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12日，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改称“奥斯特马克（Ostmark）”，奥地利原有军工、重工业完整纳入纳粹德国战时工业体系；

纳綷德国很看重奥地利：它给奥地利的区位定位是“后方安全军工缓冲区”—奥地利位于阿尔卑斯内陆，1943年前不在盟军轰炸机航程内。纳粹德国把大量生产关键合金钢、坦克总装、航空零部件企业放在奥地利，作为纳粹德国本土工业被轰炸之后的备份产能；二战后期，德国本土遭受猛烈轰炸，还把部分生产线搬迁进奥地利山地隧道内继续生产；

吞并奥地利以后，纳粹德国对奥地利原有军工体系采用四种接管方式并行方式：

奥地利的大型核心军工企业强制并入赫尔曼·戈林帝国工厂联合体：这是最重要模式—戈林的国营工业集团优先接收奥地利钢铁、武器企业，拒绝让德国鲁尔区私人资本瓜分奥地利资产；

斯太尔‑戴姆勒‑普赫：奥地利最大军工集团，原属于奥地利信贷银行。纳粹强迫银行出让股权，1938年直接划归戈林帝国工厂，成为第三帝国第三大军工联合体，战时雇员最高32000人。

阿尔卑斯矿业冶金公司：奥地利最大铁矿‑钢铁联合体，被戈林集团吞并，为坦克、火炮提供装甲钢与特种钢材。

博勒特种钢厂：欧洲顶尖特种合金钢工厂，纳入帝国军备体系，生产炮钢、航空发动机合金钢，因为地处阿尔卑斯内陆，早期远离盟军轰炸，被定位为“帝国安全军工备份基地”。

当时的奥地利军工体系被迫保留企业外壳，高层管理层全部大换血；纳粹德国指派德国经理人，原有犹太股东、反纳粹股东全部剥夺股权；

至于奥地利的中小型私营工厂被纳入德国军备局管控，保留私产，但是强制转产：规模较小的机械、弹药、零部件工厂不没收所有权，由纳粹德国陆军兵器局下达强制生产订单，禁止自由选择客户，全部产能优先供给国防军；不服从的企业会被吊销执照、接管厂房；

奥地利国有旧兵工厂直接收归德意志帝国国有：维也纳阿森纳兵工厂等一战遗留国营军工设施，直接改为帝国陆军直属兵工厂，奥地利原有行政管理层全部解散，由柏林派出的军备官员管理；

纳粹德国利用奥地利水力、铁矿资源，新建大型军工设施：著名的尼伯龙根坦克总装厂（圣瓦伦丁）交由斯太尔公司运营，计划月产150辆坦克，是德国最重要坦克工厂之一；

纳綷德国将本土军工企业的日常生产管理采用双重管理架构：纳綷德国的四年计划办公室（戈林）负责资源分配；陆军兵器局下达武器型号、产量、技术标准：1942之后，由施佩尔军备部统一统筹全欧洲占领区军工生产—奥地利本土军工企业没有独立军备决策权，所有计划全部来自柏林。

纳綷德国为了尽快恢复生产，下令保留奥地利军工企业技术工程师、熟练工人，但是总经理、生产总监由纳粹信任人员担任；斯太尔由格奥尔格·迈因德尔出任总经理，直接对接柏林军备机构与党卫队。纳粹德国为了保密，为奥地利军工厂分配生产代码，例如斯太尔步枪厂代号bnz，弹药、枪械刻代码而不标注原奥地利厂名，对外隐藏产地信息；

纳綷德国吞并之后立刻淘汰奥匈时代旧式武器生产线，强制转产德国制式装备：斯太尔停止奥地利本土步枪生产，转产98k毛瑟步枪、MG42机枪、StG‑44突击步枪，同时生产坦克底盘、半履带车辆、航空发动机零部件；钢厂全部按照德国军工冶金标准生产装甲钢、炮钢；原有奥地利军队装备生产线全部改造，不再为本国生产，全部供给德国国防军；

纳綷德国很重视奥地利军工企业的劳动力保障，为了填补劳动力，纳粹德国采用“本土工人+强迫劳工+集中营囚犯”模式：奥地利本地工人纳入德国战时劳动总动员制度，禁止随意离职，工资由纳粹德国的二战帝国劳工局管控；二战中后期，奥地利的劳动力紧缺，斯太尔等企业大量使用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囚犯做军工苦力：古森集中营专门设立分厂，囚犯直接加工步枪零件；轴承、坦克零部件大量依靠集中营强制劳工，由党卫队提供囚犯，工厂负责设备与生产，双方签署正式商业协议；纳綷德国还同时征用来自东欧的外籍强制劳工补充缺口；

1942年，施佩尔负责实施军备部改革，戈林帝国工厂部分资产调整，斯太尔‑戴姆勒‑普赫不再属于戈林集团，但是仍然完全服从德国军备部指令，生产任务没有改变，继续作为纳粹核心军工企业直到战败。后来，德国军备档案显示：1942‑1944，奥地利的特种钢产量占到纳粹德国军工特种钢总供给约18‑22%，供给大量火炮炮坯与坦克装甲板……1938-1945年，奥地利本土军工企业总装各类坦克/装甲战斗车辆约5250‑5350台（含坦克、坦克歼击车、突击炮），，其中四号坦克4786辆，它们绝大部分来自尼伯龙根工厂。

依据：奥地利科学院档案、毛特豪森集中营纪念馆、德国军备档案、戈林帝国工厂档案资料等，图片来源网络，侵权告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