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生活打卡季#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局势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一方面，北洋军阀混战不断；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和革命势力的日益壮大促使统一的步伐渐行渐近。

不过话说回来，截至1926年北伐之前，日本对中国统一走向的认识并不清晰，甚至还存在着否定中国国家资格的“中国非国论”。

民国军阀割据图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理解这一“暴论”？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1）矢野仁一的挑战

1921年11月，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旨在重建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

11月19日，法国代表白里安主动提出，“中国领土完整之原则，在法国方面固然完全赞成，惟中国疆界应先确定，则此原则方有重要意义可言”。

美国代表罗脱当即表示，“相关讨论，应以中国本部与中国行使宗主权各地之间宜加区别，此议案似可仅及于中国本部。”

华盛顿会议上的讨论要旨传回国内后，舆论大哗。

华盛顿会议

12月2日，梁启超在天津青年会发表专题演说。

他不仅系统阐述了东三省等地“在两千多年来一直都是中国的郡县”的史实，还指责日本“意欲将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四天后，上海《时事新报》刊载了他的演讲稿全文。

文章发表后，被当时日本各界视为“国士”的矢野仁一，立刻发表了《满蒙藏非中国本来领土论》《中国无国境论》《中国非国论》等系列文章以示“回应”。

资料显示，矢野仁一是京都帝国大学校内，唯一一个“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东洋史学者。

尽管他的学术地位与成就，远不及同校的内藤湖南以及桑原骘藏二人，但是得益于他在满蒙问题上“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一直备受日本军政界高层人士的重视，因此长期担任东洋史学第三讲座。

矢野仁一（1872—1970）

为了彻底驳倒梁启超，他基于历史、文化和地理等层面，给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令人瞠目结舌的暴论。

首先，矢野仁一从“边疆”的定义与历史变动入手，企图彻底拆解“大一统中国”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所谓边疆是指这种理论和实际的境界，即以实际统治的部分和实际并未统治的部分为境界的地方。实际上只不过手不能达、不能及而受着限制，不像有国境之国的国境那样明了，是非常暧昧的。

紧接着，他以内外蒙古、新疆、西藏、东北等为具体事例，一再强调中国边疆的“流动性”和“漠然状态”：

中国直到清朝以后，政治和文化势力才到达了云贵与蒙古一带，实属前代未见的现象；新疆是在清朝末期，重新开拓的边疆地区；今天的西藏，可说是已经成了英国的保护国，中国仅残存着名义上的宗主权而已。

在他看来，“边疆各地并非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它们与中国不过是通过清朝共同拥戴一个君主的关系而已。”

《嘉庆重修一统志》内附“皇朝舆图”

其次，矢野仁一不仅对古代中国的“天下观”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嘲讽，还对“国境”和“国家”的概念进行颠覆性论述。

比如他在《中国无国境论》一文中指出：

所谓国境，是国家组织完成的必要条件，不是先有国家而后才有国境，是先有国境而后才有国家。如果是没有国境的国家，那就不是真正的国家，至少不是完整的国家。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矢野仁一引用《尚书》中“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一句来证明，古代中国的世界观是“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

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境的观念，故而中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

他甚至恶意满满的表示，“中国的边疆只不过是假的国境，或者说是中国在世界帝国时代的遗迹或遗痕。”

长城

第三，矢野仁一基于“德化主义”与“文明”的层面指出，“一直倡导德化主义与王化主义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他在《中国非国论》一文当中，先后举出了“礼乐典章是超越国家的过于高尚的政治和文化、政治只是读书人炮制的游戏、中国人缺乏国民教育、科举制度是所学非所用”等6个“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准确性。

在文章结尾，他用近乎嘲讽的语气表示：

用近代国家的标尺来看，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境线、没有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没有完整的国家组织、没有国家责任感以及言论责任感的非近代国家。中国如果不放弃满洲以及其他尾大不掉的边疆地域，就不能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革命。

除此之外，他还在《中国的国家及社会》一文中宣称：

近代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一大属性就是拥有确定稳固的国境，军事力量也是近代民族国家最为重要的条件。至于以和平主义立国的中国，不可能建设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

矢野仁一著《满洲近代史》内页

上述文章一经发表，不仅迅速赢得了日本各界的一致好评，更让当时的中国学者们束手无策。

鉴于此，时任首相田中义一在发表于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对矢野仁一大加赞赏：

所谓满蒙，历史上既不是中国领土，也不是中国的特别区域。我国矢野博士努力于中国历史之研究，认为满洲绝非中国之领土，业经帝国大学公表于世。我国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极其正当，中国学者对帝国大学之立论，无可反论者。

2）稻叶岩吉的“中国观”

师从内藤湖南，后来加入“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清史学者稻叶岩吉，在1914年和1915年出版发行了《清朝全史》与《满洲发达史》等两本著述。

稻叶岩吉著《满洲发达史》内页

他不仅在书中以“满洲”来指代“东北”，还将“中国”的疆域压缩到了“汉地十八省”，用“中国人”来指代“居于山海关内的汉族人”，将东北汉人视为“外来移民”。

他甚至在书中赤裸裸地表示，“中国人之于满洲，即使能占有其土地，其范围亦只限于辽河流域之一角，于其处设一边郡而止”。

除此之外，他在书中相继提出了“满蒙不可分离”、“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等理论，甚至认为日本“经营”东北的举措，“对于中国人之幸福，并无所杀减；缘彼等幸福之根本，具包容于吾人支配建设之基础当中”。

上世纪30年代的沈阳街景

他在1921年出版的《对华一家言》中更直言，“中国是一个顽迷愚昧的保守国，在北方有落后的军阀，在南方有夸夸其谈的阴谋家，他们都不能收拾中国的时局”。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的革命是没有意义的，所谓“革命”只不过是政权交替，没有政治革新。

辛亥革命后，除了孙中山之外，无论是南方的岑春煊、陆荣廷，还是北方的袁世凯、徐世昌，这些掌权者大多是清朝旧臣。表面上时代变了，实则仍是旧派人物当权，政治风气腐败僵化，真正的改革寸步难行。

其次，中国人民普遍缺乏政治欲望。

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大多数民众逐渐放弃了对政治的追求，转而将全部精力用于自我保护，这是历史环境造就的深层结果。这种对政治和国家利益的漠然与不信任，构成了中国人的第二大民族特征：即普遍缺乏对国家存亡的关切，只专注于维护个人与家族的利益。

电影《茶馆》中的普通民众

第三，中国社会生活停滞，革命后的人民依然是旧时代的人民。

近代中国只有上海、天津、汉口等租界地区出现了显著的产业进步与经济繁荣，具备了现代文明社会的设施。然而在租界之外，广大城乡仍停留在传统中国的旧有模式中。

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根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家族制度。这一制度强调家长权威，要求子女绝对服从，以“孝”为核心精神，不重视个人权利。而共和制度恰恰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两者在根本理念上相互冲突。

这就意味着，只要中国社会仍以农业为主体，陈旧的家族观念未被打破，真正的共和制度就难以建立。换言之，即便引入再多外来思想，若社会结构不变，任何改革都难以真正见效。

第四，中国军队素质低下、纪律涣散，仅凭武力根本无法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稻叶岩吉与老师内藤湖南一样，主张中国“开放一切政治机关”，将一切主权委托于列强：

要想重建中国的政治，靠现代中国的旧思想家、空想家、野心家是完全无效的，倒不如委托于外国人，以图政治的根本改善。这种统治以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为期是至当的，中国应该虚心地听从外国人，逐渐培养政治公德与能力。

鉴于他还曾担任过日本陆军大学的教官，以石原莞尔为首的高级军官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就意味着，他的思想在军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稻叶岩吉著《近世中国史》内页

3）其他版本的“中国非国论”

1924年4月，《外交时报》主编半泽玉城在《答汪公使：所谓二十一条与旅大问题》一文中明确表达了“中国非国论”：

无论由谁称帝，或是哪个民族入主中原，中国的广大百姓通常都抱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淡然态度。他们生性平和，因此即使面对金人、辽人、蒙古人或满洲人的统治，也往往不见大规模骚动或惊慌。

即便东北曾遭俄国人蹂躏，香港、上海、青岛等重要门户被外人掌控，民众依然表现得从容不迫。那些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壮语，历来多是中国文人笔下的抒怀，或为部分职业政治家用作宣传，与普通民众的日常情感相距甚远。实际上，这种延续三千年的历史性情，至今未变。

电影《茶馆》剧照

对于日本的对华策略，广大的中国民众并不抱有特别的恐惧或猜疑。相比之下，俄国自东北南下以及德国强占山东等行径，更容易引发他们的警惕。而日本因文化相近、人种相通，反而使中国民众在心理上感到几分亲近，他们并非心胸狭隘、默认前者而独排斥后者的民族。

更直白地说，即便全世界军阀与列强联合来犯，中国民众也绝不会因恐慌而应战——他们既不觉得恐惧，也不认为有为此恐惧而战的必要。可以说，这也是中国与其民众的独特秉性。

可以说，半泽玉城不仅全面否定了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的主动性与自觉性，而且还教条地搬用历史上中国内部各民族融合统一过程中的现象，否认中国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的可能性，提出一种近似“中国非国论”的谬论。

《外交时报》内页

同年11月，众议院议员永田善三郎在《民族角度看中国》一文中，提出了变相的“中国非国论”。

在他看来，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上，除了周代以外，几乎就没有统一过，经常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因此，“中国只是一个民族团体，而非统一国家”。

为了验证自己“观点”的准确性，他从中国的“国民性”角度做出了“解释”。

首先，中国人是极具和平性格的民族，他们对战争不感兴趣。

中国民众对战争几乎一无所知，也缺乏足够的兴趣。无论由谁发动战争、最终谁取得了胜利，他们都持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即便当前中国正遭受着他国的文化侵蚀，甚至难以维持独立国家的地位，但从其民族历史与特性来看，这样的危机也根本不被他们放在心上。

众议院议员永田善三郎

其次，中国“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极端发达”，导致民众不会为国家的国防做出牺牲，不会进行有损自身的战争。

中国人素来不以参与战争为荣，即便是参战者自身，也往往缺乏必胜的信念与意志。一旦战事拖延、代价过高，他们便倾向于议和止损，而非坚持到底。这种战争观念，在日本看来几近儿戏。

与此同时，强烈的个人主义与利己心态，使他们普遍对“谁做皇帝”、“国家是否统一”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政权更迭与国家统一并不能带来实质利益，反而会伴随赋税加重、家产被征的风险。因此，即便有英雄人物实现统一、维护国体，在普通民众眼中也可能成为一种束缚甚至威胁。

总而言之，除少数上层人士与知识分子，大多数中国民众对国家统一并不看重，更不愿为之付出代价。

电影《茶馆》剧照

第三，中国的统治者往往不行善政，反而对人民横征暴敛，不保护其财产。

百姓为求自保，于是建立起以宗族为基础的家庄、家屯等自卫组织。这种血缘集团在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但却不利于国家层面的统治与统一。

第四，中国社会历来存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不承认统治权力的天然合法性，这也成为国家难以长久统一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观察，永田善三郎断定，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具有国家体统的集团社会，恐怕今后只会作为一个社会、民族集团，朝着发展中国文化的方向走下去”。

电影《茶馆》剧照

4）尾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政府的“扩张胃口”越来越大——在给全亚洲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国民迈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历史也同时证明，日本人发动的一系列“攻心战”，根本无法挽回失败的结局。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日本人的“帝国梦想”，彻底灰飞烟灭了。

裕仁宣读“终战诏书”

现如今，“和平与发展早已成为了人们的普遍共识”。更何况，“日本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日本，中国更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因此，对于近代日本所宣扬的一系列“暴论”，我们只需用平常心看待就好。

不过话说回来，这段历史也让我们充分意识到，当知识彻底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时，学者的良知很容易被狭隘的民族扩张主义所吞噬，丰富的学识也容易演变为侵略者手中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