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5日，川滇黔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警卫员康念祥挑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从博古的驻地往张闻天的住处走。

箱子里装着中共中央的印章和文件，挑走这两只箱子，就意味着把全党最高的那份责任交了出去。

三个月前，博古刚在遵义挨了一整夜的批评；再过一天，他就要离开自己坐了三年多的位置。

一个24岁就当上中共总负责人的年轻人，交出权力之后会去哪？从这一年到1946年，这最后11年他又是怎么走完的？

遵义会议结束后，博古并没有立刻被免职。

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毛主席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但博古一路上深思不语，郁郁寡欢。

2月5日到了那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周恩来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说：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主席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博古没有争执，第二天就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和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了周恩来，又让人把那两只铁皮文件箱挑到张闻天那里。

权力就这么交了出去，干净利落。

交权之后，博古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2月到7月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8月正式接任。长征的路还在脚下。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接下来就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激烈争吵。张国焘觉得四川西北太穷，部队应该南下川康；中央坚持北上，到川陕甘去开辟新的局面。

到了沙窝会议，张国焘干脆公开讲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说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点名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要求周恩来退出军委，还递上来一份自己拟好的名单。

面对这种要权的阵势，博古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但在北上方针上始终站在中央一边。

9月，张国焘背着中央给右路军政委陈昌浩发电报，要他率部队南下。

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主席，中央连夜带着红一、红三军团北上。

10月，博古跟着这支队伍走到了陕北吴起镇。到陕北之后，博古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

1937年1月，他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不久又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这一年7月，他和周恩来、林伯渠一起上庐山，跟蒋介石谈红军改编和边区政权的问题

9月，周恩来去了太原，南京方面的谈判就由博古和叶剑英接着谈，他成了中共驻南京的代表。

八路军三个师的编制、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公开办报、释放政治犯，这些问题都是在那张谈判桌上一条一条磨出来的。

抗战全面打响后，博古又跟着机构从南京撤到武汉，进了长江局。

1938年秋天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第二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当书记，博古是常委兼组织部长，管着南方大半个中国的党组织。

在重庆这几年，他和在组织部当干事的张越霞走到了一起，1940年秋天由董必武证婚结了婚。

同一年，博古返回延安。回到延安之后，博古接过了办报的担子。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毛主席亲自点名让博古当社长，他同时还兼着新华社社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出版局局长。

报社和新华社都设在清凉山，当年的同事回忆，每天凌晨四点半，副总编辑手摇铁铃喊人上早班，博古已经坐在办公室里审当天的新闻稿，下午和晚上再审新华社的稿子，去中央开会是上马就跑。

他住的窑洞是清凉山上熄灯最晚的那一孔。

审稿的间隙，他拿砖头把马列原著压在小桌上，抬头看一段，低头译一段。

这几年他先后译出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

1942年延安整风，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深刻检讨。

他坦言：在1932年到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哲学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搬苏联的。

他还自嘲说，自己过去是拿洋教条反对土教条。

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博古在会上讲：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在态度上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

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

这一年，他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再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

当时国民党方面已经在推翻政协协议，博古带着谈判的最后方案，急着回延安向中央汇报。

4月8日，他和王若飞一起登上一架美制C47运输机。

同机的还有刚从重庆监狱被营救出狱的新四军原军长叶挺，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幼子阿九，出席完巴黎世界职工大会回国的邓发，以及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

机组人员是4名美国飞行员。

重庆天气不好，飞机在云层里迷了航向，下午2点撞在山西兴县海拔2000多米的黑茶山南坡，机上17人全部遇难。

噩耗传到延安，家属们还在机场等着。

那天下午有人听见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说来了来了，可雾太大看不见飞机，一会儿声音又远了。

等到傍晚，飞机也没落下。

黑茶山下的村民第二天在山顶南坡捡到了两枚图章，一枚是博古的，一枚是黄齐生的，这才确认失事飞机就是那架失踪的专机。

辨认遗体的时候，因为博古高度近视，眼眶周围有一道常年戴眼镜压出来的深凹痕，才把他的身份确认下来。

遗体运回延安后，毛主席题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朱德、刘少奇等人亲自执绋送灵，把13位中方烈士安葬在延安东关飞机场旁边，后来那里建起了四八烈士陵园。

博古这一年39岁，他和张越霞生的儿子秦铁还小，张越霞才35岁，一个人拉扯着博古前妻留下的5个孩子加上秦铁，一共6个。

从1935年2月交出那两只铁皮箱子，到1946年4月黑茶山上那一声巨响，中间正好11年。

这11年里他没有再回到权力顶峰，却把自己剩下的全部时间交给了红军的队伍、重庆的谈判桌和清凉山的夜班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