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澎湖海战》人物海报刷爆网络，网友们发现一个惊人细节：清军主帅施琅与明郑主帅刘国轩，都是福建人。

在真实历史上，清初这一场决定台湾归属的澎湖海战，交战双方主帅都是福建人，麾下士兵九成都来自福建的闽南！大多数都操着福建的闽南语，这一场“同乡对决”和福建人的内战，真的是巧合吗？本文就讲述这一切的缘由！

一 地理宿命：“八山一水一分田”逼出福建海洋基因

澎湖海战的双方将领和士兵大多数是福建人，也是因为福建自古就是孕育水手和海战将领的摇篮。

福建地处东南海岸线中段，境内地貌特征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再加上福建漫长的海岸线，海岸曲折，拥有众多的优良港口，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交通要冲。

海洋山多地少和海洋资源丰富的地理环境，决定福建人自古就是不种地，却向海上发展。自古福建人都是善于造船、航海，从事贸易和渔业。福建人在长期与风浪为伴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无论是造船技术、导航能力，还是对季风、潮汐的掌握，都远超内陆省份。

唐宋以来，福建便是中国对外贸易和航海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泉州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宋元时期泉州更跃居世界第一大港，造就了泉州“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明朝初年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候，福州马尾港成为朝廷招募水师的核心基地，由于福建人丰富的航海经验和海战军事素养，是郑和远航船队水手和水师士兵的重要来源。

在明朝中期倭患肆虐横行，福建涌现出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其中俞大猷著写的军事著作——《剑经》被日本剑道奉为经典。在抗倭斗争中，戚继光等名将在福建招募本地人练兵御敌，进一步培养了福建本地人的海防意识和军事才能。

可以说，在当时明朝的中国，最优秀的水手和最懂海战的将领士兵，绝大部分都来自于福建。

二 郑氏集团：从海盗家族到割据势力的闽南根基

在福建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的海洋文化土壤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海洋人物，其中郑芝龙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明末，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福建就成为东南沿海一带抗倭、防荷兰、以及海上贸易的核心区域。

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原本就是福建南安，自幼从事海上贸易，加入了福建的海盗集团，然后把握时机，靠着明朝朝廷的庇护，建立以郑氏家族掌控的，以福建为基地的海上武装和贸易集团。

明末的郑氏集团，掌控东南沿海贸易，拥有战船千艘、部众十万；由于地处福建，海上武装力量就是从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招募闽南子弟，通过乡情和宗族势力增强集团的凝聚力，从而提高战斗力。

当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更以厦门为基地建立抗清政权。郑成功的北伐抗清、东征收复台湾，其军队将领、行政官员、后勤补给，背后都是福建沿海的宗族、商人构成人脉网络鼎力支持，这是闽南人同乡之情抱团取暖的最好证明！

三 台湾明郑政权：以闽南人为核心的海洋政权

郑成功收复台湾，随军渡海的2.5万将士中，绝大多数为福建人。当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明郑政权，手下的刘国轩和冯锡范作为郑氏抗清复明集团的两大主帅，都是福建人。

如刘国轩是福建长汀人，冯锡范是福建龙溪人，由于高层领导清一色是福建人，出于老乡的乡情和宗族观念，很多福建官兵也被重用和提拔。

台湾和福建仅一水之隔，明末清初福建海盗在台湾的活动，无疑也是掀起了大陆的福建人移民台湾潮，让闽台血脉相连。当明郑政权盘踞在台湾之后，也使大量福建民众为了躲避清初的战乱，带着家乡信仰和宗族观念，迁移在台湾。

当时，台湾明郑集团麾下将士，很多都是福建闽南漳州、泉州一带人；尤其是权臣刘国轩作为郑氏集团的核心将领，其麾下军队的骨干多是福建闽南移民后代，在明郑集团的将领层面更是形成了 “非闽籍不重用” 的传统。

当郑成功儿子郑经继位之后，继续重用福建籍官员，核心智囊团如陈永华等人均来自福建的闽南。

郑经

在台湾的郑氏水师完全继承了福建水师的战术体系，其“五梅花阵”等战法与俞大猷《纪效新书》中的记载一脉相承。刘国轩在澎湖构筑的14座炮台与20里防御工事，正是福建沿海防御体系的翻版，这也是明郑集团在军事指挥上呈现出鲜明的福建地域特征。

因此，可以说在台湾的明郑政权，深深植根在福建籍群体中，本质就是一个以福建闽南人为核心的海洋政权。

四 清军抗击明郑集团的水师，也都是福建人

清军入关之后，一路南下统一中国。对于骑兵起家的清朝来说，陆军实力强大，在陆地上所向披靡，但浩瀚海洋上的海战却是短板。

因此，清军在平定东南之后，在明郑集团强大水师面前，都是屡屡受挫。

经过一番失败，清朝朝廷也认识到，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要想平定台湾明郑集团的抗清势力，必需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组建水师的关键，在于找到精通海战的将才。

于是，清朝康熙皇帝和朝廷重臣，放眼全国，认为组建水师基地和最合适的将才人选，都应该在与台湾相邻的福建。

经过一番选拔，康熙认为投降清朝的将领——施琅是最佳人选。施琅出身在福建的晋江，原本是郑芝龙、郑成功麾下得力干将，早年随郑成功征战时，与明郑集团的刘国轩曾在厦门共抗清军，两人还因同为闽南人结为异姓兄弟；后来因郑成功诛杀施琅父兄，施琅降清，昔日兄弟终成战场对手。

由于来自郑氏集团，施琅不仅深谙水性、舟师，更对郑军的战术、用人机制与作战风格、台湾海峡的水文气候等都是了如指掌。此前，清朝朝廷重用的另一水师名将万正色，也是福建泉州人。

所以，施琅的出现，完美解决了清军组建水师的难题。清朝朝廷采取了极其务实的“以汉制汉”、“以闽制台”策略平定台湾，大胆任用施琅，赋予其全权。

同时，清廷还大量招募福建渔民、水手编入水师，形成“以闽制台”的军事格局。据统计，施琅所率水师中，福建籍官兵占七成以上。虽然清朝利用福建本地的人力、物力和知识，借此攻克福建人在台湾建立的政权。这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最高明的策略。

可以看到，在明末清初之际的海权争夺中，福建籍将领自然成为各方争抢的核心人才。

五 战略要冲：澎湖为何是闽台对决的“生死线”？

澎湖海战发生的澎湖列岛，位于福建大陆和台湾岛之间，被称为“台湾之门户，闽粤之藩篱”，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因此，清军为了平定台湾，决定与反清的明郑政权决战之地必然选在在澎湖，交战双方的后勤基地（清军在厦门、铜山）、情报来源、兵员补充，都极度依赖福建沿海。

于是，在这一种地缘格局下，熟悉台海海域的福建籍将领，在战场上就拥有了绝对的“主场优势”。

因此，清军的主帅施琅和台湾明郑政权的主帅刘国轩，都是海战名将，曾经都是在郑氏集团并肩作战，最终因政见不同，在澎湖战场上兵戎相见。

在澎湖海战决战的当天，澎湖海域突发南风，施琅凭借闽南人对季风的精准把握，下令水师突袭；刘国轩则依福建沿海防御经验，指挥炮台反击，炮声震得海水翻涌，双方士兵喊话都带着熟悉的闽南乡音……

因此，施琅和刘国轩这两位福建籍同乡的对峙，本质也是清初两种政治选择的碰撞：

施琅选择归顺清朝的中央政权，推动国家统一；

刘国轩则坚守明郑集团的“反清复明”理想，光复大明王朝；

但无论立场如何，交战双方主帅的战略眼光、战术风格、对海战的深刻理解，都深深植根于闽南海洋文化的土壤之中。

六 福建同乡的乡情

因此，1683年的澎湖海战，表面上是清朝和明郑政权执政，引起一场“福建老乡”之间的对决，实质却是由福建深厚的海洋文明底蕴、明郑政权的闽南属性以及清朝务实的战略选择共同决定的。

在清初台湾回归的历史，在海洋上一决高下的时刻，需要从具有浓厚海洋文化的福建寻找顶尖人才。在深层次来看，澎湖海战的发生，也是清朝的海洋利益与明郑政权偏居台湾一隅的地缘格局之争。

值得一提，取得胜利的清军主帅施琅，在平定台湾回大陆之后，出于福建老乡的乡情，并未对占福建籍大多数的明郑集团旧部赶尽杀绝，却是采取了宽容和招抚的政策。

施琅进入台湾后，见到明郑士兵多为福建泉州同乡，当即下令“免缴兵器，返乡者发放盘缠”。有漳州士兵哭诉说家人还在大陆，施琅亲自安排船只送其返乡，这一举措让数万明郑士兵主动归降。

澎湖海战后，清朝朝廷能够迅速接收明郑集团的成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施琅的协调作用，这一切证明施琅顾及福建同乡的乡情！

如施琅上奏给康熙，主张对台湾进行“因俗而治”，保留台湾原有的社会结构，安抚民心，保留对台湾建制，这些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台湾的稳定与发展，念及福建与台湾的闽台血脉！

明郑政权的刘国轩投降清朝之后，被授予天津总兵之职，虽远离福建和台湾的故土，却依然以善终。因此，这两位福建将领的结局，也为澎湖海战福建同乡对决的历史增添了温情。

结语：

澎湖海战清军的胜利，奠定清朝对台湾统治的基础，也是开启了福建籍人才掌控中国海军的百年历史。在晚清从福州船政学堂走出的福建籍将领，如萨镇冰、刘冠雄等将领，在民国时期继续主导中国海军建设，这也是福建海洋文化优势的延续。

因此，1683年澎湖海战中福建同乡之间的对决，更是证明那一场战争只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纷争，共同印证福建和台湾都是“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

回顾郑成功收复台湾到施琅统一台海的历史，福建籍将领始终是闽台联结的纽带。在清初平定台湾的过程中，施琅招抚同乡、刘国轩善终的结局，令这一场福建“同乡对决”多一份人性温情。

现在你回顾这一段历史，觉得最打动你是闽台难断的血脉，还是乱世中的人性光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