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看似普通的全国1%人口调查，为什么与你我息息相关？

1662年，伦敦城里一位名叫约翰·格朗特的布商，做了一个古怪的举动：他收集了教堂里堆积如山的死亡记录。

当时伦敦每周发布《死亡公报》，记录死因和人数。在黑死病阴影下，人们只关心死亡总数是否飙升，而格朗特却从这些枯燥数字中发现了一些惊人的规律：新生儿性别比稳定在108:100；城市死亡率始终高于农村；甚至不同季节的主要死因都呈现周期性变化。

这位自学成才的布商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死亡公报的自然和政治观察》竟成了统计学的奠基之作，证明了人类行为、社会现象是能通过数据精准预测的。这种“用数据说话”的思维，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乃至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人类简史》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744年，两位苏格兰教会人士打算建立一个寿险基金，为神职人员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补助。他们想要知道的是，基金规模得有多大才能提供有效的保障。为了知道这一点，就得预测每年大概会有多少神职人员去世。

他们没有请求上帝告诉他们答案，而是找了爱丁堡大学的数学家，通过收集民众过世年龄的材料来计算，某一年大概会有几位牧师过世。

整理数据后，他们推测：平均而言，苏格兰通常有930位长老会牧师，每年过世27位，其中18位会留下遗孀，此外还有孤儿的人数、遗孀的生存寿命等数据也整理出来了。最后算数，到1765年，总资本需要58348英镑。

事后证明，这个计算准确到不可思议！到了1765年，基金总资本为58347英镑，和预测只差了1英镑！

这两个故事不仅标志着统计学特别是人口统计学的诞生时刻。在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看来，这更是一个深刻的权力转折点。

在此之前，权力主要体现在君主对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而格朗特和苏格兰牧师的工作，象征着一套新逻辑的出现：权力不再仅仅满足于压制，而是开始致力于管理和优化生命。

当国家开始不厌其烦地收集出生、死亡、疾病的数据时，其目标已不再是简单的征税或征兵，而是要理解“人口”这一被视为具有自身规律（如死亡率、发病率）的“自然现象”。统计学，正是使“人口”变得清晰、可知、可被管理的核心技术。

福柯犀利地指出，“统计学”（Statistics）的词根就是“国家”（State）。这并非巧合，而是深刻揭示了其本质：统计学自诞生起，就是一门 “关于国家的知识” ，是现代国家实现理性治理的基石。这套方法的核心，福柯称之为“治理术”。

治理术标志着权力焦点的转移。前现代权力关心的是领土和臣民的直接控制，而现代权力则转向管理作为集体生物的生命——“人口”。国家需要知道人口的总量、结构、健康水平、流动趋势，因为这些是国力的基础。

通过统计学，一种新的权力形式——“生命权力”得以运转。它不再只是“让你死”，而是致力于“让你活”——并通过干预出生率、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方式，来优化整体人口的生命质量。

统计，就是这种权力“看见”和“计算”生命的方式。当国家将人口按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教育水平进行分类时，它就在按照治理的需要“塑造”和“定义”其管理对象。

理解了福柯的框架，我们再回看2025年中国的1%人口抽样调查，其意义便超越了简单的数据更新：这是一场精密的当代“治理术”实践。

此次调查像是国家对其治理对象的一次高分辨率、多图层的扫描。

国家可以通过年龄结构、婚姻生育数据，精准预测未来的教育需求、劳动力供给和养老金压力，从而为从“幼有所育”到“老有所养”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政策提供导航。

可以通过迁移流动数据，动态描绘城镇化的进展，揭示人口集聚与流失的轨迹，从而决定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发展政策。

可以通过提炼“行业”与“职业”数据，把握劳动力市场的优化与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

等等等等。

从格朗特的死亡公报到今天的1%人口抽样，统计学的演进史，也是一部国家“治理术”不断精致化的历史。我们成为了被国家持续观察、分析和管理的对象，也是这套基于统计进行治理的庞大体系的受益者——我们享受着国家动态调整、精准投放的医疗、教育和社保资源。

因此，如果成为那被调查的1%，那么我们要有这样的觉悟：在填写调查问卷时，我们不仅是在履行公民义务，更是在参与塑造国家所“看见”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提供准确的数据，国家才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