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国父，“孙中山”这个名字早已深入人心。但很多人并不了解，他本人其实从来不曾在各类文件中，签署过这个名字。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被后世广为熟知的称谓，究竟是从哪来的呢？

中山樵的诞生：一个名字的源流

1866年，广东香山的一座离澳门不远的小院里，一个男孩出生了。父亲孙达成年轻时在澳门做过鞋匠、缝纫的营生，后来回村种田，家底单薄，日子过得紧巴。

这孩子从出生起，就有好几个称呼在身。族谱上写的是“德明”，家里人、街坊四邻又唤他“帝象”。这“帝象”跟称王称帝毫无干系，当地乡亲敬奉北帝，讨个吉利，才这么顺口喊。

等他入学堂，家里才郑重定了学名：孙文，字载之，取“文以载道”之意。这才是伴他一生的本名，也是后来他所有誓词、宣言、遗嘱之上唯一的署名。

少年时代，孙文跟着家人漂洋过海，去檀香山投奔经商的哥哥孙眉。

在那里，他头一回见识西式教育，学英文、开眼界，心一下子敞亮起来。这段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让他对晚清那套僵硬的制度越来越看不惯。

1883年，17岁的孙文回到香港，先后入拔萃书院、中央书院读书（也就是后来的皇仁书院）。课余，他跟着学问扎实的区凤墀补习中文。

也就在这段日子，他受洗入教，给自己取了个教名“日新”，语出《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说的是日日自新、不停精进。

区凤墀觉得这名字好，可一细想，按粤语读音，索性改作“逸仙”，在粤语里，“日”和“逸”读起来颇为相近。于是“孙逸仙”就这样定下。

至此，一个人的名号就分为两条线，在国内的正式场合，他是孙文；在教会和海外，他就是孙逸仙。

这个时候，“中山”两个字还远远没有踏入他的名字行列。

1895年，孙文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事败，清廷下令通缉。他踏上漫长的逃亡路，辗转美国、英国，甚至在伦敦被清公使馆秘密诱捕，险些被押解回国，幸赖英国友人营救脱险。

直到1897年，他才经加拿大抵达日本横滨。

当时日本聚集着一批关切东亚变局的人士，宫崎寅藏、平山周、可儿长一，都是在这段时间与孙文相识的。

1897年9月27日，平山周、可儿长一陪同孙文赴东京，拜访政界有声望的众议员犬养毅。谈罢天色已晚，平山周安排他住进皇居附近一家叫“对鹤馆”的旅馆。

麻烦正出在登记入住。孙文是清廷通缉的要犯，登记簿上写真名无异自投罗网。平山周握着笔站在前台，一时犯难。

他忽然想起白天路过的“中山侯爵邸”宅院，那是日本贵族中山氏的府邸，就随手把“中山”这个日本姓氏写了上去。

孙文接过笔看了看，在“中山”后添了一个“樵”字，笑着说：“樵，是打柴人的意思，我是中国的山樵。”

“中山樵”这个化名，就这样在一家旅馆前台近乎即兴地诞生了。此后多年，孙文在日本秘密活动一直沿用此名。

1900年他潜回上海，住店登记写的也是“医学士中山樵”。

章士钊的译笔：孙中山称谓的由来

“孙中山”这三个字，第一次以中文印刷的形态出现，其实和孙文本人没什么关系，反而要算在一个叫章士钊的湖南人头上。

一切还得从一本日文书说起。

宫崎寅藏与孙文相交多年，把两人共同策划革命的那段经历写成了回忆录，1902年以《三十三年之梦》在日本出版。

孙文很看重这本书，亲自为它写了序言，落款自然是“孙文”二字。

1903年，在上海《苏报》做主笔的章士钊，决定把这本书节译成中文。他的心思很直白：让更多国内读者知道孙文其人、理解他倡导的革命。

译本定名《大革命家孙逸仙》，作为“荡虏丛书”第一种印行，排场不小：章太炎从狱中题词，秦力山作序，刘师培写跋，一时颇见声势。

可问题恰恰出在翻译上。

日文原意是交代：孙文，就是那位以“中山樵”为化名、在日本从事活动的先生。照理说，译出来应是“孙文即中山樵先生”。

可章士钊平日不熟日本姓名的门道，没意识到“中山”在这里是孙文随手借用的日本姓氏、而非他的本姓。他这么一理解，竟把本姓的“孙”和化名中的“中山”硬生生连缀在一起，译成了“孙文即孙中山先生”。

“孙”与“中山”，就此被拼成了一个名字：“孙中山”。

章士钊晚年提起这件事，自己也有些歉然。他在回忆里坦承当年“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一个“贸贸然”，把那时的随性、鲁莽与巧合，都说尽了。

出人意料的是，这本小册子出版后竟风行全国，大批革命青年争相传阅，成了当时革命宣传里分量颇重的一本读物。“孙中山”三个字，也随之借着这本书迅速铺开。

这个名字能在人群中走红，多少有点道理。它在汉语里念起来顺口，声调平仄齐整，比干巴巴的“孙文”多一分气势，又比“孙逸仙”更好记上口。

革命者在演讲中呼喊它、在小册子里印上它、在密信里写下它，声量越滚越大。

1905年，孙文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同年创办《民报》，三民主义学说开始系统阐发。

随着同盟会员遍及海内外，“孙中山”这个称谓在这一代人中间普及得极快。

可叫法归叫法，署名归署名。在同盟会的一切正式文件上，孙文落下的，依旧是“孙文”二字。

旁人怎么称呼，他管不过来；自己笔下怎么写，他从不含糊。叫出去的名字和签下来的名字，在他这里从未交叠。

一个偶然的误连，就这样成就了一个流传百年的称呼。

遗嘱上的落款：一生姓名的坚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枪声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各省相继相应，清王朝的统治迅速走向崩塌。

当时孙文正在美国筹款，听闻起义消息后，他没有立刻赶回国内，而是绕道欧洲，尝试争取列强对华的中立态度，直到当年12月末才抵达上海。

1912年元旦，南京。孙文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份载入史册的就职誓词，落款依旧是“孙文”。

短短92天的临时大总统任期里，他接连签发宣言、军令、政令与各类委任文书，《剪辫通令》《约束士兵令》等文件陆续颁行，每一份有效公文，都以他亲笔签下的“孙文”作为凭证。

这是中国第一个共和政权搭建起来的官方文书制度，他的签名，是政令对外生效的标识，而国家根本准则，则由《临时约法》承载。

此时，“孙中山”这个称呼早已经在报刊、集会和革命宣传册中广为流传。

两个称谓并行于世，却有着清晰的边界：对外宣传、民众口头可以称孙中山；但凡需要亲笔署名的官方文件，绝不会出现这个名字。

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革命之路一波三折。二次革命受挫、再度流亡日本、组织护法运动、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起起伏伏之间，“孙中山”不断出现在报纸报道和众人的呼喊之中。

可翻看他留存下来的书信、电报、手札，落笔始终是“孙文”，偶尔署号“逸仙”，从来不会自书“中山”。

孙文清楚这个称呼的由来，也知道世人都这么叫他。

后世学者将他的态度概括为“闻而默认”：听见了，不会当众驳斥，却始终不肯将这个名字落在自己笔下。口头的称呼，和亲笔签署的姓名，他始终守住这条无形的界限。

1925年3月，孙文在北京卧病。

3月11日，也就是离世前一日，他在三份重要文件上完成补签：国事遗嘱寄托革命未竟之志，家事遗嘱安排家人后事，致苏联遗书写下对国际合作的期许。

三份文书，三次落笔，签名全部是“孙文，3月11日补署”。

从1895年筹划广州起义，到1925年在北京辞世，整整30年，“孙文”二字伴随他走完所有艰难求索的道路。次日，他在北京逝世。

在他身后，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往事。

1925年4月，广东决定把他的故乡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以此缅怀这位先行者。

那个起源于日本旅馆登记簿的化名，经由译本偶然拼接而成的称谓，最终定格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之中。

1983年，中山县撤县设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地名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