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题写“复旦大学”校名的史实与流传（毛主席题写校名A14）

毛泽东手迹

1950年11月29日，陈望道教授代表复旦大学师生致信毛泽东，恳请为学校题写新校名。此前不久，教育部通知校名正式定为“复旦大学”，不再冠以“国立”二字。原有的“國立復旦大學”匾额为于右任1946年题写，已不适用，更换校名题字成为当务之急。

信发出后，并未立即收到回复。等待期间，学校采取了临时办法：从毛泽东早年写给历史系教授周谷城的一封信的信封上，辑取“復旦大學”四字，放大制成校门匾额。这一做法虽属权宜，却也让新校名在过渡时期得以呈现。

转机出现在1951年下半年。陈望道赴京开会期间，托人再次转达题字请求。不久，学校收到毛泽东的亲笔题字。题字写在一张27.5厘米×13.9厘米的白宣纸上，行草书体，内容为繁体“復旦大學”四字，未落款，也未标注日期。这种不署名的做法，在当时的题字往来中并不少见，题字本身更多是供使用而非收藏。

此后，这张题字原件被放大用于校门匾额，缩小后用于校徽、信封等日常物料。1952年，学校首次将毛泽东题字制成竖排匾额，悬挂于当时的新校门。1965年，校门迁至邯郸路220号，匾额改为横排样式，沿用至今。

校名题字的使用并非没有变化。“文革”期间，复旦大学曾短暂改用陈望道题写的简体字校徽。陈望道是语言学家，长期致力于汉字简化与语文改革，由他题写简体校名有其专业背景。“文革”结束后，学校恢复使用毛泽东的题字。这一恢复，反映的是学校标识在特定历史阶段后的回归，而非单纯的字体选择。

题字原件曾由复旦大学档案馆保存，后上交中共中央办公厅。一张不到半尺见方的宣纸，从校园档案转入中央机构，完成了它在制度层面的流转。而它在校园中的存在，则通过匾额、校徽、信封等载体持续至今。

今天，复旦大学校门上的“復旦大學”四字仍保持横排样式。行草笔画经过放大，依然保留着原迹的气韵。没有落款，没有日期，这种留白让题字本身更接近一种公共符号，而非个人署名的纪念品。

从一封信的请求，到一次临时的辑字，再到正式题写与长期使用，这段过程并不复杂，却足以说明一所大学在时代转折中如何确定自身的视觉标识。毛泽东的题字经由陈望道的促成进入复旦，又经由匾额与校徽进入日常。它既是校史的一部分，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高校标识演变的一个具体样本。

今天，邯郸路220号校门上的“復旦大學”四字，依旧每天被无数人经过、抬头、拍下。没有落款，也不标注日期，却比任何签名都更持久地嵌入了一所大学的日常。一段关于请求、等待与流转的往事，最终沉淀为抬头即见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