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化民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初上征途

长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央，尤其是在军事问题上，仍然没有发言权。尽管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中央政府主席，却不能参与长征这样的重大战略决策，没有人来征求和听取他的意见。幸好周恩来提前将红军要进行战略转移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才在于都着意对突围的路线作了周详的调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也基本上是按毛泽东选定的路线走的。

起初，博古、李德甚至不想让毛泽东随队长征。用当时给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的话说：“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弄到于都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长征开始后，毛泽东的警卫员向军委副官处领取供应物品时，发现毛泽东的名字根本就没编入行军序列，经请示，才临时将毛泽东编入中央纵队三梯队。这个梯队除了毛泽东和他的警卫班以外，其余全是马夫、挑夫等勤杂人员。

1934年10月18日晚，毛泽东眼含热泪，走过用当地百姓献出的门板搭起的浮桥，加入到中央纵队的长征行列。天色将明，毛泽东走到安远、信丰间的新田，感慨地对身边的战士们说了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话语中饱含着他对这块自己亲手创建的根据地的依依别情。但到底去哪里，他也不知道。转移出发前，毛泽东得知张闻天对“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由于周恩来只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实际上是博古、李德说了算。）将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不满，于是向“三人团”建议，转移时将他与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得到同意。这样他就与王稼祥、张闻天走在了一起。

林彪和红一军团的行动，比毛泽东晚了一天。他们于19日踏上长征之路。自从跟毛泽东下井冈山开始，林彪在这块红土地上战斗了6个年头，此刻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由于毛泽东是随中央纵队行进，而林彪率一军团在前面开路，所以直到遵义会议之前，两人几乎是没有机会见面。

突破铁围

别看蒋介石让毛泽东、朱德的游击战、运动战搞得焦头烂额，可对付博古、李德还是绰绰有余。尽管李德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转移方向弄得神秘莫测，连林彪、聂荣臻都不知长征要去向何方；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很快摸准了红军的行动方向，马上调集几十万大军，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

林彪、聂荣臻带领红一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带领红三军团，担任长征的开路先锋，一路披荆斩棘，过关斩将，为后续部队开辟前进道路。

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总司令命令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粤军占领乐昌后，向红军发动袭击和堵截。林彪却认为敌人还没到乐昌，不按总部命令占领九峰山，而是专拣平原走，想一下子冲过乐昌。聂荣臻坚持要执行军委命令。两个人争得很激烈。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提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去乐昌侦察。陈光侦察回来，说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林彪才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军团部到达麻坑圩后，林彪发现了一根电话线，并顺着电话线找到电话机。林彪摇通了电话，对方接电话的是乐昌附近赖田的民团团长的师爷。林彪便装出“中央军”的口气将对方骂了一通，并让师爷把团长找来讲话。民团团长哪里知道与他通话的是红军的军团长，老老实实地告诉林彪他未见到红军的影子，也不知道红军到了何处。林彪说：“你们这些民团顶屁用？还不快联络正规部队，以备阻击！”对方赶紧报告说，粤军三个团已到了乐昌，其中一个团正向九峰山开进。林彪大吃一惊，冷汗都出来了，连忙命令二师四团，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

四团不顾天雨路滑，深夜奔袭，一鼓作气抢占了九峰山，保证了左翼的安全，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红军分兵两路，一路前出道县，一路前出江华、永明，直趋湘江东岸。蒋介石马上调集40万大军，利用长江天险，决心在湘江两岸地带一举全歼中央红军。

明知蒋介石已经在前面布置了口袋，一意孤行的博古、李德还是硬往里钻。红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各军团均遭受重大伤亡，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之战，宣告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从没有真正打过仗的博古，目睹红军的惨重伤亡，痛心疾首，几乎自杀。部队中早就滋长的怀疑不满情绪，在湘江之战后达到了顶点，要求改变领导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时，一些原来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高级领导人的认识也开始转变。当然，这与毛泽东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有关。

会理风波

1935年1月15日，关系到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不知是什么原因，林彪在会上很少发言。有人猜测这是因为他曾支持“短促突击”而在会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事情怕没有那么严重。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里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些人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红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

会议结束后，常委分工，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1日，行军到贵州的鸭溪、苟坝一带，根据作战的实际需要，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

重新掌握了军权的毛泽东，同他的老对手蒋介石又有一番较量。毛泽东首先策划和领导了被他自己称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

说也奇怪，毛泽东布阵用兵的神妙，连敌人都不得不为之心折，然而却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并由此生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林彪虽然在毛泽东手下打了那么多仗，但并没能掌握运动战的真谛，他所熟悉和擅长的只是战役范围的运动战，这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因此，他理解不了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中大规模运用的战略性的运动战，发了不少牢骚。

毛泽东好像预见到这点，在二渡赤水时，以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作了解释：“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不理解，这里边就有林彪。

四渡赤水，林彪虽然执行了军委的命令，可一路牢骚不断。他对聂荣臻和军团其他领导人埋怨，走得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他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林彪在4月22日发给朱德的电报中也提出：目前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

聂荣臻感到林彪的看法有问题，耐心说服他：“这个阶段，我们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使我们由被动变为主动。”

中央注意到下面存在的不同想法，于4月25日向各军团首长发出急电，指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种上下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是我们争取决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央坚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与你们的神圣任务。

林彪仍无动于衷。部队于5月中旬到达会理城郊进行休整时，林彪突然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我怎么能指挥，这是中央的事。”彭德怀一口回绝了林彪。

林彪打电话时，聂荣臻就在一旁。聂荣臻忍不下去了，严肃地对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还警告林：“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林彪仍不甘心，又写了一封给中央三人小组的信，要求毛泽东下台。当他要求聂荣臻在信上签名时，遭到了拒绝。聂再次苦口婆心地劝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苏区，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你要我在你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要负责。”林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个人签名后把信上送了。

事态变得严重了。5月12日，政治局为统一思想，在会理郊外铁厂的一个草棚子里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的气氛很紧张，毛泽东严厉驳斥了林彪“拖垮部队”的论调，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张闻天、周恩来也发言批评了林彪，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彭德怀是在会上才看到林彪的信，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提出我更不适当。”会议期间，彭、林就住在那间作会场的草棚子里，林彪仍在劝说彭德怀：“老彭，还是你行，前方还是你来指挥。”彭德怀一口回绝：“我不行。”

林彪一向对毛泽东恭敬有加，为何此次有这么大的胆量？1959年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到这件事，林彪立即笑嘻嘻地说：“当时走得太疲劳了，就冲动，骂娘……”这个话或许可信，因为不只林彪，王稼祥、彭德怀也对毛泽东只走不打的做法有些意见。但提出撤换主帅，这种事只有林彪做了，这个玩笑开得忒大啦！

大概毛泽东真的把林彪当成“娃娃”了，大概他过于相信与林彪的情谊了，总以为林彪不会真正反对自己，总以为林彪的信是由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因此，会理风波并没有影响到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却把账挂到彭德怀的头上，一直未能释怀。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写“万言书”蒙受不白之冤。毛泽东重提旧事，林彪才出来说明：他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领导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信奉“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林彪，难得讲了一次真话。

毛泽东与林彪

大渡河上

会理会议后，5月15日中央红军继续北进。占德昌，越西昌，赴泸沽，顺利通过了彝族聚居区。5月24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红军先遣队由冕宁进抵大渡河畔的安顺场。这时蒋介石已判断出红军的意图是要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急调中央军和川军加强大渡河以北防御，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如何尽快渡过大渡河，成为毛泽东和其他军委首长最关心的问题。

5月25日，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红一团“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控制了对岸渡口。但当时只有四只渡船，其中三只还是破的，需要修理。大队红军不可能在此处渡江。毛泽东到达渡口后，当即把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叫到一起开了个小会，作出两路夹河而进的部署。决定以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归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循大渡河东岸；林彪率一军团军团部、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西岸，同时向安顺场西北的泸定桥急进，袭取该桥。

兵贵神速。27日拂晓，左纵队先头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从安顺场出发，开始长途奔袭。途中接到林彪鼓劲的电报：“军委来电，限左纵队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取鸭溪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着庆祝你们的胜利！”红四团官兵忍饥抗疲，顶风冒雨，抢关夺隘，昼夜兼程，强行军320里，于29日占领了泸定桥。

30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随部队到达泸定桥。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

越过大渡河后，红军继续北进，进入了川西高原。中央红军从泸定出发，向天全、芦山开进。一路上又遇到一些悬空的铁索桥，林彪在过桥时出了洋相。目睹了当时情景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生动地记述了事情的经过：

翻过二郎山后，我师根据军团首长的命令，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的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结果林彪第一次没有过去。不晓得他过泸定铁索桥时是怎么过的。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队伍陆续过去了。

红军过了芦山，来到宝兴境内的夹金山。军委把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决定由二师师长陈光率四团携电台为前锋，限6月12日赶到懋功：二师政委刘亚楼率五团在四团后跟进，军团首长率军团部、红一师及三军团一部在五团之后跟进。峡金山海拔4000多米，山上云雾缭绕，白雪皑皑，当地百姓称之为“神山”，很少有人经过。12日清晨，红四团开始向夹金山下集结。上午9时开始爬山，官兵们不顾严寒和高山反应，团结一致，经过四五个小时与风雪冰雹的顽强搏斗，终于到达顶峰。下山之后，红四团与由李先念率领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在一个叫达维的小村庄会合。

13日，林彪、聂荣臻开始过雪山时，接到了陈光报告红四团到达达维的电报。聂荣臻因脚伤化脓，起初是坐着担架上山的，但他看到军团参谋长左权因生病行走困难，便自己硬撑着下来走，把担架让给了左权。上山时，天气尚好。午后，情况骤变，先是大雾弥漫，随后是毛毛细雨。继而雪花纷飞。聂荣臻咬牙坚持爬过了雪山，左权也过来了，却没有见到林彪。聂荣臻不免有几分担心，过去林彪几乎是从来不掉队的。14日，才在下山的队伍里看到了林彪。原来林彪身体一直较弱，缺氧和高山反应使林彪在夹金山山顶几次晕倒，失去知觉。多亏警卫员帮助，林彪才没有倒下。后来还是几个警卫员合力把他背下山来。

毛泽东是17日与周恩来、朱德等同时过雪山。清晨，他喝下一碗热乎乎的辣椒水，手里拄着一根木棍，身上穿着夹衣夹裤，脚上是一双黑色布鞋，就这样出发了。他不肯骑马，不让战士们搀扶，与战士们一起，沿着已经踩出来的又硬又滑的雪径，向夹金山山顶奋力前进。他不时伸出大手把滑倒的战士拉起来，还不断鼓励战士们奋勇攀登。来到山顶，他看到有战士坐在雪地里休息，便和蔼地告诉大家，不能在这里休息，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下山去就和四方面军会师啦！毛泽东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下了夹金山，在达维受到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率领的先头部队的热烈欢迎。

18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祸起萧墙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和战略方向上又发生了重大分歧。在这一斗争中，林彪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摇摆。

还在6月16日，中央就致电四方面军总部和张国焘，提出今后红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该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可是张国焘一开始就对中央的方针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另提出了一个与中央背道而驰的方针：要组织远征军，进占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

为统一战略方针，中央电召张国焘立即到懋功，以便商决一切。6月26日起，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为期3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大多数同志的坚持，张国焘也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同意北上。

当张国焘看到经过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只有两万人，且衣衫褴褛，疲惫不堪；而自己却有8万人马，兵强马壮，于是个人野心急剧膨胀，拥兵自重，想要与中央一比高低。但他毕竟在中央中不占多数，要想实现自己的野心，必须多拉些人，而且最好是从中央红军中拉人。他了解到会理会议的只鳞片爪后，把眼光盯住了一、三军团的领导人。

据聂帅回忆，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国焘忽然请他和彭德怀去吃饭。席上，张东拉西扯，开始说一方面军“很疲劳”，“干劲很大”，最后说决定从四方面军拨两个团给一方面军补充部队。聂、彭从张处出来，聂问彭：“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要不要？”聂答：“我不要。”往下再没有说下去。这件事引起了聂荣臻的警惕。

6月底，毛泽东率主要由中央红军组成、林彪任司令员的左纵队北进。16日，林彪率左纵队攻占毛儿盖。

这时张国焘节外生枝，提出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的行动，不肯北上。他策动部下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部，让自己当军委主席的要求。中央从大局出发，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由于张国焘的拖延、阻挠，从7月初到8月中旬，红军大部队在懋功、毛儿盖、卓克基、大小金川一带滞留40多天，攻占松潘、东出北上的战机终于丧失。

此后，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更加激烈，最后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8月3日，鉴于敌胡宗南部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其他各路敌军正在缩小对红军的包围圈，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由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并决定分左、右路军经草地北上，向阿坝和班佑前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三十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指挥，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三十二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作了《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提出红军应向洮河以东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大家纷纷发言赞成毛泽东的报告，林彪也表示赞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明确指出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偏僻地区的主张，是一个危险退却的错误方针。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一再受挫，却一刻也没停止分裂红军的活动。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

我对同志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的思想一贯和中央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呐？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从这些情况看，即使林彪当时没有投靠张国焘的意思，至少也没能识破张国焘的险恶用心，缺少一个红军高级指挥员应有的政治嗅觉和坚定的原则立场。

党中央、毛泽东北上的决心是不容动摇的。毛儿盖会议后的第二天，右路军立即北上。

8月21日，林彪率领一军团二师四团作为先导，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茫茫无际的大草地，向班佑地区开进。经过6天6夜的艰苦行军，四团终于通过了大草地，到达班佑。

2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前敌总指挥部随三十军和四军北上。

出草地后，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进驻巴西、班佑一带。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一师为先头部队向俄界地区探路前进。

张国焘进至阿坝后，却找出种种借口，拒绝执行中央要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的命令，坚持要南下。中央书记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境地。

10日凌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率三军团从阿西出发，两天的急行军，到达甘南边境的俄界地区，与红一军团会合。

远在俄界的林彪，对右路军前总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并不知情。只是在与三军团恢复联系后，从中央和三军团的连续来电中，才判断出事态的严重性。9日，毛泽东在三军团军团部亲电林、聂：“行动方针有变，你部在原地休整，待令出发。”10日，三军团来电：“（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二）中央今率三军团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三）拉界到俄界里程、沿途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报，并请准备三军团全部及军委纵队宿营地。”林、聂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告知已在俄界作好接应中央及三军团的准备。

兵锋北向

脱离险境后，党中央于12日在俄界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把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还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负责支队的军事行动。这表明，林彪依然受到毛泽东的器重。

9月中旬，陕甘支队沿白龙江，经麻牙寺，向岷县方向挺进，途中经过几处险峻的栈道。由甘南北上岷县，必须经过岷山山脉的重要关隘腊子口。负责腊子口防务的是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腊子口素称天险，一个不过30米宽的小口子，两面是千仞绝壁，形成了一个长达百米的甬道。湍急的腊子河从这个狭窄的缝隙中奔腾而下，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是过隘的唯一通道。敌人在桥头筑有坚固的碉堡和防守阵地。

毛泽东亲自部署了夺取腊子口的战斗。经过激烈的战斗，当腊子口顶峰上露出灿烂的朝霞时，担任主攻的红二师四师六连敢死队与团长王开湘带领的迂回部队胜利会合，守敌狼狈逃窜，腊子口落入红军勇士的手中。

打开腊子口后，部队继续前进，进入了汉民回民杂居的地区。林彪派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立即出发到哈达铺，执行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的任务。正在一旁的毛泽东连忙说：“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的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要搞几份来。”梁兴初等化装成中央军，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哈达铺。正巧，鲁大昌的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带着几驮子书籍、报纸等物品。这些都被侦察员缴获了，其中一张报纸登载着红军徐海东部与刘志丹部会合的消息，还有被敌人诬为“匪区”的陕北根据地略图。聂荣臻看到报纸后十分高兴，立即派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兴奋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22日，毛泽东在镇上关帝庙里召开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政治报告，并宣布部队正式改编为陕甘支队。支队下设三个纵队，林彪的职务是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

23日，毛泽东带着陕甘支队官兵继续北进。

新的希望

27日，毛泽东带着陕甘支队到达榜罗镇，党中央正式作出了落脚陕北的决定。

翻过六盘山，毛泽东、林彪又指挥一纵队打了一仗，这也是红军第一次打敌骑兵。10月7日，一纵队与东北军骑兵遭遇，当时这些敌骑兵正在村中休息。林彪、聂荣臻、左权在山上用望远镜观察到敌人把马鞍子卸到地上，根本不知道红军已在眼前。毛泽东也上了山，召集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毛泽东说：“隘口下面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情报，那里驻扎着东北军骑兵第七师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会拦着我们的去路。”又说：“一定要消灭它们，搬开拦路石。一大队、五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林彪、聂荣臻表示，“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三个大队猛虎一样扑下山去，敌人糊里糊涂当了俘虏。红军缴获了100多匹军马，建立了自己的骑兵侦察连。从此，部队对打敌人骑兵也有了信心。

刘志丹派出给毛泽东送信和带路的人已经来到。部队经白杨城、杨家园、洪德城，17日来到了陕甘宁交界的老爷山。第二天到达子午岭。岭上有块高大的石碑，镌刻着“分山岭”三个大字。毛泽东看到界碑以后，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已经走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啦，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

10月19日，陕甘支队终于进入了陕北根据地边缘的一个小镇——保安县吴起镇。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仅休息了一天，尾追红军的敌人骑兵部队就上来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商定：打退追敌，不要把追敌带进根据地。毛泽东让聂荣臻到前面看一下再下决定。聂到前面阵地上回来对毛泽东说：“我们应该出击。敌人骑兵也就是几千人，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就不行了。他们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21日一大早，毛泽东来到前沿指挥所，部队按毛泽东的命令出击。林彪率一纵队任正面攻击，二纵队任左翼。当敌第三十五师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后，红军如飓风一般冲下山来。敌人被打个措手不及，受惊的马匹在山间狂奔乱跑，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不战自溃。红军砍掉了身后的“尾巴”。敌人这一次被打垮后，一段时间没敢来犯。这是长征胜利结束的尾声。

11月3日，党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林彪是军委委员。随后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经保安南下，6日在甘泉附近的象鼻子湾，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师了。8日，西革军委决定由红一军团（陕甘支队改编）和红十五军团（陕北红军改编）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担任老职务，红一军团军团长。

毛泽东在登临六盘山时，远眺西北高原，莽莽苍苍；近看红旗猎猎，迎风翻卷。他感慨万千，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词，其中有云：“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如此说来，林彪也是一条好汉，一条有缺点的好汉。尽管他在会理会议前后表现了对毛泽东军事领导的怀疑，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立场不够坚定，但他指挥红一军团一路抢关夺隘，浴血奋战，从中央根据地的红土地，万里转战到陕北高原的黄土地，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从敌人重围中杀出了北上抗日的血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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