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9月18日，防空警报都会在城市上空响起，对年轻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个需要驻足默哀的时刻，但对整个民族而言，这声警报里藏着14年山河破碎的记忆，藏着无数中国人用生命写就的答案，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天。

1、

1931年的沈阳，银行家巩天民看着日军荷枪实弹穿过街头，像逛自家院子一样随意，胸口堵得发疼。

他不是军人，手里没有枪，身边聚集的也都是医生、教育家这些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

可这群人愣是凑在一起，成立了“抗日爱国小组”，打定主意要做件玩命的事：收集日军侵略的铁证。

那时候取证比登天还难，日军的岗哨遍布全城，稍有不慎就是灭顶之灾，他们每次聚会都要喝一杯苦水，提醒自己卧薪尝胆；出门前，巩天民总要跟妻子说“回不来就别找我”。

为了拍一张关东军司令部的公告，毕天民趴在商铺房顶上等了半天，直到有汽车经过掩盖快门声才敢按下按钮。

夫人们也没闲着，把教堂当成秘密据点整理资料，一旦有特务闯入，就立刻弹起约定的钢琴曲，假装在聚会打牌。

最后他们攒了300多页英汉双语材料，可提交证据时又犯了难，国联调查团被日军严密监视。

还好遇到爱尔兰友人倪斐德，这位老外说为伟大事业死也值，冒险帮他们转交。

按国际惯例，所有材料得签字才有效，9个人毫不犹豫写下真名，这无异于在生死簿上画押。

后来日军报复，8人被捕，巩天民挨了40多天严刑拷打，愣是没吐一个字。

直到1978年他去世，家人才发现这个银行家早在1925年就入了党，他的勇敢从来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共产党员的底色。

2、

1932年，抚顺平顶山的杨占有家，中秋刚过的饺子还冒着热气，24口人正准备开饭。

一群日本兵突然闯进来，说要带村民去“照相”，用枪托把人往草坪上赶，杨占有回头时，自家房子已经燃起大火，而草坪上架着的哪里是相机，分明是两挺机关枪。

“突突”的枪声响起时，他还没反应过来，亲人的尸首就压在了他身上，日军扫射完还不算，又用刺刀挨个补刀，直到太阳落山才离开。

杨占有从尸堆里爬出来，眼前是3000多具乡亲的遗体，有的脑袋崩裂，有的断了胳膊，整个草坪成了血海，晚风里全是血腥味。

那顿没吃上的饺子，成了他一辈子的痛，后来幸存者们告了日本十年，虽然没等来道歉，但终于让世界认定了这场惨案的真相。

平顶山现场遗存的子弹头

3、

也是在1931年，刚考上清华大学的钱伟长，正准备在文科领域大展拳脚，他的中文和历史都是满分，可九一八的消息传来，他跟着同学跑到圆明园，看着断壁残垣当场痛哭。

废墟上一位学长的演讲像锤子砸在他心上：“中国总挨打，就是因为没有飞机大炮。”

钱伟长一下子就“火”了：“没枪没炮，我们自己造！”他当即决定转去物理系，可当时他的物理、化学、英文加起来才25分，系主任吴有训根本不同意。

他软磨硬泡了好久，才换来“一年考三门70分就试读”的机会，接下来的日子，他几乎住在了图书馆，终于如愿转系。

后来他成了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一辈子都在践行“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94年过去了，这些故事里的人和事，有的被刻进了纪念碑，有的藏在了博物馆的展柜里。

巩天民他们当年的蓝布包，在日内瓦的图书馆里尘封76年后，终于被后人找到；平顶山的纪念碑前，每年都有人献上鲜花；钱伟长心心念念的“飞机大炮”，我们现在不仅有了，还全是自己造的。

有人问，都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还要反复提这些痛？因为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那些在尸堆里坚守真相的人，那些放弃前程投身救国的人，那些连饺子都没吃上的普通人，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安稳。

防空警报每年响起，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提醒我们：曾经的中国有多难，现在的和平就有多珍贵；当年前辈们有多拼，今天的我们就该有多强。

勿忘九一八，不是一句口号，是记住那顿没吃上的饺子，记住那个绣着“TRUTH”的蓝布包，记住那个从文科转去学物理的青年。

更是要明白：吾辈自强，才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