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千年前，体型巨大的原牛被驯化成人类的农耕伙伴黄牛

#端午纳福#

华夏大地，历史长河中，黄牛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作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家畜，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肉、奶、皮革等生活资料，更是农耕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但你是否想过，中国本土的黄牛是如何一步步从野生状态走向驯化，成为我们生活中亲密伙伴的呢？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与变迁？今天，就让我们沿着考古发现的线索，翻开古籍记载的篇章，一同探寻中国本土家畜黄牛化的时间线，揭开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看看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憨厚的生灵与人类相处的生活情形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

原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体型巨大，力量超群

新石器时代：驯化曙光初现

大约在距今 10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迎来了一次重大变革 —— 农业和畜牧业的起源。在西亚的新月沃地，这片被视为人类文明摇篮的区域，人们开始尝试对野生动物进行驯化，其中就包括黄牛的祖先 —— 原牛。原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体型巨大，力量超群。但在人类长期的驯化过程中，它们逐渐变得温顺，体型也有所减小，最终成为了我们如今熟悉的黄牛。

在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黄牛出土遗址是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 ，经碳十四测年结果为 5500 - 5300cal.aB.P.，这一发现将中国境内黄牛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为研究中国本土家畜黄牛化提供了关键线索。不过，此时的黄牛是否已经完全被驯化，还存在一定争议。有学者通过对遗址中牛骨的形态、大小以及出土位置等多方面分析推测，当时的黄牛可能正处于驯化的初期阶段，人类对它们的控制和利用还相对有限 。

除了后套木嘎遗址，在距今 4500 - 4000 年前后，黄牛在甘青地区的永靖大何庄遗址、秦魏家墓地，河套地区的横山贾大峁和红梁遗址、靖边庙梁遗址，以及中原地区的淮阳平粮台、柘城山台寺遗址等地也普遍出现。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黄牛骨骼，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在形态和尺寸上与现代黄牛更为接近，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黄牛在中国的分布范围逐渐扩大，驯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从这些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想象，在新石器时代的华夏大地上，早期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与黄牛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或许是在一次偶然的狩猎中，人们捕获了受伤的小牛，将其带回部落饲养。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发现这些牛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协助劳作，于是开始有意识地对它们进行驯化和繁殖，开启了中国本土家畜黄牛化的漫长征程。

商周时期：黄牛角色的初步确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商周时期，黄牛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其用途也更加广泛。在这一时期，养牛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考古发现的大量牛骨以及相关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养牛业的繁荣景象。

在商代，牛不仅是重要的肉食来源，更是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祭品。甲骨文中就有许多关于用牛祭祀的记载，如 “贞御亩牛三百”“丁亥卜 × 贞，昔日乙酉，〖FJF〗諹〖FJJ〗武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芍，卯三百 ×〔牛〕” ，甚至还有用 “千牛” 祭祖的记录。这些卜辞表明，当时的祭祀活动规模宏大，对牛的需求量极大，也从侧面反映出商代养牛业的发达。此外，商王朝对养牛业十分重视，卜辞中有殷王视察养牛情况和亲自牧牛的记载 ，为了对牛加强管理，还专门建造了 “牢” 来圈养牛。

除了祭祀和食用，黄牛在商代可能还被用于交通运输。《世本》云：“胲作服牛”，王国维考证胲即亥，也就是王亥；《尚书・酒诰》也有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 这说明在当时，牛已经作为一项交通工具在使用，帮助人们进行货物运输和贸易往来 。

到了西周时期，黄牛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又有了新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可能已经把黄牛作为役畜使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侯彦峰通过对三门峡李家窑遗址出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牛骨进行研究，利用 “役用牛骨骼鉴定方法 - 观察病理组织变化”，发现这些牛骨存在与役用相关的病理特征，从而推测当时黄牛可能已被用于耕地或运输等劳作 。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它标志着黄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为后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出土文物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商周时期黄牛与人类生活的紧密联系。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龙山文化陶质牛头，刻画简练却神气活现；殷墟花园庄东地 M54 内出土的 “亚长” 牛尊，呈写实的牛形，体态健壮、肥硕，牛身满布龙、虎、鸟、鱼等各种动物形纹饰，精美绝伦 。这些牛形器物不仅是当时高超工艺水平的体现，更反映出黄牛在人们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它们或许是祭祀时的礼器，或许是贵族阶层彰显身份的象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春秋战国：黄牛养殖的蓬勃发展

（一）养殖繁盛之地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黄牛养殖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许多地区都成为了黄牛养殖的繁盛之地，其中南阳、关中、山东等地尤为突出。

南阳，这片位于中原腹地的沃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展现出其在黄牛养殖方面的独特优势。秦国名相百里奚，这位传奇人物就与南阳的黄牛结下了不解之缘。百里奚早年落魄，在南阳城西麒麟岗以养牛为生，他对养牛之道颇为精通，所养之牛膘肥体壮。他的养牛生涯不仅是为了谋生，更在不经意间为南阳的黄牛养殖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南阳地区气候适宜，水草丰美，为黄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百姓受百里奚的影响，纷纷投身于养牛行业，逐渐形成了千家万户养牛的民风。南阳黄牛也因其独特的饲养方式和地理环境，肉质鲜美，声名远扬，成为了当地的特色名产 。

关中地区，作为秦国的核心区域，同样是黄牛养殖的重要基地。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黄牛作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受到了高度重视。关中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为黄牛的养殖提供了充足的饲料和良好的生存环境。秦国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鼓励百姓养牛，如提供优惠的土地政策、奖励养牛大户等，使得关中地区的黄牛数量迅速增加，养殖技术也不断提高。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关中地区的黄牛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还为军队的后勤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山东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齐国和鲁国等诸侯国。这里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养牛业也十分兴盛。齐国管仲改革，推行 “相地而衰征” 的政策，促进了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带动了黄牛养殖的繁荣。鲁国作为礼仪之邦，对祭祀活动极为重视，黄牛作为祭祀的重要祭品，需求量很大，这也推动了当地养牛业的发展。山东地区的黄牛养殖注重品种选育和饲养管理，培育出了许多优良的黄牛品种，如鲁西黄牛。鲁西黄牛体格健壮，结构匀称，肉质鲜美，不仅在当地广受欢迎，还远销其他诸侯国 。

（二）牛耕技术的革新

春秋战国时期，一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农业技术革新 —— 牛耕技术的出现和推广，彻底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也对黄牛与人类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牛耕技术出现之前，人们主要使用耒耜等简单的农具进行耕作，这种耕作方式效率低下，劳动强度大，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追求，牛耕技术应运而生。据《国语・晋语》记载：“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 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原本用于祭祀的牛已经被用于农田耕作，牛耕技术开始得到应用 。

牛耕技术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耕作效率。一头牛拉动犁具，可以轻松地翻耕大片土地，比起人力耕作，效率提高了数倍甚至数十倍。这使得人们能够开垦更多的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从而增加粮食产量。牛耕技术还使得土地的深耕细作成为可能，提高了土地的肥力和农作物的产量。正如《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牛耕技术的应用，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还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牛耕技术的出现，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在牛耕技术推广之前，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规模较小。牛耕技术的应用，使得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一些富裕的家庭开始拥有更多的土地和耕牛，雇佣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从而出现了早期的地主和佃农阶层。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三）与人类的共生关系

在春秋战国时期，黄牛与人类的共生关系愈发紧密，黄牛的身影遍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除了在农耕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外，还在运输、祭祀、食用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交通运输方面，黄牛凭借其强壮的体魄和耐力，成为了重要的运输工具。当时，人们常常使用牛车来运输货物，无论是粮食、布匹等生活物资，还是盐、铁等重要的生产资料，都依靠牛车进行长途运输。《管子・乘马》中记载：“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轻重有制。” 这说明在当时，牛马的使用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制，牛车成为了社会经济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区和偏远地区，黄牛更是人们出行和运输的主要依靠，它们帮助人们翻山越岭，连接起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

祭祀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黄牛则是祭祀仪式中最为尊贵的祭品之一。人们认为，黄牛是神灵与祖先的象征，通过祭祀黄牛，可以表达对神灵和祖先的敬意，祈求他们的庇佑和赐福。在重大的祭祀典礼上，如祭天、祭地、祭祖等，都会选用健壮的黄牛作为祭品，以显示祭祀的庄重和虔诚。《礼记・王制》中规定：“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 大牢即牛羊豕三牲全备，少牢则只有羊和豕，没有牛，可见牛在祭祀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对黄牛的尊崇，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也反映出黄牛在人们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黄牛作为一种重要的肉食来源，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食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在当时，牛主要用于农耕和祭祀，宰杀耕牛被视为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如贵族的宴会、节日庆典等，牛肉仍然是餐桌上的佳肴。《左传・昭公四年》中记载：“四曰味以行气。” 孔颖达疏：“味谓饮食也。饮食为味，可食之物甚多，唯牛、羊与豕三牲为贵。” 这说明在当时，牛肉被认为是一种珍贵的食物，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能享用。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对牛肉的需求也逐渐增加，一些民间的小餐馆和集市上也开始出现牛肉的售卖，但这种情况相对较少，且受到严格的监管。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黄牛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不仅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更是文化传承和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牛的存在，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与变迁，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秦汉以后：延续与传承

秦汉以后，黄牛养殖技术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饲养管理技术日益精细，品种选育也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饲养管理方面，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饲养的重要性，开始根据黄牛的生长阶段和生产目的，合理调配饲料，注重营养均衡。汉代的《汜胜之书》中就记载了用麻子和小豆喂牛的方法，以提高牛的膘情和体力 。到了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更是详细阐述了养牛的各项技术要点，包括牛舍的建造、饲料的储备、饮水的管理以及疾病的防治等 。书中提到，养牛要 “寒温饮饲，适其天性”，要根据季节变化调整饲养方式，冬季要注意保暖，夏季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保证牛有充足的饮水和清洁的饲料。

在品种选育方面，秦汉以后的人们更加注重黄牛品种的改良和优化。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经验积累，他们掌握了一系列有效的选育方法，如选择优良的种牛进行繁殖、淘汰劣质个体等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逐渐培育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良黄牛品种，如秦川牛、鲁西牛、南阳牛等。这些品种不仅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需求，而且在肉质、体型、役用性能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成为了中国黄牛品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牛在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在农业生产中，黄牛作为主要的役畜，承担着耕地、拉车、运输等繁重的劳动任务，为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经济方面，黄牛的养殖和交易也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产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同时，黄牛还在文化、宗教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一样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