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大屠杀——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

一

随着《南京照相馆》的热映，使得人们再一次的把目光注视到了80年前的惨剧——南京大屠杀。

作为一个平素就有广泛阅读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习惯的人来说，心里很清楚，《南京照相馆》讲得是什么，考虑到本人内心承受力有限，之前怀着想看而又不敢看的心情犹郁了很久。

之前我们聊过，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广义上的南京大屠杀，指的是1937年9月19日侵华日军派飞机轰炸南京开始，至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六周内，展开血腥的屠杀，总计被害人数30多万。

《南京照相馆》的故事也就是源于此，这其中还涉及到一个原型人物，即保存下侵华日军拍摄的照片的罗瑾、吴旋，他们保存下来的照片，成为后来证明侵华日军罪行的“京字第一号”证据。

不过，这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张纯如。

联想我在看《南京照相馆》的心情，也不难想象，当年的张纯如在看到那些真实场景的照片所受到的精神刺激。

张纯如在她的著作《蚕丝：钱学森传》、《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其实并不是一个历史学者。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后来在伊利诺伊香槟市长大，她是一个美籍华裔，而且还是一个二代美籍华裔。

值得一提的是，张纯如虽然是出生在美国，但她曾接受过系统的中文教育。

张纯如幼年时便喜爱阅读，并在写作上展现出突出的天赋，尽管她在各方面都表现的很优异，但最终仍然投入到了挚爱的写作事业。

1985年，张纯如考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数学和计算机学双学位，进入大学后，张纯如筹钱创办了名为《大开眼界》（Open Wild）的杂志，并成为《伊利诺伊人日报》的撰稿人。

也许是因为热爱，张纯如在大三时彻底转入新闻系。

从写稿的那天开始，张纯如就展现出了出色的天赋，作为校刊编辑的同学保拉.卡曼曾评价：

“张的文章写得太好了，以至于我根本无需编辑。”

张纯如后来成为《纽约时报》的驻校记者，她写的稿子大多数都发表在了《纽约时报》上，因为发稿太多，造成了版面冲突，《纽约时报》编辑不得不打电话给她，提醒她停下来。

从大学毕业后，张纯如如愿进入新闻机构工作，但无论是在美联社还是在《芝加哥论坛报》，张纯如工作的都很不如意，因为她不愿意丧失独立自主性，后来索性就成为了一个独立撰稿人。

也不难看出，张纯如最初作为一个撰稿人，她写作的方向是很多面的，并不是只有历史。

张纯如也从未标榜自己是历史学者，她把自己后来所写的著作称为“非小说体的专著”，目的是抛砖引玉，用来激励其他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去调查、研究。

张纯如研究历史的起源与冲动，应当是来自家族。她的祖父、父亲一辈都曾经经历过那个残酷的年代，并曾有意无意的讲给过年幼的张纯如。

1989年，张纯如在《芝加哥论坛报》实习期间，其外祖父作为见证人和幸存者参与录制的名为《革命中的中国：1911-1949》的特别节目，这进一步激发张纯如研究历史的兴趣，并考虑过采访家人撰写家族史，只不过这个想法后来并未实现。

1990年，张纯如重返校园，并在伊利诺伊大学以非学位学生的身份选修一学期历史课。

1991年，张纯如在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写作硕士的学位，当时她的导师将他推荐给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编辑苏珊·拉宾娜。

当时，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正急于寻找一位精通英语、汉语的作者来撰写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张纯如的到来恰逢其会。

在编辑建议下，张纯如开始撰写钱学森有关生平。

为了撰写好钱学森的生平，张纯如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每周工作50到100个小时，由于钱学森拒绝立传，张纯如辗转找到了钱学森在美国的儿子钱永刚，并从钱永刚处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

1993年5月，张纯如来到中国，并探访了钱学森的家乡以及工作的地方。

张纯如的丈夫布莱特后来回忆，妻子当时给每一个熟悉钱学森的人都打了电话，挖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其中还包括钱学森对风洞理论、漩涡理论进行了专业的解释。

不久之后，张纯如的书《蚕丝：钱学森传》出版，尽管这本书并不畅销，但却为她研究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94年，张纯如在积极搜寻写作的灵感，同年12月13日，张纯如出席了在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的会议，期间偶然看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展。

张纯如知道南京大屠杀，得益于父祖的教导，但她真正接触到，还是为照片上残忍的一幕而感到心惊肉跳。

“尽管我知道南京大屠杀，但我却没有心里准备去看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黑白照片中被砍下的头，被刨开的腹部，被**的赤裸女人，她们的面孔因为痛苦和耻辱而扭曲，我担心象征着人性退化的屠杀暴行会湮没在社会的演进中，除非有人迫使世界记住他们。”

应该指出的是，在张纯如之前，西方还没有一本英文版本介绍南京大屠杀的书，西方人只知道纳粹德国队犹太人的暴行，却对同样暴行的南京大屠杀不了解。

更有甚者，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一直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为了收集资料，张纯如跑去图书馆查阅，却一无所获，这令她内心深处，更多了一丝责任感。

张纯如后来苦心孤诣的说服了出版社支持她。

"我写《南京大屠杀》是出于愤怒，我不在乎它是否会赚钱，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1937年的南京发生了什么！"

1995年夏，张纯如启程前往中国，去实地探寻当年惨案发生地。

张纯如采访的对象中，不仅仅是包括一些历史研究学者，更多的是那些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

历史学家王衡星介绍：

“她似乎就是这个历史事件中的一员，用自己的切身感受、体会写出这本书来。她这本书不是用笔写的，是用心写的。”

张纯如后来回忆起她采访的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也有很深的感触：

“每个幸存者在讲述当年的经历时都非常焦虑，甚至泣不成声，但每个人都想在有生之年把遭遇讲述出来。”

张纯如的中文水平一般，在研究史料过程中，不得不采取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她把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贴在房间的墙上，以便于在写作时更能身临其境。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张纯如是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发现了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被忽略的珍贵史料——约翰·拉贝和美国传教士魏特琳的日记。

1997年12月《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在美国公开出版，一经上市便引起了轰动，张纯如一夜之间就成为了著名作家。

应该指出的是，这本书上市时，是书市最冷清的时段，张纯如凭借一己之力，改写了美国图书销售市场。

就连张纯如自己都没想到，这本书会如此畅销。

从1998年开始，张纯如受邀前往美国各地发表演讲，向人们介绍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情况。在美国青少年的眼中，张纯如成了偶像。

同年，张纯如参加了美国公共电视台新闻节目录制，并于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连线。

张纯如直接要求对方道歉：

“首先，日本要承认自己在这场暴行中犯下罪恶的基本事实，但许多修正主义者却拒绝承认这些暴行。而且日本必须要做出书面道歉，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齐藤邦彦则含糊的表示：

“对于‘南京事件’来说，我们认识到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日本军队实施了暴力行为。”

齐藤邦彦没有使用“南京大屠杀”，而是使用了“南京事件”，表明了他在此事件上含糊的态度。

当时，主持人问张纯如：

“你听到道歉了吗？”

张纯如说：

“我不知道，你听到道歉了吗？我并没有听到‘道歉’的字眼。”

三

与此同时的是，张纯如的精神状况也出现了问题。

张纯如的母亲和丈夫卡特来知道，张纯如早年间从事写作，就有过焦虑、失眠的情况。

张纯如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能容忍别人对她写作内容的质疑，非要考证详实才下笔，哪怕是后来有人质疑她书里的内容，张纯如都要反复辩白，但这么一来，也造成了她极大的精神损耗。

特别是后来创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期间，张纯如接触到了很多一手的资料，这给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冲击，整个创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失眠，并引发忧郁征兆。

有段时间，张纯如的身体出现了不良反应，比如脱发、痉挛性的颤抖

与此同时的是，张纯如遭到了日本右翼势力铺天盖地的攻击。应该指出的是，攻击张纯如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两个的个体，而是一个组织，他们的背后有着专门的资金扶持。

1998年10月10日，张纯如在受邀出席伊利诺伊大学校园内举行的“东方战争罪行”主题研讨大会，并任组委成员时，当时一位伊利诺伊大学历史教授就对她进行了抨击。

在《南京暴行》这本书畅销的同时，张纯如开始收到陆续寄来的恐吓信，一次她在给孩子换尿布的时候，一封带着子弹的恐吓信寄来了，之间上写着：

“你的孩子长得真可爱！”

还有一次是张纯如当着母亲张盈盈的面收到的，里面是两粒黄澄澄的子弹。

张纯如当时就楞了一下，但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她只是默默的把信塞回了口袋。

在同齐藤邦彦的电视连线节目后，张纯如的安危成了家里人最担心的事儿，她的父亲一次到自己任教的学校去，一个友人对他说：

“你应该给你女儿找一个保镖。”

对于那段过往，张盈盈直到许多年以后，都很难忘怀：

“这本书变成《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以后，日本想要掩盖这段历史的人就用各种方法，攻击张纯如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日本的报纸上。其中对她攻击最大的一个，就叫傅佛果（Joshua Fogel），他在那里找茬。”

傅佛国攻击张纯如的书的标题中，holocaust（大屠杀）这个词用得不对，他认为holocaust只是用来形容犹太人吧诶屠杀，怎么可以形容中国人的屠杀。

可这纯粹就是无理取闹了，holocaust这个字并不是犹太人的专用字。

张纯如没去世之前，她的编辑苏珊·拉宾娜就是犹太人，她曾对此言论气得摔了杯子：

“难道只有犹太人的血是红的？”

当时，日本有家只对欧美国家出版的英文杂志《日本回声》，就是专门刊登对日本有利的形象的文章，后来张纯如的书出版以后，他们也刊载一部分反张纯如的文章。

《日本回声》在连续五年的时间里，不断的抨击张纯如从质疑她"精神不稳定"到造谣她"挪用捐款"。

一直到2025年，《日本回声》即将停刊之际，他们才披露自己当年是受日本外务省资助，该杂志的主编还说：

“我们每年拿三亿日元，就是要让张纯如变成疯子。 ”

张纯如在去世的前几年时间里，一直饱受骚扰，抑郁的症状逐渐加重，但期间她并没有停下笔，而是写了另外一部历史著作《美国华人史》，这本书令她再次成为焦点

四

2004年，张纯如计划创作一部有关二战历史上巴丹行军的著作，但同时她陷入重度抑郁，11月9日，她把坐车停在于加州盖洛斯的荒郊野外，用自己的手枪自杀。

张纯如时年36岁。

警方后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张纯如车内尚未吃完的抗抑郁的药物，以及她在临终前三天曾在搜索引擎上搜索“如何应对长期骚扰”。

张纯如留下的遗书中，有多处字眼提到自己“走在街上被跟踪”、“被什么组织盯上”等等。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历史系顾问、律师兰迪·霍普金斯和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多年以后，合写了一本有关张纯如的传记，这本传记里面披露了更多详细的内容。

张纯如的电脑被黑过三次，所有未出版的书稿不翼而飞；在超市遇到陌生人跟踪，对方车里放着靖国神社的护身符；张纯如葬礼当天，日本右翼分子在墓地外围举着"骗子"的横幅。

根据美国FBI披露的档案显示，美国国土安全部曾经监控到了一个大型的跨过聊天群，群里的成员多数是日本前自卫队军官、右翼学者和某跨国律所合伙人，他们曾集中的聊过有关张纯如，比如"如何让张纯如失去出版社信任"、"制造她学术不端的假象"，甚至有人提议"让她在采访中情绪失控"。

张纯如的心血并没有白费。

张纯如的著作起到最大的作用，就是令西方社会了解了在二战时期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也促使西方历史学界开始关注中国二战史，并进一步拓展，比如731部队等等。

对中国人来说，张纯如同样值得纪念。

除了少数数典忘祖者外，近些年来随着媒体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中国在抗战时期奋勇斗争，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每当这个时候，也总会有人想起张纯如。

张纯如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甚至于如今的史学界，研究张纯如的生平，也成为一个课题。

特别是张纯如生前所遭遇莫名的黑手，也渐渐被揭露出来。

兰迪·霍普金斯在2017年发表的论文《南京回声：辩论中的虚构、偏见与幕后推手》，首次揭露了张纯如当年遭到诋毁，是日本外务省下的黑手。

颇耐人寻味的是，兰迪·霍普金斯这篇论文完成以后，没能顺利在美国大学的学术历史期刊上发表，反而是又过了数年以后（2017年），这篇论文的摘要才发表在《亚洲时报》。

2024年，论文的中文版在期刊《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上发表，刊出不久，澎湃新闻、《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获得海内外广泛关注。

从这件事也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种种罪恶的真相，似乎要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刻意掩埋。

这也提醒了我们，假如我们对我们自己民族的伤痕都视而不见的话，

毕竟忘记过去的历史，就意味着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