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趁着给老伴儿扫墓的机会，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在参观陈列室的照片时，老人忍不住激动的流下了热泪，因为他认出了陈列室陈列的四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是他当年冲洗并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来的：

“这些就是我原来保存的。”

老人激动的声音惊动了在场的群众以及工作人员，时任纪念馆资料部主任刘相云把老人请进了办公室询问具体的经过。

尽管已经时隔多年，但老人还是清楚的回忆了当年如何冲洗、保管相片的经历，甚至他还把当年他亲手制作相册的封面也原样画了出来。

老人名叫罗瑾，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时，他才15岁，正在南京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后来他把他的名字也写在了这本相册的封面上。

一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兵分三路北上进攻南京，当时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日军意图通过进攻南京，迫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投降。

事实上，从日军一路北上的过程中，沿途就在烧杀抢掠，犯下累累罪行。

根据历史学家的界定，1937年9月19日是广义上南京大屠杀的开始，也是在这一天，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所属第2联合航空队（1937年9月10日刚刚从大连转场到新落成的上海公大机场）对南京市区进行“无差别级”轰炸。

这其中当然是包括平民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的六周内，对城内手无寸铁的平民以及放下武器的士兵展开血腥屠杀，史称“南京大屠杀”。

根据南京军事法庭在战后统计的数据记载，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15万余人，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

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在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主犯谷寿夫被定为乙级战犯，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

应该指出的是，凡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大小喽喽在战后均遭到审判，包括进行“百人斩竞赛”的野田毅、向井敏明，在战后也被定为丙级战犯，被判处死刑。

唯独只有一个人逃出生天。

接替松进石根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朝香宫鸠彦王本身是属于战犯之一，美国基于日本天皇是日本人心中的支柱，出于担心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会导致日本混乱，不利于占领，因此对日本天皇免于惩戒，同时对日本皇族出身的战犯，也不作为战犯逮捕起诉。

尽管二战中国是作为战胜国，但在惩办战犯一事上做的并不彻底，这也是一个遗憾。

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

因为日军攻陷南京以后，为了粉饰侵略行径，还故意发出假消息，称南京沦陷后，市民“安居乐业”。市内“秩序井然”。

后来凡是被捕的日本战犯在被送到法庭上以后百般狡辩，甚至拒不承认罪行，尤其是对南京大屠杀，更是毫不承认，主犯谷寿夫在南京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竟然堂而皇之的说：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奉命到中国作战。战争期间，双方都要死人，对此我深表遗憾；至于我说的部属屠杀南京平民，则是没有的事。”

不过就在审判谷寿夫期间，南京军事法庭将罗瑾所保存的相册出示给他看，谷寿夫看了以后，脸色大变，浑身哆嗦。

罗瑾的相册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这又是一个充满艰辛的历程。

二

事实上，在1993年以前，有关罗瑾是谁的问题，一直就是个很大的谜。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有关部门对罗瑾的查找都是一片空白。

罗瑾其实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他所作出的事迹才会那让令人动容。

1923年2月，罗瑾出生在南京，他是个满族人，原名叫王罗瑾，因为家境贫寒，罗瑾1936年5月小学毕业后，就到了南京中山东路原国民党财政部对面的雨花里“上海照相馆”当学徒。

很不幸的是，第二年日军全面侵华，当年年底南京沦陷。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罗瑾应该是想要逃，但是没能逃掉，索性就一直躲在也正因为如此，罗瑾亲历了南京沦陷后日军大屠杀。

一直到1938年1月，日军大屠杀慢慢停止，罗瑾又到了南京长江路估衣廊附近新开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

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日军少尉军官带着两个120“樱花”胶卷来冲洗照片，就在照片洗出来的时候，罗瑾吓了一跳，因为里面有不少是日军烧杀劫掠时候的照片。

基于一种义愤，罗瑾在冲洗照片时，悄悄多洗了几张收藏起来。

后来这个日军少尉军官又多次上门要求冲洗，罗瑾悄悄留意，把其中凡是日军暴行的照片都多留了一份出来，后来陆陆续续收集了有三十多张。

罗瑾当时年纪并不大，他之所以收集这些照片，完全是出于身为中国人的一个愤怒，至于这些相片日后发挥什么作用，他还并不清楚，只是出于本能，想要保存下来。

可问题就是，当时的南京已经完全沦陷，他手里这三十几张照片，不被发现还好，一旦被发现，那么他最终也只可能是十死无生的下场。

为了保存好这些相片，罗瑾把店里用来贴照片的灰色软卡纸裁成20多张5*10cm大小的卡片，将之装订成一个小册子，然后从这些照片中，选取了16张6*4cm或6*6cm大小的相片，小心翼翼的贴好。

罗瑾还给相册做了一个封面，并在上面画上了一个图案，即一把刀刺进心脏，还在旁边用红色的美术字写了一个“耻”字。

在做好相册后，罗瑾小心翼翼的收藏起来，期间为了安全还多次换过地方。

1940年5月18日，基于当兵才能不受欺辱的一个简单心思，罗瑾参加了汪伪政府警卫旅通讯队，当时该通讯队是在南京毗卢寺，以为宿舍安全，就把相册藏在宿舍床底下。

不过，罗瑾因为担心日伪检查内务时把相册搜出来，干脆就在通讯队伙房边厕所的墙上掏了个洞，把相册藏了进入。

可不凑巧的是，有一次罗瑾去查看藏起来的相册，发现居然不翼而飞，后来他把这件事跟家里的大人说了一遍，大人们也吓了一跳，考虑到可能已经暴露，罗瑾托人请了一个长假跑到了安徽乡下避难。

根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网站刊登的史料记载，罗瑾逃离南京后，还辗转了苏州、上海、福州等地，最后落脚在福建大田县。

从此以后，罗瑾再也没有发现过那本相册的下落。

三

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这本至关重要的相册其实并不是遗失，而是被另外一个人保护起来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罗瑾在通讯队里的同学吴旋（原名吴连凯）。

根据不同的资料，有关吴旋发现这本相册的经历也有出入。

有资料记载，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吴旋从南京毗卢寺厕所发现了这本相册，当时通讯队也知道有这本相册，还警告所有人凡是发现这本相册的人都要叫出来，吴旋知道事关重大，因此冒险保存起来。

还有另外的资料记载，吴旋偶然从南京毗卢寺厕所里发现了这本相册，他看了相册的内容后，知道这本相册的重要性，所以故意藏了起来。

不管如何，吴旋在得到这本相册后，冒着极大的风险将之藏在身边，一直藏到了抗战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有段时间，吴旋失业在家，一次上街看到了布告，南京政府号召市民提供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吴旋一下子就想起来藏在家里的那本相册，于是特意取出来，交给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在对照片进行调查后，确认这16张照片为当年侵华日军士兵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拍摄，是日寇暴行铁证。

图|吴旋呈文

1947年2月6日，南京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进行公审，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将吴旋上交的照片和呈文转交给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作为指控的“京字一号证”出示。

谷寿夫虽然在公审现场百般抵赖，但在铁证面前无济于事。

1947年3月10日，南京军事法庭判处谷寿夫死刑，根据判决书罪证现实：

“并有当时日军为炫耀武功，自行拍摄之屠杀照片15帧，及实地摄制之屠城电影，经我军于胜利后扣获，可资印证。（见京字1号，2号，15号各证。）”

4月26日下午，谷寿夫被验明正身后押赴刑场，据说谷寿夫因为害怕吓得站立不稳，还是被人架着上了刑场。

对于自己拼死保管下来的照片后来发挥了如此重大的作用，罗瑾本人是不知情的。

1990年夏，罗瑾在南京的一位老友的儿子出差到福建大田探望他，偶然说起一件事：

“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个叫罗瑾的热血青年冒死保存了一本日军血腥屠杀现场的相片册，这个罗瑾是不是您啊？”

当时，罗瑾一听这话，立马就明白了一切，但他并不表功，只是淡淡地对老友的儿子表示：

“可能是吧，那本相册现在何处？”

朋友的儿子告诉他：

“南京江东门外建立了一座死难者同胞纪念馆，里面陈列的就有其中的照片。”

1993年10月，罗瑾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才使得当年的谜题彻底解开，尽管罗瑾老人当时已经年过七旬，身体也不是很好，但还是在馆方请求下，撰写当年有关的回忆录，后来留下了记录抗日战争亲身经历的12万字自传体手稿《历史的诉说》。

1995年6月10日，吴旋和罗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再次相见，共同回忆了这段历史。

此后罗瑾多次出席有关抗战的纪念活动，并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为众人讲述当年这段往事，后来老人听说日本极右翼势力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还多次公开站出来，怒斥日军侵华暴行。

1998年，吴旋在南京去世，其出生年不详（网络查不到相关资料），2005年2月5日，罗瑾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82岁，骨灰与妻子一起合葬于南京普觉寺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