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苏联政变前，赫鲁晓夫已提前获知了3条情报，他为何不反抗？

赫鲁晓夫的崛起离不开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真空。斯大林时代，苏联政坛被高压与恐惧笼罩，政治局内部人人自危。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展开激烈角逐。赫鲁晓夫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灵活的策略脱颖而出。

他先联合盟友除掉贝利亚，1955年削弱马林科夫的影响力，1957年又成功挫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组成的反党集团。到1958年，他兼任部长会议主席，成为苏联党政双重领袖，权力达到顶峰。

赫鲁晓夫最引人注目的举措是去斯大林化运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于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闭门会议上宣读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暴行，包括大清洗中的冤假错案。

这份报告震动全场，代表们鸦雀无声，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氛。报告内容随后传遍苏联，数百万政治犯获释，集中营逐渐关闭，社会氛围有所松动。赫鲁晓夫还推动平反冤案，许多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得以重返家园。

经济领域，赫鲁晓夫尝试一系列改革。他重视农业发展，推广玉米种植，试图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他还启动了“处女地”开垦计划，将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大片荒地改为农田。

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玉米种植计划在气候不适宜的地区失败，导致粮食产量下降。1963年，苏联不得不向西方购买小麦，市民排队购买面包的场景成为改革的尴尬注脚。

行政改革也引发争议，赫鲁晓夫将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改为地区分权，削弱了官僚集团的利益，引发不满。

外交上，赫鲁晓夫的政策同样充满争议。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将苏联推向战争边缘，最终以撤回导弹告终，这让党内保守派质疑他的判断力。中苏关系也在恶化，双方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分歧加剧，赫鲁晓夫与中共领导人的会晤充满火药味。

到了1964年，赫鲁晓夫的处境越发孤立。勃列日涅夫、谢米恰斯内、沃罗诺夫等人对他的改革不满，认为其政策破坏了苏联的稳定。他们开始秘密联络，筹划政变。

勃列日涅夫利用赫鲁晓夫在黑海度假的机会，频繁与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沟通，争取支持。克格勃和军方的态度也逐渐倒向反对派。莫斯科的政坛暗流涌动，赫鲁晓夫的权力基础正在悄然瓦解。

1964年夏，赫鲁晓夫通过多方渠道获知三条关键情报，揭露了反对派的阴谋。第一条情报来自克格勃内部。7月，赫鲁晓夫收到消息，称勃列日涅夫与谢米恰斯内等人正在搜集他的政策失误证据，计划在年底的中央全会上发起批评。

第二条情报在9月传来，来源是赫鲁晓夫的亲信、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成员皮德帕利。皮德帕利透露，反对派计划以“健康原因”为由逼迫赫鲁晓夫退休。他们篡改会议记录，夸大赫鲁晓夫在农业改革和外交上的失误，试图为政变制造合法性。

第三条情报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10月初带来。谢尔盖通过莫斯科的友人获悉，勃列日涅夫已成功拉拢军方和地方党委，确保政变行动不受阻碍。克格勃还加强了对赫鲁晓夫住所的监控，电话线路被窃听，行动受到限制。

面对这些情报，赫鲁晓夫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克制。他没有召集亲信反击，也没有调动克格勃调查反对派，而是选择与少数亲信商讨对策。他与米高扬多次沟通，试图评估政治局的态度，但得到的反馈令人失望——反对派已占据多数，局势难以逆转。

赫鲁晓夫的不反抗源于多重考量。首先，政治现实不容乐观。反对派掌控政治局，军方和克格勃的支持让他们的力量无可撼动。如果赫鲁晓夫选择强硬对抗，可能引发党内分裂，甚至导致国家动荡。1957年，他曾成功挫败反党集团，但当时的盟友如今多已倒戈，形势今非昔比。

其次，赫鲁晓夫的个人信念起到关键作用。他推动去斯大林化，批判个人崇拜，释放政治犯，目的在于打破高压统治的阴影。他深知，斯大林时代的清洗和暴力手段给苏联带来深重创伤。如果此时动用类似手段保权，不仅违背改革初衷，还可能让国家重陷恐怖氛围，这种后果是他不愿看到的。

此外，长期的权力斗争让赫鲁晓夫身心俱疲。他在1950年代初便开始应对党内对手，经历了贝利亚的威胁、反党集团的挑战，始终处于高压状态。到1964年，他已年近七十，健康状况不佳。面对勃列日涅夫等人的背叛，他感到深深的失望，斗志逐渐消退。

最后，赫鲁晓夫或许抱有一丝希望，通过退让保留部分影响力。他相信，自己推动的去斯大林化和开放政策已成为苏联的宝贵遗产，未来或被继承。他在日记中写道，时间会证明改革的价值。这种信念让他选择以和平方式退出，而不是以冲突收场。

1964年10月13日，赫鲁晓夫被紧急召回莫斯科。他步入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面对政治局委员们的集体批判。勃列日涅夫率先发言，列举赫鲁晓夫在农业、外交和行政改革上的失误。谢列斯特、沃罗诺夫等人接连发言，指责他的政策破坏国家稳定。赫鲁晓夫静静聆听，未作反驳。会议持续数小时，气氛沉重。

10月14日，赫鲁晓夫签署辞职协议，文件称其“因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恶化”辞去职务。签字后，他离开克里姆林宫，从此退出权力中心。政变以和平方式完成，未发生流血冲突，这在苏联高层权力更迭中堪称罕见。

赫鲁晓夫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别墅居住，生活受到严格监控。克格勃特工常驻别墅周围，电话线路被监听，外出活动受限。他试图口述回忆录，记录自己的执政经历，但手稿多次被没收。他在书房整理笔记，试图为改革正名，但努力收效甚微。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7岁。官方讣告简短，未提及他的执政贡献。葬礼在莫斯科郊外低调举行，仅少数亲友到场。墓碑上刻着简单的名字和日期，毫无昔日领袖的荣光。他的儿子谢尔盖将回忆录手稿偷运至西方出版，试图还原父亲的执政经历，但苏联国内反应冷淡，官方媒体鲜有报道。

历史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复杂而分化。他的去斯大林化政策打破了个人崇拜的桎梏，为社会松绑奠定基础。数百万冤案的平反、集中营的关闭、知识分子的回归，都源于他的勇气。航天领域的突破和早期农业改革的尝试，也一度提升苏联的国力。

然而，他的政策失误同样显著。农业改革的失败导致粮食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削弱国际威信，中苏交恶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俄罗斯学者对此争论不休：有人赞扬他敢于挑战斯大林的遗产，有人批评他的决策草率，未能触及体制核心。

赫鲁晓夫的执政生涯充满矛盾。他以农民出身登上权力巅峰，试图以改革重塑苏联，却因改革的不成熟和党内斗争的复杂性黯然离场。他的不反抗，或许是无力回天的无奈，或许是对改革信念的坚持。

无论如何，他的选择避免了流血冲突，保全了国家的稳定。他的遗产在苏联解体后逐渐被重新审视。戈尔巴乔夫曾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虽未成功，却为后来的开放埋下种子。

这场政变不仅是赫鲁晓夫个人的落幕，也是苏联改革道路的转折点。它提醒人们，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改革的艰难，往往超乎想象。赫鲁晓夫的故事，既是历史的注脚，也是对权力与理想永恒博弈的深刻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