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夫妇游完湖北后，会跟朋友说：中国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

塞尔维亚夫妇游完湖北后，会跟朋友说：中国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

德拉甘和米莉察是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一对普通中年夫妻。德拉甘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工程师，米莉察在小学教音乐。两个人结婚快二十年了，有个十五岁的儿子叫菲利普，这次没跟来，留在奶奶家过暑假。他们来中国旅游的想法其实挺偶然的。今年年初，德拉甘在家看电视，一个旅游频道正在播关于中国湖北的纪录片，镜头扫过武当山的云海、神农架的原始森林、三峡大坝的雄伟，还有武汉长江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流。米莉察从厨房端着咖啡出来，看了一眼，说了句：“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德拉甘说：“那我们去看看？”米莉察以为他开玩笑，随口答应了一声。没想到德拉甘第二天就开始查机票了。

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在贝尔格莱德，关于中国的消息大多是来自新闻——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说中国的城市很现代化，但也听过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人权问题等等。出发前，米莉察的妈妈特意打电话来，语气很严肃地说：“你们确定要去中国？我在电视上看到那里很乱，街上到处是摄像头，一点隐私都没有。”德拉甘的父亲也说：“中国人太多了，你们会被挤得喘不过气来。”邻居戈兰大叔更是直言不讳：“去那种国家干什么？你们不怕吃坏了肚子？”德拉甘笑着把这些话都咽进了肚子里，没有反驳。他知道，除非亲眼看到，否则说什么都没用。

他们从贝尔格莱德飞莫斯科，转机再到武汉天河机场。整个行程花了十几个小时，落地的时候是当地下午两点多。走出机舱的那一刻，米莉察的第一个感受是——冷气好足。武汉的夏天是出了名的热，但机场里凉飕飕的，非常舒服。第二个感受是——这机场也太大了。他们走了好久才走到海关，中间经过了长长的走廊、自动步道、好几部电梯，沿途都是各种店铺，卖什么都有。德拉甘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发给还在贝尔格莱德的儿子菲利普：“你看这个机场，比我们首都的尼古拉·特斯拉机场大五倍。”菲利普秒回了一个惊叹的表情。

海关的工作人员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三十岁，检查护照的时候脸上一直带着微笑，说了句“Welcome to Wuhan”，发音虽然不是特别标准，但米莉察听懂了，心里觉得很温暖。在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他们听说中国海关很凶，会翻来覆去地盘问，但实际上整个过程非常顺利，不到十分钟他们就通过了。

走出航站楼，热浪扑面而来，米莉察的眼镜瞬间起了一层雾。德拉甘帮她擦了擦眼镜，两个人推着行李车去找出租车。排队等车的地方有遮阳棚，还有工作人员在维持秩序。一个年轻的志愿者看到他们推着大箱子，主动过来帮忙，用英语问他们去哪里。德拉甘说了酒店的名字，志愿者用对讲机跟调度员说了一声，然后带他们走到一辆出租车前，帮他们把行李放进后备箱，还跟司机交代了几句。米莉察用不流利的英语说“Thank you”，志愿者笑着摆摆手说“不客气”，然后转身去帮助下一个旅客了。

车子驶上机场高速，德拉甘和米莉察都没有说话，都在盯着窗外看。宽阔的八车道高速公路上几乎看不到坑洼，车道线白得发亮，路两边的绿化带修剪得整整齐齐。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大多是中文，偶尔也有英文，宣传的是各种手机、汽车、电商平台。远处能看到成片的高层住宅楼，一栋挨着一栋，密密麻麻但排列有序。米莉察小声对德拉甘说：“这跟我想象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以为出了机场就是那种很拥挤、很脏乱的城市，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印度那种感觉。”德拉甘说：“我也以为是这样。看来我们都错了。”

他们预定的酒店在武昌区，靠近楚河汉街。司机把他们送到酒店门口，车费加上高速费一共一百二十多块人民币。德拉甘在出发前换了一些人民币，拿出一张一百和一张二十递给司机，司机找了零，还帮他们把行李搬下车，笑着说了句什么，虽然听不懂，但能感觉到是友好的意思。

酒店是四星级的，前台工作人员英语不错，很快就办好了入住。他们的房间在十五楼，不大但很干净，窗户正对着楚河汉街。从高处往下看，楚河像一条绿色的丝带蜿蜒穿过城市，两岸是低矮的仿古建筑和现代商场的混合体，远处的长江大桥在暮色中若隐若现。米莉察站在窗前看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让德拉甘笑了很久的话：“这里看起来比贝尔格莱德还发达。”德拉甘说：“不是这里比贝尔格莱德发达，是我们对中国的印象太落后了。”

时差让他们很早就醒了。第二天清晨六点多，米莉察拉开窗帘，天已经大亮了。她看到楼下有人在晨练，打太极的、跳广场舞的、跑步的，还有一些老人在路边下棋。街上已经有清洁工在扫地，不是那种用扫帚慢慢扫，而是开着小型扫地车，效率很高。她对德拉甘说：“我们下去走走吧。”

两个人换上运动鞋，走到楼下。清晨的武汉空气挺新鲜的，带着一点湿润的水汽，街上车很少，很安静。他们沿着楚河边的步道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看到很多人在晨练，有年轻人戴着耳机跑步，有中年人结伴快走，还有一群老太太穿着统一的服装在跳扇子舞，动作优美而整齐。米莉察是音乐老师，对节奏和动作很敏感，她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对德拉甘说：“你看她们的配合，这个绝对不是随便跳跳的，肯定每天都练习。”德拉甘点点头，掏出手机录了一段，发到了Facebook上，配文是：“武汉的早晨，比贝尔格莱德热闹多了。”

他们经过一个街边小公园的时候，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在练毛笔字，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用一支很大的毛笔蘸水写在地面上。地砖是灰色的，水迹干了之后字就消失了，既环保又练字。老爷爷写的字很漂亮，一笔一划都有力道。德拉甘虽然不认识汉字，但他觉得那个字写得很有艺术感，像是一幅画。老爷爷看到他们停下来看，抬起头冲他们笑了笑，用中文说了一句什么，他们没听懂，但回了一个微笑。老爷爷又用生硬的英语问：“Where are you from？”德拉甘说：“Serbia。”老爷爷眼睛亮了一下，伸出大拇指说：“好，好，塞尔维亚，好兄弟。”德拉甘和米莉察都笑了，他们知道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一直很好，但这种来自一个普通老爷爷的友善，比新闻里的外交辞令要动人得多。

上午他们计划去黄鹤楼。从酒店打车过去，大概二十多分钟。黄鹤楼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历史上屡毁屡建，现在的建筑是八十年代重建的。德拉甘在网上看过一些照片，觉得黄鹤楼就是一座普通的古楼，没什么特别的。但真的到了现场，站在黄鹤楼脚下仰望的时候，他还是被震撼了。五层楼高的建筑依蛇山而建，层层飞檐，金瓦红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巍峨。他们买了票，沿着台阶往上爬，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展览，有诗词、书画、历史文物，还有一幅巨大的瓷砖壁画，描绘的是黄鹤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样子。

登上顶层，整个武汉尽收眼底。长江和汉江在这里交汇，江面上有货船、游船来来往往，长江大桥像一条钢铁巨龙横跨两岸。远处是高楼林立的天际线，近处是郁郁葱葱的蛇山和龟山，古今交汇，气象万千。米莉察靠在栏杆上，风吹起她的头发，她忽然说：“德拉甘，我想哭。”德拉甘吓了一跳，问她怎么了。她说：“不是难过，就是觉得太美了，美得超出我的想象。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有这样壮观的风景。”德拉甘搂着她的肩膀，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了很久。

从黄鹤楼下来，他们去了户部巷。这是一条著名的美食街，窄窄的巷子两旁全是小吃摊，人声鼎沸，香味扑鼻。米莉察来过中国之前最担心的就是吃，她怕吃不惯中国菜，还特意带了几包塞尔维亚的零食和方便面。但一走进户部巷，她的担心就烟消云散了。热干面的芝麻酱香、三鲜豆皮的蛋香、糊汤粉的鲜香、烤面筋的孜然香，各种气味混在一起，勾得人直流口水。德拉甘先买了一份热干面，卖面的大姐熟练地把面条在锅里烫了一下，捞出来沥干水，浇上芝麻酱、酱油、醋、辣椒油，撒上葱花和萝卜丁，递给他。德拉甘用筷子拌了拌，挑了一根放进嘴里，眼睛瞬间瞪大了。他又吃了一口，然后转身对米莉察说：“太好吃了，你一定要尝尝。”米莉察犹豫着尝了一口，那种浓郁的芝麻酱和筋道的面条混合在一起的口感，是她从未体验过的。她忍不住又吃了一口，然后两口就把一碗面都吃完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们像两个探险家一样，把户部巷从头吃到尾。三鲜豆皮、莲藕汤、烤鸭脖、糯米包油条、蛋酒，每一道小吃都让他们惊喜不已。米莉察最喜欢的是桂花糊米酒，甜甜的，带着桂花的香气，喝下去整个人都暖了。德拉甘最喜欢的是烤猪蹄，外皮焦香，内里软糯，撒上孜然和辣椒粉，好吃得让人想骂脏话。两个人吃饱了之后，站在巷口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不约而同地笑了。米莉察说：“我带来的那些方便面，可以扔了。”德拉甘哈哈大笑。

他们在武汉待了三天。除了黄鹤楼和户部巷，他们还去了湖北省博物馆、东湖绿道、江汉路步行街。在省博物馆里，他们看到了曾侯乙编钟，那套两千多年前的青铜乐器，至今还能演奏。德拉甘站在巨大的编钟面前，久久不愿离去，嘴里念叨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米莉察则对越王勾践剑着了迷，那把剑在地下埋了两千多年，出土的时候依然锋利无比，剑身上的菱形花纹精美得像现代的工艺品。她对德拉甘说：“我们以为欧洲有最古老的历史，其实中国也有同样伟大的文明，只是我们从来不去了解。”

在东湖绿道，他们租了两辆共享单车。这是米莉察第一次骑共享单车，她用手机扫码开锁的时候，觉得太神奇了。“这个车的设计也太聪明了，扫一下就能骑，停在任何地方就行？”德拉甘说：“对，我查过，中国的共享单车有几百万辆，分布在几乎所有城市。”他们沿着东湖骑行，湖面很大，大到像海一样，湖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远处有帆船在慢悠悠地漂着。米莉察骑得满头大汗，但她很开心，说这是她这辈子骑过最舒服的一次自行车，因为路太好骑了，又平又宽，还没什么车。

第四天，他们坐高铁去了宜昌，想看看三峡大坝。这是德拉甘此行最期待的项目，他是学建筑的，对大坝有天然的向往。武汉到宜昌的高铁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座位宽敞舒适，车上有免费的WiFi，时速显示三百公里。德拉甘盯着车厢尽头那个电子显示屏上的速度数字，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三百零五公里每小时，你能相信吗？我们的火车一小时才跑一百二。”米莉察也觉得不可思议，她站起来走到车厢连接处，想看看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结果因为速度太快，眼睛根本对不上焦，只好悻悻地回到座位上。德拉甘笑着说：“现在你还觉得塞尔维亚的铁路先进吗？”米莉察白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到了宜昌东站，他们包了一辆车去三峡大坝。司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姓李，英语会一点基本的交流，一路上给他们讲解大坝的情况。车子开了大概一个小时，转过一个山弯，三峡大坝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眼前。那是一道巨大的混凝土重力坝，横亘在长江之上，宽到站在大坝一端几乎看不清另一端。坝体上写着“三峡大坝”四个巨大的红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李师傅把车停在坛子岭观景台，让他们下车拍照。德拉甘站在那里，拿着相机，却迟迟按不下快门。不是不想拍，而是他不知道该从哪个角度拍，因为大坝太大了，大到任何一张照片都无法穷尽它的尺寸。

他后来跟朋友形容：“你站在大坝前面，感觉自己像一只蚂蚁。那个东西有两千三百米长，一百八十多米高，用的混凝土够建好几座金字塔。”他算了算数字，大坝的装机容量两千二百五十万千瓦，是欧洲最大水电站的好几倍。作为一个建筑师，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只是技术能力，还有组织能力、财政能力、施工能力，缺一不可。中国人在长江这条世界第三大河流上，建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而整个工程从开工到完工只用了十几年。这个速度，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从宜昌回武汉的路上，德拉甘和米莉察都沉默了很多。不是不高兴，而是他们需要时间消化这几天看到的东西。米莉察靠在德拉甘的肩膀上，小声说了一句：“我们来之前，以为中国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有很多问题的国家。现在我觉得，我们完全错了。”德拉甘握着她的手，说：“不是我们错，是我们被那些新闻骗了。新闻只会告诉你哪里爆炸了、哪里抗议了、哪里出事了，他们不会告诉你中国的城市有多干净、地铁有多方便、高铁有多快、人民有多友善。”

七天的湖北之行很快就结束了。他们从武汉飞回贝尔格莱德，在莫斯科转机的时候，米莉察已经开始想念中国了。“我想吃热干面了。”她说。德拉甘笑着说：“回去我给你做，虽然可能做不出那个味道。”

回到贝尔格莱德的第二天，他们请了几个好朋友来家里吃饭，顺便分享这次中国之行的见闻。来的人有德拉甘的同事马尔科，米莉察的闺蜜雅斯娜，还有邻居戈兰大叔——就是出发前说中国“又脏又乱”的那个戈兰大叔。大家坐在客厅里，喝着咖啡，等着听他们的“中国故事”。

德拉甘拿出手机，把照片和视频投屏到电视上。第一张照片是天河机场，雅斯娜说：“这个机场好大啊。”德拉甘说：“这是武汉的机场，还不是中国最大的，北京和上海的更大。”第二张照片是黄鹤楼上的武汉全景，马尔科说：“天哪，这么多高楼，比贝尔格莱德多十倍。”德拉甘说：“这只是武汉的一部分，武汉有一千一百万人口，比我们的整个国家还多一倍。”第三张照片是东湖绿道，戈兰大叔问：“这是公园吗？这么大？”米莉察说：“对，东湖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湖泊，面积是贝尔格莱德萨瓦湖的一百倍。”

德拉甘一张一张地翻着照片，讲着每一张背后的故事。他讲黄鹤楼的历史，讲编钟的奇迹，讲高铁的速度，讲三峡大坝的规模。他讲的时候，客厅里非常安静，所有人都听得入了迷。那个曾在出发前说“你们会被挤得喘不过气”的戈兰大叔，此刻一言不发，眼睛直直地盯着电视屏幕上那张三峡大坝的照片。雅斯娜的眼眶有点红，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是这样的。我一直以为他们还在用那种老式的自行车，住着破旧的房子。”米莉察说：“我也是这么以为的。但现实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城市比我们这里先进太多了，他们的街道比我们干净，他们的公共交通比我们方便，他们的科技比我们发达，他们的人民比我们想象的要友善得多。”

德拉甘补充道：“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们在湖北待了七天，没有遇到任何对我们不友好的人。没有人因为我们不会说中文而嘲笑我们，没有人因为我们长得不一样而盯着我们看，没有人试图骗我们的钱。相反，很多人主动帮忙，主动打招呼，主动微笑。那种友善不是装出来的，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戈兰大叔沉默了很久，最后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慢慢地说：“看来我真的错了。我一直以为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闭的、危险的国家。现在听你们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德拉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怪你，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想的。只有亲眼去看，才知道真实的跟想象的不一样。”

那天晚上，朋友们走了之后，德拉甘和米莉察坐在阳台上，看着贝尔格莱德的夜景。城市的灯光不如武汉那么璀璨，街道也没那么宽阔，但他们还是爱这座城市，爱它的古老、它的故事、它的氛围。米莉察靠在德拉甘肩膀上，忽然说：“菲利普明年暑假，我们带他一起去中国吧。他想看长城，想去看熊猫，想去吃正宗的中国菜。”德拉甘说：“好。我们带他去上海、去北京、去成都，让他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

夜风吹过来，带着一丝秋天的凉意。米莉察把毯子往身上裹了裹，心里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次中国之行了。她想去看兵马俑，想去爬长城，想去看看真正的大熊猫，想去张家界看看那些电影里出现的悬浮山。中国太大了，一次旅行远远不够。她忽然觉得，这个世界留给他们的未知还有太多太多，而那个他们曾经完全误解的国家，现在成了她最想再次踏足的地方。

德拉甘拿起手机，翻出在户部巷拍的那段视频——米莉察端着一碗糊米酒，站在人群里，笑容灿烂得像武汉夏天的阳光。他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社交媒体上，配了一行字：“在中国湖北旅行了七天，我们的眼睛被重新打开了。这个国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比我们想象的好一百倍。”

第二天早上醒来，德拉甘发现这条帖子已经有了几百个点赞和一百多条评论。有人说“欢迎来中国”，有人说“下次去北京”，也有塞尔维亚的老乡说“我也想去中国看看了”。他一条一条地看完，笑着把手机递给米莉察。米莉察看了一眼，嘴角翘了起来。

她忽然想起在武汉的最后一天，他们在楚河汉街散步，路过一家书店，门口挂着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她站在地图前，用手指从武汉划到北京，从北京划到上海，从上海划到西安，从西安划到拉萨，每一寸土地都是陌生的，也都是新奇的。她当时对德拉甘说了一句话，此刻又浮现在脑海里：“我们用了四十五年的时间来认识这个世界，却只在七天内彻底改变了对一个国家的看法。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也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

手机响了一声，是菲利普发来的消息：“妈，你们下次真的带我去中国吗？我已经在学中文了。”米莉察笑了，回了一条语音：“学吧，好好学。明年暑假，我们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