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战时人人崇拜毛主席，建国后有人心生不满？答案很简单：谋官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中共中央准备离开这个住了十个月的小村子，迁往北平。

临行前，毛主席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毛主席沉默片刻，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这不是随口一说。从西柏坡到北平的路上，他至少三次提及“不当李自成”。一个三百年前的人物，为什么让即将进城的革命领袖如此警惕？因为李自成打进北京当了四十二天皇帝就垮了，他的部下进了城就开始抢、开始贪、开始当官做老爷。

毛主席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已经清楚：战争年代大家能共患难，不等于和平时期还能同初心。

打仗的时候，没人想过“当官”

战争年代是什么样子？行军路上，干部和战士穿一样的破衣裳，吃一样的野菜粥，睡一样的泥巴地。遇敌时，连长喊的是“跟我上”，不是“给我上”。政委做思想工作，是蹲在战士身边，把最后一口干粮掰成两半，一人一半。

那时候，没人想当官。想的是活下去，是把骑在老百姓头上的人拉下来。

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毛主席读后大为震动，立即把它定为全党整风文件。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可人这东西，苦日子能一起熬，好日子来了，心思就多了。

进了城，住进楼房，坐上办公室，有些人的心思慢慢变了。

他们开始觉得：打了这么多年仗，身上十几处伤疤，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了二十年，现在该轮到我了。有人开始盘算房子，有人想把亲戚安排进机关，有人开始琢磨“论功行赏”，我功劳大，就该官大、钱多、待遇好。

毛主席对此早有预见。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他严肃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警告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于是，他向全党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翻译成大白话：别以为打了胜仗就可以翘尾巴，别以为进了城就可以享福。

可有些人还是没听进去。

1950年，进城不到一年，中共中央就发出指示，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重点，就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有些党员干部“滋长着一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计较个人的地位和待遇，摆老资格”。有人不愿再离开城市，不想去边远贫困地区工作；有人以胜利者自居，住房要好，出门要有车。

1951年，刘青山、张子善案发，震惊全国。这两个人，都是老革命，刘青山1931年入党，张子善1933年入党，都在敌人的监狱里受过酷刑，都没叛变。可进城之后，他们变了。他们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和非法骗取、挪用公款171亿余元（旧币）。

有人向毛主席求情：他们功劳大，能不能留条命？

毛主席的回答，成了新中国反腐史上最硬的一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功劳再大，也不能骑在人民头上。

理解了这些，就能回答那个问题了：为什么战争年代人人崇拜毛主席，建国后却有人心生不满？

答案其实不复杂。

战争年代，大家的目标高度一致：活着，打赢，推翻旧世界。 那时候没有“官”可当，没有“特权”可分，所有人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连脑壳都保不住。”

可进城之后，蛋糕变大了，位置变多了。有些人心里那杆秤就开始歪了，他们开始算“我该得多少”，开始比“他凭什么比我多”。革命在他们眼里，从“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悄悄变成了“我出了力，就该得到回报”。

毛主席的逻辑，和“论功行赏”的逻辑，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论功行赏”是交易：我出力，你给回报。可毛主席的逻辑是：你跟着我干革命，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把那个不公道的旧世界砸烂，建一个老百姓当家作主的新世界。

这两条路，看着像，其实完全不一样。有些人走着走着，就从“为人民服务”走到了“为自己谋官”。

毛主席看透了这一点。他清楚地知道，战争年代的生死与共，不等于和平时期的利益分配。当年一起啃树皮的人，进了城可能因为一个职位、一套房子翻脸。所以他在进城前就给所有人打了预防针，“两个务必”，不当李自成。

可有些人没听进去。他们觉得毛主席“不近人情”，觉得打了天下就该坐天下。

毛主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他还问了一个让很多人没法回答的问题：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

这个问题，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包括那些觉得自己该“坐天下”的人。他说：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如果有人把这个关系搞颠倒，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

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再次批评这种现象：“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

有人说毛主席太不近人情了。那些跟他出生入死的人，难道不该有个好待遇？

可他的逻辑从来就是，你跟着我打天下，不是为了当官；我让你跟着我打天下，也不是为了给你官当。

两种逻辑，隔着一条永远填不平的河。

“论功行赏”的河这边，站着的是那些觉得自己该享受的人。“为人民服务”的河那边，站着的是毛主席，他一生没把官帽当回事，却把百姓放在心上。

那些想当官老爷的人，名字已经在历史里被灰尘盖住了。而他留下的，是一个让几亿人吃饱饭、站起来的国家。

历史像一面镜子，有人照出真本事，有人照出小算盘。公和私，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那些在战争年代拼命、进城后却迷失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变坏了，而是因为他们忘了，当初拼命，是为了让天下人不再受苦，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人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