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小孩”的悲剧：当自然教育遇上社会真空！

这几天，四川高速公路的一个服务区，一个没穿衣服、留着长发的孩子冲进公众视野。

他的父母告诉记者：

“我们是在用自然教育的方式，让孩子回归真实的人性。”

一时间，舆论炸锅。

有人骂他们是“疯子”，有人说他们是“新时代的邪教徒”，

还有人提议——应当剥夺他们的抚养权，让孩子回归社会。

但这话说得轻巧，真正的问题是：

剥夺之后呢？孩子归谁？谁来管？

在国内，剥夺父母抚养权的门槛极高。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六条，

只有在“虐待、遗弃、严重危害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况下，

法院才可以依法剥夺父母监护权。

也就是说，你必须提供证据：

比如孩子被殴打、被虐待、被故意放弃、被迫劳动……

但这对“野人父母”，并没有做这些。

他们给孩子吃饭，也没有强迫孩子劳动，甚至在他们自己理解中这还是在“保护孩子”。

你可以骂他们脑子不正常，说他们愚昧。

但在法律的定义里——愚昧不是犯罪。

退一步说，假设我们真的“剥夺这对父母的监护权”，

可问题马上变成了另一个——孩子接下来怎么办？

在欧美国家，这个问题不难。

他们有完整的儿童保护体系、寄养制度。

孩子会被安置到寄养家庭、福利机构，

国家会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心理支持。

可在中国呢？

现实的残酷是：

一旦孩子被剥离家庭，他就可能无处可去。

中国的儿童福利体系主要针对：

• 父母双亡的孤儿；
• 被法院判决确认为“无监护人”的重病或残疾儿童。

而像“野人孩子”这样——父母健在，只是“教育方式怪异”的情况，

在行政分类里，不归任何部门直接管辖。

换句话说，这孩子不是没人关心，而是没人有权关心。

回首过去，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类似的舆情舆论风暴都伴随着“该管管”的呼声，

但我们往往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步——谁来管、怎么管、管得起吗？

在中国，公共治理系统对“家庭私域”的介入极其谨慎。

因为那意味着庞大的责任与资源投入。

所以当有人高喊“国家要出手”时，

体制内其实也在暗暗问一句：

我们接得住吗？

在我看来，“野人小孩”最大的悲剧，不是有疯父母，

而是——他生在一个不懂如何拯救疯父母的社会。

我们有对错的判断，却没有救助的机制；

有舆论的狂潮，却没有制度的延续；

有一时的同情，却没有系统的方案。

孩子的孤独，正是制度的孤独。

当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无法进入“家庭内部”，

当社会救助机制缺乏“中间地带”，

孩子就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被撕裂。

他不是野人，他只是被文明遗忘的人。

“野人小孩”事件不是个笑话，而是一面镜子。

它照出父母的偏执，也照出社会的盲区。

一个国家的文明，不是看高楼多高、GDP多大，

而是看——当最无助的人出现时，

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接住他。

如果今天我们只会谴责父母，而不去构建制度，

那明天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野人孩子”。

我们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但更大的问题是——有些孩子，根本没被允许站上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