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父亲陈炯明翻案？公仇私恨都可忘，历史教训必须记

孙中山先生，被中国国民党尊为“国父”，被中国共产党尊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陈炯明，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书中，大多被描述为“军阀”和孙中山痛恨的“叛徒”，他最著名的罪行就是“炮轰总统府”，当然指孙中山的总统府。

陈定炎，陈炯明的次子，于1997年与他人合著发表了《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为其父亲“翻案”，也就是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澄清和说明。

儿子珍惜老爸的名誉，为老爸辩解，这个很正常；另外，当今的学术氛围更加宽容，允许有不同意见发布和讨论，所以，历史问题的分析可以有更多维度、更多方面，更加完整、更加准确。

1，陈定炎为陈炯明的辩解和陈情

首先，陈定炎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澄清所谓的“六一六炮轰总统府”事件。

陈定炎称，在这个事件中，陈炯明不是主谋，而是他的部下叶举策划和实施了这个行动。并且，炮轰的目的也绝不是为了伤害孙先生，实际上提前通知他，让他顺利撤出总统府，此后也没有进一步的实质性的追杀。

当时，陈炯明听闻部下叶举炮轰总统府的企图之后，立即派出秘书，带着他的亲笔信劝叶举他们千万别轻举妄动。

信中大意为：如果孙中山出兵北伐大获全胜，则皆大欢喜，大家都有好处；如果失败了，我还可以以陆军部长的身份将部队调返东江，收拾残局。

但是，叶举却当着陈炯明秘书的面将信抛落地上，说陈炯明是书生之见，不知军事，并让转告陈炯明，事情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据说陈炯明收到回复后，怒不可遏，大发雷霆。

1922年6月16日凌晨5时，4000名粤军士兵包围总统府，要求守军缴枪，放弃抵抗，但守军拒不投降。粤军发炮三响威吓，10时攻陷总统府。此时，孙中山已经在慌张之中撤离总统府。

由此可见，粤军炮轰总统府确是事实。

当孙中山撤到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命令用舰炮轰击广州城。孙中山虽然控制了几艘军舰，但无法靠岸，像命运中颠沛流离的浮萍，情况依然危急。

蒋介石在孙中山危难之际，接到孙中山求助要求，前来营救，因此获得了孙中山的极大信任，成为蒋介石的重要资本，由此获得在国民党内地位攀升的重要契机。

珠江已经被粤军封锁，永丰舰停留了一个多月，孙中山孤立无援，事态持续恶化。蒋介石亲自守住驾驶楼，护驾孙中山离开珠江，经香港逃到上海，这才脱离危险。

陈定炎称，实际上陈炯明禁止部下组织大规模攻击，最终让孙中山安全离粤。所以，实际上，还是保全了孙中山的性命。

坏事变成好事，这一事件的发生，促使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放弃了对地方军阀的依赖，转向寻求俄国的支持，提出了全新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并建立起自己的军队和黄埔军校。

其次，陈定炎认为陈炯明并非一个反动的军阀，而是有理想的、有作为的革命家。在广东省的市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等诸多方面颇有成绩。

陈炯明毕业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在清末新政时期曾经当选广东议员，经历过立宪运动的洗礼，的确不同于舞枪弄棒起家的武夫。

他在主政广东期间，推行地方自治，实现了县长民选，在政治改革方面卓有成效。他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把广东当成他施展宏伟抱负的“试验田”。

即使在1918年率粤军入驻福建漳州期间，他也要实施他的“理想”，成功地建设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他到了漳州，立即铺马路，建公园，开运动会，出版日报。公布交通规则，马路上不许走人力车；公园里竖了一个四方石碑，刻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这一切，在当时可谓有口皆碑，美名远扬。

再有，尽管在政治上仍存有争议，但在私生活及个人品德方面，陈炯明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军阀作风完全不同。

他不仅文采斐然，而且廉洁奉公，不贪财、不好色，私生活严于律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本归还我国的东北三省。日本人拉拢不成，依然赠他8万元支票，妄图留下继续联络的依据，但陈炯明即使缺钱，还是在支票上打叉退还。

1933年，陈炯明在贫困和疾病中在香港逝世，竟然连购置棺木的钱也没有，可见他掌权时非常清廉。

1.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协作和冲突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回望这两位著名历史人物，我们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或许能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孙中山、一个不一样的陈炯明。

陈炯明与孙中山曾经有过精诚团结的合作阶段。

作为科举制度废除后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陈炯明早年与孙中山具有相同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目标。

他在1909年秘密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率淡水起义光复惠州，成为广东军政府都督，推行禁烟、禁赌、教育改革等新政，使广东成为“模范省”。

此时两人合作紧密，孙中山赞其“品学兼优，热心国事”，陈炯明也被视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军事领袖。

可见，辛亥革命时期，陈炯明是孙中山真诚的盟友。

护法运动初期，陈炯明继续积极支持孙中山。

护法运动，指中华民国时期由孙中山领导，反对北洋政府，在广州另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行动。所谓“护法”指的是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7年9月，由孙中山主导的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为扩大护法成果，抵御北洋军阀的进犯，1918年5月，陈炯明率新组建的粤军进入福建，经过与福建军阀李厚基部的激烈争夺，粤军先后占领了闽西南27个县。

1918年孙中山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离开广东赴上海。

1919年10月，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华革命党，建立了中国国民党。

1920年11月，驻扎在福建南部的陈炯明，率粤军攻入广州，驱逐了西南军阀，邀请孙中山回到广东。

1921年元旦，孙中山在军政府发表演讲，强调要继续北伐、武力统一中国。4月，军政府召集非常国会，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

但是后来，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矛盾逐步显现、激化，甚至到了对抗的程度。

陈定炎认为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不和，本质上是“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路线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陈炯明背叛了孙中山。

中国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个大总统，即孙中山和徐世昌，势必要大战一场。陈炯明非常反对，他主张美国式的联省自治，先定各省宪法，确立民治基础，再定国家宪法，循序渐进推进和平统一。

陈炯明认为，孙中山现在就任总统，北方军队来攻打，广东很难对付；广东也暂时缺乏财力支持军队进行北伐战争。孙中山对陈炯明的意见不予理会。

孙中山启动了北伐计划，但陈炯明不支持，从而被孙中山撤职。

更出乎孙中山意料的是，陈炯明的部下，在广西对付桂军的粤军总指挥叶举，趁机率军回到广州，控制了广州城，拒绝支持北伐。6月1日，孙中山只身回到广州，想召集叶举等人商谈，但遭叶举拒绝。

14日，叶举致电全粤官兵，请孙中山停止北伐，谋求南北和平统一。15日夜，叶举召开粤军高级将领会议，准备采取军事行动。孙中山与粤军的矛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再者，二人存在权力冲突。孙中山以护法的名义建立南方政权，许多做法都使陈炯明不能认同。

首先是“特别国会”改变了正常的总统选举法。

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召开，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这个大纲给总统无限制的权力和任期。投票居然采取记名投票方式，也就是说，谁赞成谁反对，孙中山可以一目了然。

其次，就任大总统之后，孙中山首先要做的就是讨伐北京政府。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他联合东北的张作霖，要对北京南北夹攻。在广东政府缺少基本实力情况下，这样的战略，陈炯明无法理解和接受。他开始是消极抵抗，后来是公开抗命，最后是辞职下野。

就在陈炯明下野之后，他的部下叶举施加压力，孙中山被迫撤出广州。矛盾对抗的最后结果是，粤军炮轰总统府。

3，陈定炎说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

首先，陈定炎声称，历史应该突破单一叙事，不可把历史人物的形象简单化，非白即黑。他认为，中国近现代历史长期受意识形态影响，陈炯明等人物被简化为“反派”，忽略了陈炯明他们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诸多贡献，如禁赌、地方教育改革、市政改革等。

陈炯明是个前清的秀才，做过清朝的省议员，组织过革命暗杀团，策划过独立，参与过讨袁运动，先后担任过广东省的都督和省长、粤军总司令，还一度是孙中山唯一依靠的军事武装力量。

而且，这个“军阀”偏偏对治理国家还有一套比较清晰的看法，推崇“联省自治”，信奉无政府主义。但他坚持反对孙中山北伐，两人的矛盾激化后终于爆发，他的部队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成为国民革命的“叛徒”，与孙中山先生分道扬镳。

然而，陈炯明曾经热情接待过苏联代表、对列宁表示景仰，还出资支持过共产党的机关报，后来却又走到了反对共产党的行列。他的一系列举动，交织着矛盾与不确定的因素，这些都注定了他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陈炯明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阅历丰富，经历了人生悲喜的各种滋味。

其次，陈定炎还认为，应该警惕把历史工具化，防止历史事件被政治势力选择性解读，例如，国民党塑造了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对立，进一步把它描述为“革命家”和“叛徒”的对立。陈定炎强烈建议一切历史叙事要回归史实本身。

此外，陈定炎提出了他认为正确的历史研究正确的方法。他认为历史研究者不仅要重视中央权力的叙事，还应该关注边缘人物和地方实践。

我们认为，陈定炎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叙事方式的对陈炯明的评价，有新的角度，有更多的维度，对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是，陈定炎作为陈炯明的后人，他的立场难免有偏向，就是偏向“袒护”陈炯明。人们能够理解这一点，不必对其谴责。

然而，历史研究还是应该抛弃主观情感，例如对孙中山、陈炯明的研究，除了参考陈定炎的研究成果，我们还是要研读更多的其它资料。

我们不可仅仅听信一家之言、一面之词，而是应该在严谨考据基础上平衡多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