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诸葛亮被后世“神化”，其能力和历史地位被过度夸大。

关于诸葛亮的历史评价，始终存在着一场跨越千年的争议。近年来，网络上不少观点认为，这位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被后世过度 “神化”，其真实能力与历史地位被人为抬高。然而，当我们拨开《三国演义》的文学迷雾，回到正史记载的具体情境中，会发现诸葛亮的才能与担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展现出不容忽视的光芒。

建安十三年的长江岸边，赤壁之战的烽火尚未燃起，47 岁的曹操已率大军压境，荆州刘琮不战而降，刘备集团面临着覆灭的危机。此时，27 岁的诸葛亮主动请缨，作为使者前往东吴。在柴桑的孙权府邸，他面对满堂谋士的诘难，从容不迫地分析局势：“曹操之众，远来疲弊，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 这番话不仅打消了孙权的顾虑，更促成了孙刘联盟的形成，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外交成就，在《三国志》中有明确记载，展现出诸葛亮敏锐的战略眼光与出色的沟通能力。

有人质疑诸葛亮的军事能力，认为其五次北伐皆以失败告终，是劳民伤财之举。但翻开三国时期的人口与兵力数据，便能理解这场战争的艰难。曹魏占据中原九州，人口达 440 多万，总兵力超过 40 万；东吴据有江东，人口 230 多万，兵力约 20 万；而蜀汉仅有益州一地，人口不足 90 万，兵力不过 10 万。在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下，诸葛亮的北伐更像是以攻为守的无奈之举。

建兴七年的卤城之战，堪称诸葛亮军事才能的经典体现。当时，他率领的蜀军多为益州本地士兵与南中少数民族组成的 “杂牌军”，而对手则是曹魏名将郭淮统领的关中精锐。诸葛亮采用 “分兵屯田，持久作战” 的策略，在祁山附近开辟军屯，解决粮草问题。当郭淮试图突袭蜀军粮道时，诸葛亮早已设下埋伏，将其精锐部队分割包围，最终 “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展现出他对战场形势的精准判断与战术布置的灵活性。

面对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诸葛亮更是展现出心理战的高超技巧。太和五年，蜀军与魏军在五丈原对峙，司马懿坚守不出。为激怒对方，诸葛亮派人送去一套女子服饰，暗示其怯懦如妇人。司马懿虽当众接受服饰以稳定军心，却始终不敢出战，足见其对诸葛亮军事能力的忌惮。这种 “以智取胜” 的策略，在实力悬殊的对抗中，成为蜀军争取主动的重要手段。

在军事发明领域，诸葛亮的创新同样令人瞩目。为解决蜀军北伐的粮草运输难题，他改进原有运输工具，发明了 “木牛流马”。据《三国志》描述，木牛 “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流马则 “形制如象”，能在崎岖的蜀道上灵活行进。这种结合了机械原理与实用需求的发明，有效缓解了蜀军的后勤压力。而他改良的 “诸葛连弩”，能 “一弩十矢俱发”，在当时的战场上堪称威力巨大的远程武器，为蜀军的防御与进攻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于诸葛亮治国能力不足的说法，更与史实相悖。章武三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南中地区豪强叛乱，益州本地士族与外来势力矛盾尖锐，经济因连年战争而凋敝。诸葛亮执政后，首先率军南征，采用 “攻心为上” 的策略，七擒七纵孟获，最终平定南中，不仅稳定了后方，更获得了当地的战马与金银资源。

在经济方面，他大力兴修水利，修复了李冰修建的都江堰，设置 “堰官” 专门管理，保障成都平原的灌溉。同时，推广 “稻麦轮作” 的耕作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在手工业领域，他设立 “锦官” 管理蜀锦生产，使蜀锦成为蜀汉重要的出口商品，远销魏吴两国，为国家带来丰厚收入。经过数年治理，蜀汉出现了 “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 的繁荣景象。

在吏治方面，诸葛亮秉持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 的原则，严厉整治贪腐。他亲自撰写《蜀科》作为法律依据，无论亲疏贵贱，一律依法处置。长史杨仪与将军魏延素有嫌隙，诸葛亮虽知二人矛盾，却能根据其才能分别委以重任；而对于徇私枉法的李严，则坚决罢黜流放。这种 “赏不遗远，罚不阿近” 的作风，使得蜀汉官场 “吏不容奸，人怀自厉”，政治清明程度远超同时期的魏吴两国。

诸葛亮的个人品德，更是成为后世楷模。他辅佐刘禅期间，始终恪守臣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出师表》中，他写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字里行间流露的忠诚与感恩，成为千古传诵的佳话。他生前清廉，临终前留下遗嘱：“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在封建时代的权臣中实属罕见。

诚然，《三国演义》中的 “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 等情节，多为文学虚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神化” 了诸葛亮。但将文学形象与历史原型混为一谈，进而否定其真实能力，则有失偏颇。历代帝王对诸葛亮的推崇，恰恰印证了其历史地位的合理性。唐太宗李世民将诸葛亮与孙武、吴起并列为 “兵家亚圣”，康熙帝更是评价其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

如果用多维视角来衡量诸葛亮的能力，除了个人武力值稍逊外，其政治、军事、外交、发明、品德等方面，在三国时期都堪称顶级水准。他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将弱小的蜀汉打造成能与魏吴抗衡的力量，其治国与军事才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建兴十二年八月，五丈原的秋风吹起萧瑟的落叶，54 岁的诸葛亮在军中病逝。消息传到成都，百姓 “巷祭”，士兵 “野哭”，就连对手司马懿也感叹：“天下奇才也！” 如今，成都的武侯祠依然香火鼎盛，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此驻足，凝视着那位手持羽扇的智者雕像。千百年的争议或许仍将继续，但诸葛亮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印记，早已超越了 “神化” 与否的讨论，成为一种象征 —— 象征着忠诚、智慧与担当，在不同的时代里，给予人们不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