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八个在台保定系高级将领，能出面说情的是哪三个上将?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这是吴石将军临刑前留下的绝笔。吴石的死，在当时的台湾军界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他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小人物，毕竟保定军校这块“金字招牌”，让他在军界有着不小的人脉。

当时的台湾岛上共有8位保定军校出身的高级将领，个个曾手握重权。可在吴石生死关头，这些昔日的老同学、老同僚，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有人暗中相助，有人有心无力，有人则选择了明哲保身。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中国近代军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这里走出来的将领，几乎撑起了民国军界的半壁江山。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岛上仍聚集着8位保定系核心人物：白崇禧、陈诚、李树春、秦德纯、顾祝同、薛岳、罗卓英、周至柔。

他们都是中将以上军衔，曾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也曾在官场中相互扶持，可到了台湾，境遇却天差地别。

这8个人里，日子最不好过的要数白崇禧。这位保定三期毕业的“小诸葛”，曾是桂系的灵魂人物，打仗的本事在国民党军界无人不晓。可蒋介石对桂系向来忌惮，尤其是内战期间，白崇禧多次带头“倒蒋”，这份恩怨让蒋介石记了一辈子。

到了台湾后，白崇禧名义上是“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实则被变相软禁。家门口常年有特务盯梢，出门办事身后跟着尾巴，就连家里的电话都被监听。

1952年，蒋家父子干脆派人抄了他的家，美其名曰“搜查可疑物品”，实则把地板都撬起来检查，生怕藏了什么“通共”证据。

蒋介石心里清楚白崇禧没有通共，可就是要这么折腾他，只要抓住一点把柄，就能名正言顺地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和白崇禧同病相怜的是薛岳。这位保定六期的抗日名将，曾在长沙会战中打出过漂亮的胜仗，可到了台湾却成了“闲人”。

蒋介石父子觉得他性格太刚，不好控制，只给了个虚职挂着，手里没有任何实权。薛岳也识趣，摆出一副明哲保身、不问世事的样子，可即便如此，麻烦还是找上门来。

1952年，他和白崇禧一起被抄家，理由是“调查与李宗仁、张发奎勾结的证据”。经此一事，薛岳更是谨小慎微，连老同学的事情都不敢多问一句。

李树春、秦德纯、罗卓英3人，则属于“边缘化”的群体。

李树春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早就退居二线养老，对军政事务不再过问；秦德纯虽然还挂着“国策顾问”的头衔，可在军界没什么影响力，说话没人听；罗卓英和吴石交情不深，平时来往不多，再加上自己也远离权力核心，根本没必要为了一个不熟悉的老同学冒险。

这3个人，说白了就是“有心无力”，即便想帮吴石说句话，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真正手握实权、能对吴石案产生影响的，只有陈诚、顾祝同、周至柔3人。这3位都曾担任过参谋总长，是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军事人物。

陈诚当时是台湾省主席，手握地方实权；顾祝同刚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下来，虽已转任虚职，但资历深厚；周至柔则是时任参谋总长，掌管着军队日常运作，理论上说话最有分量。

他们和吴石既是保定校友，又是多年同事，于情于理都该站出来说句话，可现实却远比想象中复杂。

1950年的台湾，白色恐怖笼罩全岛，“肃谍”风声鹤唳，一场由叛变引发的血案，让潜伏的地下党员陷入绝境，其中就包括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这场风波的起点，是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的倒戈。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可他没乖乖就范，反而贿赂看守成功逃脱。

本应低调藏匿的他，却改不了贪图享乐的性子，在一家西餐厅吃饭时被特务认出，再次落入法网。这一次，他没能硬气到底，为了能让16岁的妻妹留在身边陪伴，最终选择彻底叛变，用400多名地下党员的名单，换取了自己的苟活。

这个时候，华东局特派员朱枫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正盼着回到大陆与家人团聚。她特意托富商朋友带信回家，只写了“将于月内返里”几个字，字里行间满是归乡的期待，却不知危险已步步紧逼。

2月2日，吴石得知蔡孝乾叛变的消息后，当即派副官聂曦紧急联络朱枫，让她赶紧转移避险。

朱枫临危不乱，收拾简单行李就离开了住所，按照吴石的安排，躲进了台北市杭州南路的台湾电力公司招待所。可当时台湾的海空航线全被封锁，想要离开孤岛难如登天。

吴石冒险动用自己的权限，给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安排她搭乘2月4日飞往舟山定海机场的军用运输机，盼着她能从舟山转道回上海。

可舟山正值国共两军隔海对峙，岗哨遍地、特务横行。朱枫为了隐藏身份，故意装病住进了沈家门私立存济医院，以为这里人员流动大，不容易被盯上。

但特务的搜查远比想象中严密，2月18日，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带着人找到了她，朱枫不幸被捕。羁押期间，她深知自己一旦招供会牵连更多同志，就从衣裳夹缝里掏出提前藏好的金链、金镯，分4次吞服试图自杀殉职，可最终还是被特务抢救过来，随后押解回台湾。

吴石的身份也因为蔡孝乾的叛变逐渐暴露。保密局从蔡孝乾的公文包里搜到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吴次长”3个字，直接指向吴石。

毛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时只简略提了一句，向参谋总长周至柔详细说明后，周至柔让他先侦查求证。专案小组组长谷正文没有直接找吴石夫人套话，而是通过蔡孝乾身上一张写有朱枫电话号码的新台币钞票，顺藤摸瓜锁定了两人的关联。

再加上吴石家中搜出的《特别通行证》存根，与他办公室的申领记录、笔迹完全吻合，还牵连出副官聂曦曾帮蔡孝乾的姘居对象办理假出境证的线索，吴石的“通共”罪名被彻底坐实。

1950年3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下令逮捕吴石，一同被捕的还有他的夫人王碧奎、好友陈宝仓中将、副官聂曦上校等人。

这场由叛变引发的悲剧，让潜伏的英雄们陷入绝境，也见证了他们在生死考验面前的坚贞与决绝。

台北的军事法庭上，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压抑。吴石中将被捕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军界都捏着一把汗。谁都知道，这案子沾着“通共”的边，在白色恐怖的风口上，办轻办重都难。

按照规矩，时任参谋总长的周至柔得牵头组建审判庭，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活儿就是块烫手山芋。

周至柔思来想去，挑了3个人搭班子：蒋鼎文当审判长，韩德勤和刘咏尧做审判官。这3人选得颇有讲究，清一色都是保定军校出身，要么是吴石的同门师兄，要么私下有交情，而且有个共同点：都是挂着虚衔没实权的“闲人”。

蒋鼎文和韩德勤顶着“总统府战略顾问”的名头，平时没啥正经事可干；刘咏尧虽说挂着国防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可实权都在别人手里，主要精力全放在青少年军训上，也算是半个闲差。

周至柔这么安排，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方面，让同门审理同门，外人看着显得客观公正，不至于说他偏袒；另一方面，他料定这些老校友念及保定同窗的情分，说不定能给吴石留条活路。

更重要的是，周至柔本身是个怕惹麻烦的技术官僚，他心里清楚，吴石虽说被定了“通共”的罪名，可没真刀真枪搞颠覆，也没泄露啥能动摇根基的核心机密。

那个年头国民党内部构陷成风，今日他把吴石往死里判，他日别人给自个儿扣个莫须有的罪名，岂不是也难逃一劫？所以审判前，他特意找3位审判官透了口风：“这案子性质严重，可真要论死罪，还差点意思，你们斟酌着办。”

3位审判官一听就明白了周至柔的心思。审判长蒋鼎文主导审理后，很快拿出了初审意见：重判，但不判死刑。

他在判决理由里写得明明白白，吴石虽有通共行为，可没直接参与颠覆政权的活动，想凭着法律条文绕开政治干预。刘咏尧也跟着附和，说吴石的事儿虽闹得大，但没造成实际危害，主张判重刑留条命。

韩德勤比另外两人更直接。他不光在法庭上公开替吴石说话，直言“他犯的错该受重罚，可一身军事才干实在可惜”，还私下跑去找陈诚帮忙。

韩德勤敢这么“折腾”，不光因为和吴石是保定同门，更因为他知道吴石对陈诚有救命之恩，当年北伐战争，陈诚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是吴石背着他在枪林弹雨里杀出重围，才捡回一条命。

陈诚念着这份救命情，确实想帮吴石一把。可他太了解蒋介石的脾气了，蒋介石认定的事，谁拦着谁倒霉。陈诚不敢公开站出来反对，只能在向蒋介石汇报案情时，旁敲侧击地提了句“军法审判得按规矩来，程序上得审慎些”，盼着能拖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转机。

那会儿台湾的政治氛围本就紧张，“肃谍”口号喊得震天响，蒋介石对“通共”案件向来是零容忍。陈诚的委婉进言，韩德勤的公开求情，蒋鼎文等人的初审意见，在蒋介石的铁腕面前，都显得格外无力。

这些保定同门费尽心机想给吴石留条活路，可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没能抵过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一场围绕人情与权力的博弈，终究要朝着残酷的方向收场。

吴石将军的故事，一直到了今天都还在被我们传颂，这不只是因为他为我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更因为他的信仰之坚定。吴石、朱枫、聂曦和陈宝仓等烈士，永远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