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国际大战略

20世纪70年代，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出现了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国际大战略。

从抗日统一战线到

“中间地带”理论

纵观毛泽东一生思想的发展，“三个世界”的概念，可从1935年12月他在陕北瓦窑堡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及其随后的几篇文章中找到源头。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1937年5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战略思想。随着形势发展，毛泽东于1940年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在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时，第一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随着1947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初步形成，战后美苏妥协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与会人员在苏联和英美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的情况，将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中间地带”的分析材料印发给与会人员，并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意见。

在报告中，毛泽东在指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后，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概念，并把中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完善“中间地带”理论的同时，还接受了“两个阵营”划分的理论。这两个理论到后来都被毛泽东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前者形成“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并发展到后来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后者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

“两个中间地带”

“一边倒”并不是无条件地倒向苏联一边，或是与美国的绝对对抗。“一边倒”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仅仅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

虽然有段时间毛泽东没有提“中间地带”，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还是依据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制定的。即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的目的。

从1950年至1951年，中国除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还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4年6月，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相互关系的准则，分别写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这种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不以两大阵营划线的外交政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周边环境，给世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很好的先例。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重提“中间地带”（即谈话中的“中间地段”），并将西欧国家划入了中间地带。毛泽东表达了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因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

从 1954年9月至1956年，中国又与挪威、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等国先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

当1960年代初赫鲁晓夫从追求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战略体系轨道，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时，毛泽东毅然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

“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对中国外交摆脱两面受敌、寻找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64年1月27日的中法建交。中法建交对中国与西欧未和我建交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世界”的概念形成

上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国防科技中的不断突破（例如氢弹和人造卫星等），中国在亚非拉国家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此时苏联转守为攻，与美国争夺霸权，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威胁。特别是1969 年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更使毛泽东直接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严重也是最现实的威胁。

根据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作出了重大调整。

1970 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谈道，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1974年2月22 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毛泽东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2月25 日，他又对外宾补充他的观点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1974 年4月10 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邓小平的发言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

由于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

又由于侧重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得以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不仅同美国关系改善，而且与日本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继续发展。到1976 年10 月，中国已同世界上110 个国家（注：当时联合国有140多个成员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益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本版文章据《党史博采》 胡新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