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报！以色列债务/GDP飙升近70%，三枚定时炸弹已启动

以色列经济面临的威胁：三大事件，一个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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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经济面临的风险在最近几周有所上升，同时以色列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这是由于三起同时发生的事件：加沙停火结束和战斗恢复，2025年有问题的国家预算获得批准，以及政治不稳定（表现为"守门人"被解职和司法改革再次提上日程）。

所有这些都引发了对以色列政府财政责任的广泛质疑，特别是关于战争融资的问题。

第一起事件：战斗恢复

第一起事件是战斗的恢复，这发生在3月中旬。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也重新引发了以色列面临的火箭弹威胁和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除了伴随战争现阶段及其目标的不确定性外，这也阻碍了几周前开始恢复正常运转的经济。

例如，战斗的恢复对以色列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是由于预备役人员的动员。

企业将不得不再次为那些被召回预备役的员工寻找替代者；此外，动员预备役士兵的相关费用也在增加。2024年财政部的一项研究发现，一名预备役士兵的经济成本约为每月48,000谢克尔。

2024年10月，以色列银行行长阿米尔·亚龙教授估计，不征召极端正统派（注1）男性的经济成本约为每年100亿谢克尔（约占以色列GDP的0.6%）。

图1：2020-2024年以色列债务发行和债务与GDP比率

以色列银行2024年年报（于2025年3月发布）也指出，如果不采取重大措施，包括进一步削减预算和增加税收，就不可能恢复高强度战斗。

图1清楚地表明，迄今为止为战争融资需要筹集巨额债务，甚至超过了2020年新冠危机期间筹集的债务。

因此，2024年筹集的债务达到2780亿谢克尔，而2020年为2650亿谢克尔。如图所示，这些借款加上接近零的GDP增长，导致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22年的60%显著上升到2024年的69%。

第二起事件：破坏以色列经济稳定的预算

第二起破坏以色列经济稳定的事件是以色列议会批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预算，总额约为6200亿谢克尔。

从表面上看，通过国家预算应该是政治和经济稳定的积极信号。然而，批准的预算对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政府来说是政治成就，但对国家来说是经济失败。

以色列银行和财政部多次表示，当前政府的优先事项与以色列国面临的经济挑战不一致。

因此，专业机构对2025年预算的建议与最终批准的预算之间存在显著差距也就不足为奇了。该预算将大部分负担放在了以色列的劳动人口身上，包括增加国民保险缴费、冻结所得税等 级、减少带薪病假天数以及提高增值税——所有这些都可能损害经济中的需求水平。

此外，预算还包括对教育、医疗和福利预算的全面削减。相比之下，预算缺乏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没有大幅削减不必要的联盟资金，也不包括根据"复兴法"承诺的用于加沙边境和北部社区重建的资金。

预算中没有包含可能鼓励经济增长和极端正统派男性融入劳动力市场的条款，而是作为联盟协议的一部分包括津贴，这些津贴激励他们不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和不参与劳动力。

此外，向不教授核心科目的极端正统派教育机构拨款使问题长期存在并恶化，因为他们提供的教育并没有提高学生未来的收入潜力。

总而言之，尽管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在2024年12月承诺赤字不会超过4%，但批准的预算中计划赤字已经达到4.9%。这是在以色列因战争连续两年未达到计划赤字目标之后：2023年赤字达到4.1%，2024年达到6.8%。

所有这些都在短时间内将以色列的债务与GDP比率从60%显著提高到70%（见图1）。如果新上任的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重新占领加沙地带的计划得以实施，赤字——以及债务与GDP比率——将急剧上升。

第三起事件：政治不稳定及其经济影响

第三起事件是政治不稳定，其标志是司法改革的回归以及试图解雇总检察长和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负责人。

自战争爆发以来，三家信用评级机构下调了以色列的信用评级。在自2022年11月选举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中，他们都提到了对政治不稳定和以色列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的担忧。

过去一年中，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预测战后以色列经济将高速增长。他多次批评评级机构，声称他们关注的是非经济问题。然而，他的论点存在一个根本性缺陷：大量经济学文献表明，经济和政治制度影响一个国家的增长和繁荣。

例如，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证明，拥有民主制度和稳定法治的国家往往经济繁荣，而制度薄弱的国家难以实现有意义的长期增长。这意味着，从纯经济角度来看，削弱司法权力应该会影响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

因此，评级机构在评估每个国家时必须考虑政治问题，以评估其经济的潜在风险。本质上，政治不稳定会导致债务融资成本上升，2023年以色列风险溢价的上升就证明了这一点——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

政治不稳定的代价：债务风险上升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三起同时发生的事件对以色列金融韧性的影响（正如国际投资者所认为的那样），研究信用违约互换（CDS）的波动是有用的。这种金融工具可以作为对债务违约风险的保险。

一个国家的CDS越高，投资者对其经济稳定性的感知风险就越大。由于该指数每日变化，它可以实时反映一个国家的信用风险。

图2显示了自2023年1月1 日以来以色列10年期政府债券的CDS（以美元计价）。

它表明，以色列的CDS在2023年初开始温和上升，并在战争爆发时显著飙升。在战争的第一年，它继续保持modest上升趋势。在以色列于2024年10月成功对伊朗采取行动后，

CDS急剧下降。在与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后，CDS在2024年11月继续下降。然而，随着2025年3月初加沙战斗的恢复，以色列的CDS再次上升。这种上升的实际意义是，市场正在对以色列更高的违约风险进行定价。

这一指数往往先于信用评级机构的决定。例如，穆迪在2024年2月和9月下调了以色列的信用评级，远在CDS飙升之后。

总体而言，穆迪对以色列的信用评级从战前的A1降至Baa1，展望为负面。这一评级非常接近Ba1，而Ba1级别的债券被视为垃圾级。降至这一级别可能会将以色列推向金融危机，使其难以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以资助其支出（包括战争费用）。

表1突出了这一危险以及进一步降级的可能性。

该表比较了几个国家的10年期CDS利率和穆迪评级。它显示，投资者对以色列债券风险的评估高于其官方信用评级所暗示的水平。

例如，以色列的信用评级高于意大利、希腊和印度，这意味着根据穆迪的评级，以色列债券的风险较低。然而，根据CDS水平，以色列债券被视为比这些国家的债券风险更高。

结论

总之，从本文分析的三起事件同时发生的情况来看，经济前景并不乐观。这并不是说国际市场应该决定以色列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决策。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国家领导层必须考虑到，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也与其在金融市场中的形象息息相关。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正处于安全、政治和社会漩涡的中心，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贸易战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些不确定性主要源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由于贸易战，我们正在目睹全球金融市场的下跌，并担心2025年会出现全球经济放缓甚至滞胀。如果这些情景成为现实，以色列经济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以色列必须密切关注国际金融机构，在这一时期更加谨慎行事，并尽量减少影响其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因素。

译自：INSS

作者：托默·法德隆& 埃斯特万·克洛尔

时间：20240430

声明：文中观点不代表译员及“伊政会”立场

注1：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哈瑞迪派，Haredi）是犹太教正统派中最保守的群体，以其严格遵循宗教传统、与现代社会保持距离而闻名。

一、定义与基本特征

1. 宗教核心

哈瑞迪派视《妥拉》（摩西五经）和《塔木德》为神圣不可更改的律法，认为犹太教的613条戒律必须逐字逐句遵守。他们强调“等待弥赛亚降临”，反对人为加速救赎进程，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建立的以色列国是“对神的亵渎”。

2. 生活方式

1）教育隔离：男性从青少年起进入宗教学校（Yeshiva）终身研读经典，女性则接受宗教教育后成为家庭主妇。

2）服饰规范：男性穿黑衣、戴黑帽，女性着保守服饰并佩戴头纱，以此与世俗社会区分。

3）性别隔离：公共场合严格分离男女，包括泳池、学校等。

3. 人口与经济

哈瑞迪派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2%-13%（约120万人），生育率极高（平均每家庭6-15个孩子），但多数家庭依赖政府补贴和女性零工收入。近年部分女性开始进入职场或接受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家庭经济支柱。

二、反对以色列建国的理论基础

1. 神学依据

根据《塔木德》注释，犹太人应“被动等待弥赛亚救赎”，而非通过武力复国。哈瑞迪派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神对世俗化犹太人的惩罚”，而以色列建国违背了这一神学逻辑。

2. 政治立场

部分派系（如Neturei Karta）公开反对以色列国，参与焚烧国旗、与伊朗等阿拉伯国家合作，主张“和平解体以色列”。他们认为国家存在本身是对宗教救赎的干扰。

三、社会与政治影响力

1. 兵役豁免争议

自1948年建国起，哈瑞迪派男性因宗教学习豁免兵役，引发世俗派不满。2013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强制征兵，但执行受阻；2024年6月最高法院再次裁决取消豁免权，要求宗教学校学生服役，否则停止政府资助，引发大规模抗议。

2. 教育体系与政党

1）哈瑞迪学校独立于国家教育体系，专注于宗教经典教学，长期获得政府高额补贴。

2）代表政党包括沙斯党（11席）、以色列联盟等，常通过支持右翼联盟（如内塔尼亚胡政府）换取宗教政策让步。

3. 宗教机构控制

哈瑞迪派掌控最高拉比院，决定“谁是犹太人”的认定标准，影响移民归化、婚姻合法性等核心事务。

四、内部争议与发展趋势

1. 与世俗社会的冲突

哈瑞迪派的高生育率、依赖福利和拒绝融入现代经济引发财政负担争议。2022年以色列极端正统派贫困率高达60%，加剧社会对立。

2. 分化与变革

年轻一代出现分化：部分女性追求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少数男性自愿参军或进入职场；但主流仍坚持传统模式。以色列政府尝试通过“替代服务计划”缓和矛盾，但成效有限。

五、国际影响力

哈瑞迪社群在欧美多国（如美国纽约、比利时安特卫普）形成封闭社区，总人口超50万。这些群体常批评以色列政策，甚至参与国际反以活动，进一步复杂化以色列的国际形象。

总结

哈瑞迪派是以色列社会独特的“国中之国”，其宗教保守主义与现代化国家的矛盾持续发酵。尽管最高法院近年试图削弱其特权，但高生育率和政治联盟仍使其保有强大影响力。未来如何平衡宗教自由与国家整合，将是以色列面临的长期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