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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么长的历史里，春节几乎从没断过。王朝换了，制度变了，哪怕战乱、饥荒、迁徙，过年这事，大多数人家总还是坚持着。

但有那么五年，春节是真的被明令禁止了。不是不提倡，是不准过。

贴春联不行，放鞭炮不行，拜年也不行。商铺不能关门，单位照常上班。

谁真敢私下庆祝，一旦被发现，轻则罚款，重的直接拘留。

1929到1934年，正值国民政府推行一系列“现代化”改革，春节就被当作“旧时代的包袱”处理了。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节日整顿，它背后藏着更深的政治焦虑和文化判断。那几年，很多人都忘不了。因为太荒唐，也因为太真实。

一、为何一定要对春节下手？

时间拉转到1928年，当时的中国表面上来看，的确是统一了，但是内底里却是一团乱麻。

南京国民政府着急想要做出一些立竿见影的改变，于是把目光放到了立法之上，试图把春节给去除。

其实废旧历这个事儿，1912年孙中山就提过。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们国家用阳历，那就是在向全世界的人宣告：旧时代翻篇了。只是当时的废除还是有所保留，民间也依旧可以过“旧年”，政府照样两套历法一起用。

但是到了1929年。国民政府这一次下达了一个全新的命令：自此以后，全国所有机关、学校、店铺，春节这几天，一律不准停。谁敢休假就是顶风作案。这

个命令浅白点来说，就是国家决心废除春节。

可问题是，春节在中国老百姓人心中早就已经根深蒂固。政府说改口容易，但是百姓怎么可能改的了心里的习惯。

于是就出现了一幅古怪的景象：官方把春节当成“封建尾巴”，恨不得立马割掉；老百姓却像守着家门口的老树一样，不肯松手。

后来禁令内容又进行了一次补充：大年三十不准放鞭炮，初一不准互相拜年，店铺不能关门歇一天，卖春联的人得把摊子撤干净。

谁家备点年货，都可能被以“违令”名义收走。那几天，警察巡逻的目的不是维持秩序，而是盯着谁敢有“过年的迹象”。

北方有城市甚至派便衣溜进民宅，只因为闻到一点饺子的味道，就断定对方偷偷过年，把一家大小带到派出所训斥。

其中，还有最让人难受的，是对上班族和学生的强制要求。

公务员大年初一必须到岗，迟到算“违纪”；老师学生照常上课，可是孩子们哪里提得起神，他们心里都明白：今天本该是穿新衣、磕头拜年的日子，现在却要在教室坐一天。谁还有心思去学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规定实在是太荒唐，它带着一种脱离现实的固执。

当时的国民政府竟然天真的认为，只要把春节给去除，中国就可以马上变得现代似的。可是却没想到如此草率去行动，只会伤害中国百姓的情感。

1929年的春节，街上没有年味，家里不敢亮灯，孩子不能放炮，店铺照常营业，人人心里都憋着一股说不出口的郁气。

春节这个被千百年生活磨出来的节日，竟然在1929年这一年因为一些荒唐的理由而停摆了。

二、民间是如何反制的

禁令一下，全国百姓肯定是听到了，但要真的照做，其实根本不可能。

原因很简单，春节不是谁发明的制度，它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积累的习惯。你说停就停，老百姓怎么可能会做到。

那几年里，每家每户都在想办法，明面上不说，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贴春联这事最典型。白天不敢动，等到半夜街上安静下来，家里人打个手势，谁去门口贴两张。贴得快，贴得歪都无所谓，赶紧干完赶紧回屋。

第二天天亮前，再拿白纸往上糊一层，装成什么也没发生。春联还在，只是藏起来了。

而放鞭炮更有意思。成串的放不了，声音太响。孩子们就把整挂拆散了，一个一个揣袖子里。挑个巷子没人经过的空当，点火就跑。响一声算一声，算是给自己留个念想。警察要真追，早跑没影了。

年夜饭也不能明火执仗地搞。过去一家人坐满一桌，那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团员味。

禁令那几年，大家把饭拖到深夜吃，碗筷轻轻碰，声音尽量压低，吉祥话也要压着嗓子，生怕别人听到。

而值得一说的是，在全国范围内，上海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有租界，外面不让过年，租界里却没人管。于是每到过年，成群的人往租界涌。表面上说是去拜访朋友，实际上就是钻进去放松一下。买两斤年糕，吃个热汤圆，看几串烟火，算是找回点本来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有钱的商人脑子转得更快。表面搞“阳历庆典”，说是响应国家倡议。实际上桌上什么年菜都有。他们还找人写“国历春联”，看上去是“庆祝元旦”“实业救国”这种官方爱看的字眼，往门上一贴，谁都挑不出毛病。但是真正的春联，却挂在屋里。

天津的相声演员也没闲着。段子里挤进几句话，听的人都懂。当时有一段很有名，说“为啥咱过年叫迷信，外国人过圣诞就不是？”逗哏挠挠头，说不知道。底下的人哈哈笑。笑声里是什么情绪，大家心里有数。

这些行为的确有些不起眼，但是正是这些背后的小动作，让春节没有被埋没。

老百姓也知道不能够跟政府硬碰硬，但是他们也不会就此“投降”，他们就要是用这种方法来告诉政府：有些东西不是你一句政令就可以废除的。

三、财政吃紧，禁令松动

最为讽刺的还在于，政府最初下这个禁令，是奔着“改造国民”的大目标去的，可没想到，头几个春节过去，不但人心没带过来，账也慢慢带歪了。

有一点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春节不仅是节日，它还是一条账目线。老规矩，年根底下清账，是买卖人和工商业最重要的节奏点。

一年忙到头，谁欠谁、谁得结、谁要退，这个节算得明明白白。

你把春节一刀砍了，很多人就顺水推舟，说：“没过年啊，那账自然也不用清。”债主一听头都大，追债都没名目。银行也倒霉，收不上来贷款，坏账蹭蹭地涨。地方税务那边更是吃不消，一年下来没收成，财政口袋越掏越空。

江苏那边最早扛不住，1932年财政厅长写了份报告递上去，说得也不遮掩：“比起往年，税收少了三成。

这还不算完。你说公务员不让放假，理论上是提高效率，结果呢？人到了，心不在。上班的人一脸阴郁，该批的文件堆着没人动。一个春节下来，办公桌上纸堆能堆出半个人来。

到了1933年，社会上开始有声音了。不是上街游行那种，是商会、地方仕绅、文化人、甚至一些国民党内部的人，开始集体写信、提建议。理由很实际：春节如果再不让过，那中国人的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于是，到了1934年春节前，风向真的变了。

《中央日报》头版罕见地打出“恭贺新禧”四个字。这不是哪位编辑偷懒，这是放风了。铁路部门也开始加开春节列车，暗示大家可以放心回家了。

上海的街头，小摊贩开始慢慢露头，灯笼年货悄悄又摆了出来。虽然没人明确宣布“禁令解除”，但从上到下都知道，这事儿，差不多算是过去了。

笔者说

最后，笔者再来总结几句。

那五年时间，春节被明令禁止，使得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老习惯，一夜之间成了“违章行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太可笑，太荒唐！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春节不只是“过年”那么简单。说深的，这是一个民族最深处的生活方式。这些不是制度给的，是人心里长出来的，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了的。

那荒唐的5年，我们全体中国人提了个醒：文化这东西，能变，但不能硬掰。能调，但不能拔根。拔了，就断了。

而那五年，就是这根线快要断的时候。我们该记住这事。

参考资料

江蓠：《春节的两次“封杀令”》，《民生周刊》

方志河北：《涨知识丨民国时期为什么曾废除春节？》，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202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