博古的确是犯了严重路线和军事错误，但不能用简单的道德审判去概括这段复杂的战争史。

最终，九路突围幸存下来的战士，在深山密林坚持了整整三年。缺衣少食，敌人不间断搜山，日子苦到极点，活下来的这批骨干，后来成为新四军的核心力量。

赣南山区游击旧址

复盘这段惨烈往事，最震撼人的，是这群深陷重围的勇士，在看不到出路的绝境中，依旧扛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