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不相信大国可以和平崛起，其底层认知并非单纯针对中国，而是以美国自身的崛起经验作为参照标尺。美国精英认为，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冲突、势力范围重构与财富再分配，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让他们自然得出崛起必然伴随对抗的判断。

一、资源掠夺

美国精英不相信和平崛起，认为强国的诞生必然伴随边界拓展、利益重塑、旧秩序推翻，不存在纯粹依靠内部发展、和平合作实现的超级崛起。

其最深层的认知来自美国自身的立国扩张史，也就是19世纪盛行的昭昭天命意识形态。所谓昭昭天命，是美国主流社会坚信自己拥有上帝赋予的使命，要横跨北美大陆、完成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全域统治，这种扩张思维深深塑造了美国对大国成长的底层理解。

自建国之初，美国就没有依靠和平发展积累实力，而是持续通过购买、战争、驱逐、掠夺四种方式完成领土暴涨。1803年，美国以极低价格从法国购入路易斯安那，一举将国土翻倍，获得密西西比河流域海量耕地与资源。随后美国持续向西驱赶、屠杀印第安原住民，强行占有西部土地，完成低成本领土扩张。

1846-1848年，美国主动挑起美墨战争，凭借军事优势击败墨西哥，强行割取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广袤领土，直接拿到西海岸黄金产地与太平洋出海口。短短数十年间，美国从东部沿海小国，扩张为横跨北美两洋的洲际大国。

整个19世纪的发展中，美国精英的结论就是大国成长必须依托空间扩张、资源掠夺、地缘争夺。美国的工业化红利、土地资源、港口区位、市场纵深，全部建立在暴力扩张的基础之上。

二、战争红利

美国制造业的腾飞，受益于战争带来的外部机遇。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欧洲大国互相封锁，中立国美国趁机承接跨大西洋贸易，造船、纺织产业快速扩张。而真正奠定工业体量的，一是美国内战完成国内市场统一，废除奴隶制，打通全国要素流通；二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外部订单。

一战期间，欧洲战场物资消耗巨大，美国从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战前美国欠欧洲约40亿美元，到一战结束，欧洲各国欠美国债务超过100亿美元。钢铁、弹药、化工、粮食大量输往协约国，工业产能快速拉满。二战的红利更为显著：欧亚大陆主要工业国遭受毁灭性打击，德、法、英、苏的工厂、基础设施大量损毁，本土工业生产中断。美国本土远离战火，不仅持续输出武器与物资，还承接全球人才与资本流入，1940-1945年，美国制造业规模占到全球制造业总量近一半。

当然，能够攫取战争红利也与美国的国力基础密切相关。早在一战之前，依靠西进运动、铁路基建、专利保护、移民劳动力，美国工业产值在1894年就已经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但离超级大国的地位还相差甚远。

三、马歇尔计划

二战结束后，欧洲经济濒临崩溃，通胀高涨、物资短缺，社会动荡风险上升。美国于1948年启动马歇尔计划，4年间美国向欧洲提供约131亿美元援助。马歇尔计划对外宣传为战后欧洲人道主义救灾方案，但其本质上是美国输出国内过剩商品、打开欧洲市场，进而在经济、金融、地缘层面绑定西欧的战略手段，常被形象称为欧洲的卖身契。

二战期间美国工业产能急剧扩张，战争结束后面临产能闲置、商品积压的风险。马歇尔计划硬性规定援助款项必须优先采购美国本土出产物资，并且原则上需要使用美国船舶运输。欧洲拿到援助额度，最终大多转化为美国商品订单，帮美国消化战时形成的过剩工农业产品，其中就包含美国积压过剩的烟草、蛋粉等物资，部分物资并非欧洲重建最急需品类，却被纳入援助清单输送至西欧。

至关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条款中要求受援国设立对等基金：美国援助物资在当地销售所得的本币资金，存入该国央行设立专项账户，资金使用需要美国方面同意。对等基金机制带来两个关键影响：第一，美国可以监督欧洲各国财政、产业重建方向，推动欧洲降低贸易壁垒，为美国商品打开市场；第二，美元在欧洲贸易、结算中的地位快速提升，欧洲各国需要积累美元储备，配合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起美元全球货币体系。由此，世界金融中心伦敦的角色收缩为区域性金融中心，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全球资本发行、外汇、证券、大宗商品融资的核心市场。

马歇尔计划通过战后经济援助掌握区域金融主导权的历史，让美国精英形成固化认知：大国的金融权力，只能建立在削弱对手国力的基础之上。

四、大国冷战

美苏长达数十年的博弈，是体系性对抗：阵营分割、军备竞赛、经济封锁、意识形态对抗。美国最终依靠经济、金融优势赢得冷战。这段经历强化了美国精英的二元思维，进一步强化其大国崛起必然带来体系对抗的认知，成为他们难以理解和平崛起的重要历史基础。

二战后，美苏形成两大平行阵营对峙，不再是传统领土战争，而是一场覆盖经济、科技、意识形态、军备与国际规则的全方位体系博弈。在美国精英眼中，大国之间只存在两种状态：盟友或者对手，中间模糊的合作空间被大幅压缩。一旦一个国家体量持续增长，就会天然被视为现有秩序的挑战者。

冷战期间，美国动用贸易禁运、技术封锁、舆论博弈、军备竞赛等手段遏制苏联。这段经历让美国精英形成惯性认知：新兴大国壮大后，一定会争夺势力范围、挑战主导国的制度与话语权，主导方必须主动遏制，才能维护自身安全与优势。

同时，美国将冷战的胜利简化解读为自身制度的胜利，形成单向度的历史终结论。他们倾向认为，世界只能接受一套由美国主导的秩序，其他发展道路都具有颠覆性。这种思维缺少共存思维，很难接受一个大国在现有国际体系内，不靠颠覆秩序、不发动战争，依靠市场合作实现发展。

这套冷战遗留的二元思维延续至今，当看到中国持续发展，美国精英很自然套用冷战框架，将经济竞争上升为制度对抗，本能认定崛起必然引发冲突，难以理解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五、中国崛起

中国已经用数十年实践证明，大国现代化完全可以不依靠对外战争与领土掠夺。这一事实，让美国精英局部认知发生变化，但底层思维并未根本扭转。

美国战略界不得不承认中国发展的体量与韧性：中国依靠内部改革、全球市场合作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发动对外战争争夺资源，打破了他们从本国扩张史、冷战史总结出来的崛起必伴随武力争夺的认知。一部分务实派精英意识到，遏制中国的成本极高，全面对抗会严重损害美国自身利益，愿意和中国开展经贸、气候等领域对话合作。

但美国主流精英的底层范式没有改变。多数人依旧沿用修昔底德陷阱、冷战二元对抗框架理解中美关系。即便承认中国经济强大，仍然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对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挑战，在科技、供应链等领域持续推行竞争与限制政策。

2026年9月，特朗普亲自赴机场迎接中国领导人到访，属于高规格外交礼仪，代表对中国实力的承认，不等于接受和平崛起的这套逻辑。这个举动说明美国看到中国的分量，希望管控冲突、争取务实交易空间，是现实主义外交安排，并不代表美国精英放弃零和思维，更不代表他们已经相信大国可以实现无冲突的和平崛起，继续维持战略竞争是美国的长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