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结束，毛主席兴冲冲地邀请“最好的朋友”入党，惨遭拒绝

老覃在昨天发布了《毛主席在附小教书时期，和工人闲聊，突听他们提周恩来，全身一震》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讲的是毛主席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四五月间，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经过。

1921年这个年份，是值得现在所有中国人都必须铭记的一个年份。

因为，在这一年七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当时的绝大部分人都缺乏前瞻性，预料不到她日后会积蓄起改天换日的巨大能量，

这其中，包括“南陈北李”这两大创建者。

的确，在建党之初，我们的组织还是非常弱小的。

当时包含远在海外的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周恩来5人在内，全国分布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总共也只有55人（注：一说是53人，另一说是57人）。

这次前来出席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12人。

“南陈北李”中的陈独秀，由于受到了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邀请，有在广州政府任职的希望，他本人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而让包惠僧代替参加。

“南陈北李”中的李大钊，说是北大放暑假了，北大的校务繁忙，走不开，也让年方19岁的刘仁静代替自己参加。

我们从“南陈北李”当时看待这次会议的态度来看，他们的确是不够重视——如果他们知道，这次会议将是翻开历史新一页的标志，从此标榜史册，并且流传千古，那么，就算天上在下刀子，他们也是要昂然前来参加的。

广州小组的代表陈公博，虽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却只是借新婚度蜜月之机，礼节性地来走个过场。很多时间，他都是陪着漂亮的新婚妻子李励庄逛街逛商店购物。

他们夫妇住的地方，在远离会址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的豪华大东旅馆。

到后来，陈公博甚至以“要陪妻子没时间”为由，缺席了后面的会议。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陈公博本身也是个水性杨花、意志极不坚定的小人。他在一大以后不久，就选择了脱党，先后投靠了蒋介石和汪精卫，1938年直接沦为了汉奸。

代表陈独秀列席会议的包惠僧，也在大革命失败后，意志消沉，选择了脱党。

代表李大钊参加会议的刘仁静，则受托洛茨基的影响，发布了很多不当言论，被开除出党。

此外，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和广东小组代表周佛海，都做了可耻的叛徒。

而作为湖南小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毛主席，却从一开始，就对共产主义事业有了无比坚定的信仰。

他在1921年6月29日早上，与新婚燕尔的娇妻杨开慧依依惜别，携何叔衡秘密登上了经武汉转道上海的轮船。

在船上，在同一船舱里，他碰上了老朋友萧子升！

老覃在前天发布的《1921年，毛主席要解散如日中天的新民学会，与好友撕破脸吵了一架》一文讲了，萧子升于1921年3月间从法国归来，听说毛主席要解散新民学会，非常生气，和毛主席撕破了面皮，大吵了一架。

这次，他准备取道上海回法国，意外地与毛主席在轮船上相逢了。

毛主席不忍心看着老朋友日渐落伍，根据《资本主义制度概论》一书的内容，就中国的政治前途问题同他说了一个晚上。

但两人的信仰差距实在太大了，萧子升始终不能接受毛主席的观点。

一大从7月23日晚8时许拉开了“序幕”，8月5日结束，历时14天。

会议主要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二个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这14天的时间里，萧子升还一直呆在上海。

毛主席还不放弃对这位老朋友的努力。

毕竟，曾几何时，他把萧子升视为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他找到萧子升，非常乐观地对萧子升说：

“参加这次会议的好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相信我，经过我们的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会统治中国。”

但是，萧子升长了一个“花岗岩的脑袋”，油盐不进。第二天一早，他就乘船去了法国巴黎。

毛主席与何叔衡回到长沙，立即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当时，新民学会成员易礼容主持潮宗街文化书社。

毛主席兴冲冲地找到了易礼容，一把将易礼容拉到书社对面人少的竹篱笆旁边，说要成立共产党，邀请易礼容参加。

易礼容晚年回忆了当天他们两人的谈话内容。

当时，他是这样对毛主席说的——

“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是要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

毛主席严肃地说：

“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

易礼容向来相信毛主席的话，于是说：

“瓜熟蒂落，就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